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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平静地说，“你最好告诉我，你认为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你在想，我没等蒙泰尼被批准就给朱丽叶用，这是不负责任，是作孽；你在想，是我，是我自己把朱丽叶和德怀特的宝宝，把我的外孙害到这地步的——成了徒有人形的废物，只是个……”萨姆的后半句话噎住了说不出来，随即转过脸去。
西莉亚默默地站在那儿，既同情又难过，心酸如绞。她考虑着讲什么话合适，终于说道：
“萨姆，如果你要听我的真心话——看来现在时机正好——不错，我是那样想过，我看现在我还那么想。”
她往下说时，意识到萨姆直盯着她，唯恐漏掉一个字。
“但还有些别的你要尽力记住。那就是：事后把问题看清楚并不难；还有，我们大家都会判断错误……”
“你没有判断错。这件事你没有判断错。一系列的错误也没有我这一次的错误严重。”话还是那么苦涩。
“我犯过别的错误，”西莉亚说。“主事的人都要犯错误。有些错误之所以后果严重，往往是由于倒了霉。”
“我这一次错误最严重。”萨姆在桌后往椅子里一倒。“对所有的畸形儿，包括没出生的，我都有责任……”
“不对，”她坚定地说，“那不是事实。就其余那些婴儿来说，你是跟着吉伦特公司干的，又听了科技人员的意见。不光你一个人有责任，其他有责任的人也和你一样痛苦。”
“但你是例外。什么使你这样特别，没有被蒙住呢？”
她提醒他说，“开始，我也被蒙住过的。”
萨姆两手抱头。“啊，主耶稣呀！我把事情弄得多糟！”他抬起头。“西莉亚，我对你不公道，态度恶劣，是吗？”
“没关系。”
他的声音变低了，也不那么恶狠狠了。“我很抱歉，真的向你道歉。我想如果讲真话，我会说我妒忌你。除妒忌外，我还在想：要是听了你的话，接受你的忠告该多好。”接下去的话就东一句西一句的了。“一直睡不好觉，一连几小时醒着，想啊想，回忆了又回忆，只觉得良心不安。女婿不和我讲话，女儿不愿见我的面：莉莲想调解一下，又不知从何下手。”
萨姆停住，犹豫一下又说，“还有件事，那事你不知道。”
“什么事我不知道？”
他把头掉过去。“我决不会告诉你。”
“萨姆，”西莉亚坚定地说，“你必须控制情感，你这样折磨自己，不管对你对别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他仿佛没听见似地说，“我在这里完了。你是知道的。”
“不，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想辞职。律师们说，我决不能那样做，目前还不能。我必须留在原位。”他又沉闷地说，“还必须维持门面，保住公司。不能给那些如虎如狼的律师提供更多的炮弹，不能让他们拿着要求赔偿损失的起诉书向我们逼近。所以我还坐在这位子上，为了股东们的利益，暂时仍当着总经理。”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西莉亚说，“我们是需要你来管理公司。”
他摇摇头。“那事要你去干了。你没听说？董事会已决定了。”
“塞思刚才向我略略提了一下。可是我需要你。”
萨姆望着她，眼里含着无言的极度痛苦。
西莉亚突然有所决定。她走到办公室的外门，把门销上；又把通秘书房间的门也销上。她拿起电话话筒说，“我是乔丹太太，我与霍索恩先生在一起，别让人来打搅。”
萨姆仍旧坐在办公桌前，一动也不动。
西莉亚问他，“这事发生后，你哭过没有？”
他似乎感到意外，接着摇摇头。“哭有什么用？”
“有时，哭一哭就好受些。”
西莉亚走到他眼前，俯身搂住他。“萨姆，”她悄声说，“松快一下吧！”
萨姆一个闪缩，盯着她的脸看，主意不定地犹豫着。接着，像闸门突然被冲开，他孩子般地把头靠在西莉亚肩上哭了。
西莉亚第一天同萨姆会晤之后，很快就看出他已是个垮掉的悲剧人物，先前的奋发精神烟消云散，对公司的领导工作已无所作为。西莉亚既深感忧虑，也只好接受现实。
萨姆每天来上班，还是开着他那银灰色的罗尔斯·本特利轿车，在“走廊层”上停车。偶尔他和西莉亚同时到。西莉亚乘的是公司那辆司机开的专车，为此她心里很感激，因为这一来，上下班途中她也可以干工作，读文件了。
同时到达时，她就同萨姆一起走过玻璃走廊，到主楼里乘专用电梯到领导人占用的十一层。他们有时闲聊几句，但总是西莉亚先开口。
萨姆一进办公室，就基本上呆在里面不出来。没有人打听他具体在干些什么，反正除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备忘录外，重要文件也不送到他那里。业务会议虽然事前都一一通知，但惹人注目的是萨姆绝不露面。
因此，从回来的第二天起，西莉亚无疑已在管事了。
凡是需要领导决策的最重要问题都交她处理，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请她解决。她以自己的敏捷果断、见多识广、意志坚强等特长，一一予以处理。
占用她大量时间的是与律师们一起开会。
有关蒙泰尼和撤回该药的事公诸于世之后，第一批控诉书就提出来了。
有些控告看来内容真实。有几个畸形儿，其中也有早产儿，已在美国出生，他们与其他国家畸形儿一样，母亲们都在怀孕期间用了蒙泰尼。
这类内容确凿的诉状今后必然会增多。公司内部作了估计，蒙泰尼在美国造成的畸形儿总数约为四百出头。这是按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英国等国的统计估算出来的，考虑了蒙泰尼在那些国家销售时间的长短、数量的多寡以及美国方面的相应数字。
其他诉状中，有的是代那些用过蒙泰尼但尚未临产的母亲提出的；这大多控告费尔丁·罗思失职，担心以后产下畸形儿。估计剩下为数不多的诉状内容不足为凭或存心欺诈，但都要正式予以处理——这一切需要在法律程序上花费大量时间，开支大笔费用。
至于整个开支，西莉亚——她必须尽快了解这完全陌生的课题——发现，费尔丁·罗思办理了产品责任保险，数额达一亿三千五百万元。此外，公司为了同样目的在公司内部还储备了两千万元。
恰尔德斯·昆廷律师对西莉亚说，“那一亿五千五百万元听起来不少，也许够我们支付赔偿要求了。”接着他又说，“但我不想只靠它，有可能要你在别处再筹些钱。”
昆廷白发苍苍，年逾古稀，是个仪表堂堂的长者。他是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擅长医药方面的法律事务，特别善于替赔偿损害的一方辩护。根据费尔丁·罗思常年法律顾问们的建议，这家事务所已受聘为费尔丁·罗思服务。
西莉亚知道，昆廷在同事中被称为“庭外和事老”。“庭外”指“法庭以外”。这是因为他调解有术，知道如何可不经法庭手续就解决原告的要求。
公司的一位律师对他有句评语：“他有敢于下大赌注的胆量。”
西莉亚早就认定恰尔德斯·昆廷可以信赖，她喜欢这人也使她信赖他。
“亲爱的，你我必须办的事，”昆廷像对心爱的侄女在讲话，“是尽快作出合情合理、慷慨大方的安排。要控制住这种灾难性局势，这两点至关紧要。为什么要慷慨大方呢？要记住可能出现最坏的局面就是：一个蒙泰尼案子到了民事法庭，让陪审团判决几百万元的赔偿费，这先例一开，随后援例判下来的赔偿费，就可能使你们公司破产。”
西莉亚问，“一切问题真可能不经法院就解决吗？”
“可能性比你设想的要大。”他继续向她解释。
“婴儿受到无法补救的严重损害后，诸如蒙泰尼造成的这类损害，做父母亲的反应首先是绝望，然后是愤怒。当父母愤怒时，就要惩治那些造成他们痛苦的人，所以就找律师帮忙。做父母的最最想要——如俗话所说——对方吃官司。
“可是我们当律师的很讲实际。我们很清楚，一些告到法庭的案子有时会败诉，而且之所以败诉，倒不总是理当败诉。我们也清楚，审判前的各种手续，案子太多使法庭忙不过来，以及被告一方策划的拖延战术等等，可能使案子拖上几年才开审。这时，即使胜诉，如被告再上诉，还可以再拖上几年。
“律师们也知道，他们的当事人最初那阵愤怒过后，会变得厌倦起来，幻想也没有了。他们整天陷在开审前的准备工作里，那些工作消耗他们精力，时时勾起他们伤心。结果他们巴不得尽早解决问题，恢复正常生活。”
西莉亚说，“是这样，这一切我能理解。”
“还有，受理人身伤害案件的律师，也就是我们要对付的律师，不仅要照顾其当事人的利益，也要照顾他们自身的利益。许多承办赔偿损失案的律师是按赔偿费来分成的；官司胜诉，则他们可得三分之一的赔偿费，有时还多一些。但律师要付自己的帐单，如事务所的租金，孩子们上大学的学费，需分期偿付的款项，美国捷运公司上个月的结帐等等……”昆廷耸耸肩膀。
“他们同你我一样，希望钱很快到手，不愿没把握地等到遥远的将来，这正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因素之一。”
“我想是这样。”西莉亚刚才思想不大集中，这时她说，“我回到公司后，有些天我觉得自己冷漠无情，盘算来盘算去，对蒙泰尼和所发生的一切光从钱上去考虑。”
昆廷说，“我对你已相当了解，不相信你会那样。而且，亲爱的，即使你有别的想法，你放心，我对这场可怕的悲剧也并不是麻木不仁的。不错，我得干工作，我要干好它，但我也是做父亲、做祖父的人，对那些被毁了一生的婴儿，我也感到很痛心。”
经过这次及其他几次会商，决定了再追加五千万，以备赔偿费之需。
另外，迫在眉睫的是，估计还要支付八百万元，才能将蒙泰尼全部撤回销毁。
当西莉亚把以上的总数转告塞思·费恩哥尔德时，他只是严肃地点点头，看来不像西莉亚所估计的那样吃惊。
“今年年初起，我们就有两件事走运，”审计人解释说，“一件是门市产品的买卖做得特别红火，销售量大大超过预计；另一件是从外汇中得到一大笔‘仅此一次’的意外利润。当然，一般说来，这两笔进帐，股东们应当分红，但按目前的情况看，这两笔意外之财就只好贴补到那追加的五千万元储备中去了。”
“噢，咱们得感谢这两笔款子，”西莉亚说。她记起来，她一度瞧不起的门市产品部门的买卖，已不是第一次帮助费尔丁·罗思渡过难关。
塞思接下去说，“另外有件事看来对我们有利：从英国传来的消息大有苗头。我想你已知道这事了。”
“是的。我看过那些报告。”
“如果到了万不得已，就凭那些报告，银行也会贷款给我们的。”
西莉亚知道哈洛的研究所取得进展，心里非常高兴。那里研制的新药令人鼓舞，而且，看来这七号缩氨酸不久即可问世。所谓“不久”，在药物研制的用语里，是指将该药送交药品管理部门批准还得两年。
西莉亚试图把萨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