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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他对西莉亚说，“你当时触到我的痛处了，因为你问起我是否晚上有时想过，是否想过怀拉齐克的死，或许还有其他人的死。如果早些对诺亚采取措施，我可以救怀拉齐克吗？是的，我可以。不这样说，自欺欺人地生活没好处。现在唯一我能说的就是，只要是多年从医的人，谁都有可以回顾的往事，并知道当时本可以做得更好些，或者本可以挽救已死去的某人的生命。当然，这种事不应该经常发生，而一旦发生了，你能做的至多也就是指望，吸取的教训以后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使他得益。”
这事发生后还留了一个尾巴：第二天安德鲁的脸上缝了三针。给他缝合的当地médico（西班牙语，意为医生。译者注）送他出门时笑道，“可能要留一个疤，大夫。它对你妻子将起提醒的作用。”安德鲁本来说脸上的伤是爬高时摔的，医生这一说就证明了基多是个闲话传得快的小地方。
“我真该死，”西莉亚说。这是几小时后，他们与孩子们共进午餐的时候说的。
“没必要道歉，”安德鲁再次叫她宽心。“有一会儿我也几乎想这么干。只不过恰巧你拣鞋子趁手罢了。另外，打中了我和打中了你可大不一样。”
西莉亚摇摇头。“别拿这事开玩笑了。”
这时，吃饭过程中始终没说话的布鲁斯开口了，他问，“你们现在要离婚吗？”他严肃的小脸绷得紧紧的，愁容满面，清楚说明这问题压在他心里已不少时候了。
安德鲁正要随口就回答，西莉亚用手势止住了他。“布鲁斯，”她温柔地说，“我答应并向你发誓，只要你父亲和我活着，离婚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那对我也适用，”安德鲁加了一句，他们儿子脸上的愁云顿时变成容光焕发的微笑了。他旁边的莉萨也一样。
“我真高兴，”布鲁斯只说了这一句。看来用这句话给已成过去的恶梦做结语很合适。
西莉亚在国际销售部的五年里，这一家也有过其他几次更愉快的旅行。
至于西莉亚的事业方面，这期间她非常成功，提高了她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的声誉。甚至在公司内部有反对者的情况下，她还能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这就是使费尔丁·罗思在拉美销售药品时，让药品标签的规格接近于美国国内法律规定的要求。但是，正如她向安德鲁坦率承认的，进展“并不大”。
“那一天总会来到，”西莉亚预言，“总会有人把这问题公开化。那时，不是新法律就是公众舆论将迫使我们做一直应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还时辰未到。”
西莉亚在秘鲁碰到的事使她认为，实现她某一想法的时辰已到。在秘鲁，费尔丁·罗思的推销人员大多是妇女。西莉亚了解到，这样做不是为妇女解放，而是为了生意好做。在秘鲁，人们认为让妇女久等不礼貌；因此，女新药推销员很快就可以被医生接见，比她们的男同行可能要少等好几个小时。
这一发现促使西莉亚向萨姆·霍索恩打了个长长的报告，根据同一原因，要求公司多招聘女新药销推员来进行国内推销。“我记得在我当新药推销员时，”西莉亚写道，“有时我要等，也有时医生们很快就接见我。我想那因为我是妇女的缘故。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呢？”
后来两人商谈时，萨姆问道，“你建议多招聘一些妇女，这原因是否弄错了？这并不是妇女解放。这只是利用妇女是女性罢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西莉亚回嘴说。“千百年来，男人利用他们是男子这点，往往对我们妇女不利。因此，现在轮到我们了。不管怎样，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都有权充分利用我们各自的特点。”
西莉亚的报告终于被认真地接受了，费尔丁·罗思又开始了一段历程。在随后几年里，其他的一些医药公司纷纷热烈地效法。
整个这五年，在制药行业之外，世界上的事件层出不穷。越南的悲剧正在形成而且愈来愈糟，年轻的美国人——一代人中的精华——被身穿黑色宽大衣裤的小个子们杀死，谁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兴起一种叫“伍德斯托克派（伍德斯托克是纽约州东南一小城名，在卡茨基尔山脚下。1969年，几千青年聚集在这里，过夏季摇摆舞音乐的狂欢节。译者注）”的摇摆舞音乐狂热崇拜，还昙花一现地大放异彩。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野蛮地扼杀自由。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残忍地暗杀。
尼克松当选为总统，果尔达·梅厄成为以色列的总理。杰基·肯尼迪（即杰奎琳·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译者注）嫁给了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艾森豪威尔已去世。基辛格到中国一趟，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爱德华·肯尼迪则到查帕奎迪克岛去了。
然后，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五十一岁的萨姆·霍索恩成了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他取得权力很突然，这发生在公司历史上一个困难危急的时刻。
七
用现在的话来说，萨姆·霍索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他的兴趣多而杂，包括室内的和户外的，智力方面的和体育方面的。
他本质上是个有学问的人，尽管用于公务的时间很多，他却始终热爱文学、艺术和音乐，尽可能地使自己不脱节，熟悉情况。在国外大城市，无论工作压力多么大，他也要安排时间逛书店，看画廊，听音乐会。在绘画方面，他爱印象派，喜欢莫奈和毕沙罗。在雕刻方面，他最喜欢的是罗丹。莉莲·霍索恩一次对朋友讲，在巴黎罗丹雕塑馆的花园里，她见过丈夫在“加莱义民”
前一言不发地站了十五分钟，大部分时间里凝视的眼中含着泪。
在音乐方面，他爱好莫扎特。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尽管还称不上十分出色。在他外出旅行时，他喜欢住带钢琴的套间，偶尔弹上一段莫扎特的作品，比如说A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那深沉而明朗的“行板”，那加快了的“小步舞曲”和最后那欢乐的“土耳其回旋曲”。这样的弹奏可以使他在一天的劳累后仍情绪昂扬。
住带钢琴的套间往往租金很贵，但事实是在这些事情上他自己掏钱。他花得起。萨姆自己很有钱，拥有费尔丁·罗思的大宗股票，这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他母亲去世时他还很年轻。
他母亲姓罗思，萨姆是费尔丁和罗思两个家族中最后一个参与管理公司的人。他事业上的成就并不因为他家庭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有影响也不大，尤其在他接近于最高领导时更不起作用。萨姆达到这一步是他能力强，为人正派。这事实是大家公认的。
在家里，萨姆和莉莲的婚姻美满。两人都宠爱朱丽叶。她已经十五岁了，尽管父母都宠着，孩子显然没被惯坏。
在体育方面，他念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至今每星期有几天早晨都要跑跑步。他很热中于打网球，打得颇不错，不过他的技巧赶不上他热中的程度。
他在网球场上最拿手的一招是网前的凶狠扣杀，因此是很受欢迎的双打伙伴。
在他所有体育运动和脑力消遣的业余爱好之中，驾于一切之上的是这样的事实：萨姆·霍索恩是个英国迷。
就他记忆所及，他一向喜欢到英国去，他对英国的多数事物——传统、语言、教育、幽默、风格、君主制、伦敦、农村、第一流的汽车等等——都觉得可爱可亲。跟他这最后一项爱好相一致，他拥有一辆罗尔斯·本特利，每天开着这辆华丽的银灰色轿车上班。
另一受萨姆·霍索恩高度评价的就是英伦三岛——不光是英格兰——的科学。正是这信念，使他在当上费尔丁·罗思总经理头几个月时就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
在送交董事会的一封密信中，他指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明显事实。
“在药物的研究和生产上——这是我们的raisond′tre（法语：存在的理由。译者注）——我们公司正处在毫无成就、令人沮丧的时期，这时期拖得过长，现已大大超过我们这一行一般的‘暂时平稳阶段’了。我们的最近一次重大突破是罗特洛霉素，距今已快十五年了。从那以后，与我们竞争的那些厂家已制成几种重要的新药，而我们只有不太重要的新药问世。目前也看不到有惊人发明的前景。
“所有这些对我们公司的声誉和士气都有不良影响，对财政的影响也同样不佳。这就是去年红利减少的原因，从而导致股票价值暴跌，至今我们公司的股票仍不受投资者欢迎。
“我们在内部已开始勒紧裤带，但这还不够。两三年内，如果我们对未来提不出积极而强有力的计划，我们将面临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
萨姆在信里没有提的是，他的因与董事会对抗而被解职的前任总经理兼总裁曾经在领导层奉行一种“任其自流”的政策；大多就由于这种政策，费尔丁·罗思制药公司才落到目前这种可悲的境地。
萨姆没提到这一点，在为他的建议做好准备后，他就说下去了。
“我坚决、恳切地建议，”他写道，“我们在英国设立一个费尔丁·罗思研究所，这研究所由英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来领导。它独立存在，不附属于我们自己在国内的研究活动。”
详细陈述以后，他又说，“我深信，我建议成立的新研究分支将加强我们最关键的才智部门，将使我们公司从速发现我们所迫切需要的重要新药。”
为什么在英国呢？
预见到这疑问，萨姆接着回答。
“多少世纪以来，英国一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单就本世纪来说，请想一想英国的几次重大发明。这些发明鲜明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青霉素，电视，现代雷达，飞机的喷气发动机，就只说这四种吧。
“当然，”萨姆指出，“是美国的公司将这些发明向前推进并获得商业上的利润——这要归因于美国人独有的发展与赚钱的能力，这能力往往是英国人所欠缺的。但最初的发明者，就上述四例以及其他例子而言，则是英国人。
“如果你们问我这是什么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要说，这是由于英国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着基本的、内在的区别。两种教育制度各有其长处。
但英国的特点所导致的那种学术研究方面的好奇心无人匹敌。正是这种好奇心，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拿过来加以利用。”
萨姆详尽地谈到开销问题，然后作结语说，“有人可以反对，认为在我们公司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从事一项花销很大的计划是轻举妄动，毫不明智。的确，设立新的研究所将是沉重的财政负担。但我认为，如果继续任其自流，对将来不采取果敢、积极而强有力的行动，则更为轻举妄动，更为不明智——现在需要的是行动。”
对萨姆·霍索恩这一计划的反对意见来得既快又猛，简直叫人吃惊。
正如某人所说，建议书“刚从复印机上取下”并开始在公司董事们和少数高级管理人员中传阅时，萨姆的电话铃就响了。打电话的人都强烈地反对。
“确实英国人有过科学上的全盛时期，”一位董事反对说，“但如今美国人的成就已大大超过他们，因此，萨姆，你的整个论点是可笑的。”其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