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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说回来，对有些事情我也让步了。第一件，人们还将去买蛇油，不管是你还是别人做出它来，所以，谁做都毫无区别。还有一件：如果人们不去买门市产品那里的药，都去找医生，我们就要忙死了——我们对付不了。”
“你这不是在硬找理由吗？”西莉亚不相信地问道。“只因为是我的缘故吧？”
“就算是硬找理由，有什么不可以？你是我的妻子，而且我爱你。”
“这理由对我们俩都起作用。”她凑过去吻他。“好啦，你不必再硬找理由了，亲爱的，因为我主意已定：我干门市产品的时间够长的了，明天就去请求调动。”
“如果你真想调动，我希望你成功。”但安德鲁这回答是无意间作出的反应。从瓦茨摄来的电视镜头引起的沮丧情绪还停留在他心上。他还有一个严酷的个人问题，这与西莉亚或他的家庭没有关系——这问题使他痛苦不堪，而且不会、不可能离他而去。
“难处在于，”萨姆·霍索恩第二天对西莉亚说，“你太成功了——也可以说，你的成功大大超出别人的估计。你是下金蛋的鹅，所以才把你放在布雷联营公司独当一面。”
他们此刻在费尔丁·罗思总公司萨姆的办公室里——这次见面是应西莉亚的要求安排的，她刚刚提出要求：调出门市产品分部。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可能你感兴趣，”萨姆说。他伸手把办公桌上的几个文件夹翻来翻去，终于抽出一个并把它打开。从办公桌另一边，西莉亚可以看见那里面是一些财务报表。
“这报表还没有转出去，不过董事会很快就要见到的。”萨姆指着一个数字说。“你调到布雷联营公司去的时候，那分部的总收入占费尔丁·罗思总销售量的百分之十。今年将是百分之十五，利润也相应地上去了。”萨姆合上文件夹后微微一笑。“当然，你也得力于处方药这边的销售量下降。反正你成绩辉煌，西莉亚。祝贺你！”
“谢谢。”西莉亚很高兴。她本来估计数字不会小，却没料到像萨姆刚才说的那么突出。她考虑了一会儿之后对他说，“我认为门市产品的势头能保持下去，而且比尔·英格拉姆已变得非常能干了。既然如你所说，处方药那边的生意有所下降，我去了或许有点用处。”
“你会去的，”萨姆说。“我答应你。同时，我们还会有特殊而且有趣的事给你干。只不过请你再耐心等几个月。”
安德鲁神色严峻地面对着医院的院长。他们在伦纳德·斯威廷的办公室里，两人都站着，空气紧张。
这是星期五，已近中午时分。
“乔丹大夫，”圣比德医院的院长一本正经地说——他声音严厉，表情认真——“在你往下讲以前，我要提醒一声，你对说的话要绝对有把握，而且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见鬼！”一夜的失眠使安德鲁很急躁，随时都会发作。“你以为我这点都没做到？”
“我想你是做到的，只是要再落实一下。”和往常一样，斯威廷说话时，他那浓密的眉毛不停地上上下下。
“好吧——再说一遍，伦纳德，这一次我正正式式地说。”安德鲁往下说时，谨慎地挑选着字眼，他内心痛苦，实在不愿意把话明说出来。
“和我共事的诺亚·汤森大夫，”安德鲁说，“此刻正在病房查房。据我个人所知，汤森大夫已受麻醉药之害，他已服药成瘾了。我认为他不能行医了，因为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另外，也是据我个人所知，这星期里本医院有一个病人已不必要地死去，这是由于诺亚·汤森在药性发作时处理错误所致。”
“主耶稣呀！”一听到最后这句话，院长的脸变得煞白。现在他请求道，“安德鲁，你能不能至少不提最后这一点呢？”
“我不能，我也不愿意！我还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安德鲁又愤愤地说，“四年前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时你本该采取行动，但是你和别人宁愿闭上嘴，眼睛瞧着别处。”
伦纳德·斯威廷大声咆哮，“我是得采取行动了。在你讲了这些以后，从法律角度来看，我没有别的办法。至于从前的事，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撒谎，”安德鲁说，“我们俩都清楚这点。但这事我也算了，因为当时我和你一样糟糕，一样胆小。我所关心的是现在。”
院长叹了一口气。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想，有朝一日这事总会露馅的。”于是他走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筒。
话筒里传来了秘书呱呱的声音，斯威廷吩咐说，“给我在市中心把董事长找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叫他的人一定要立即通知他。事情很紧急。你把这做完后，你和你那里其他人分头打电话，通知召开医务委员会议。马上就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开。”斯威廷看了一眼时钟。“现在各部门的头儿应该都在医院里。”
院长放下话筒，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苦相，然后他态度温和了。“今天这日子不好，安德鲁。对我们大家、对医院都不好。不过我知道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安德鲁沉闷地点点头。“下一步怎么办？”
“几分钟后就要召开医务委员会议，到时候要请你进去。先等在这里。”
外边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汽笛，时已中午。
时间。等待。等啊等。
安德鲁灰心丧气地在想：过去，他等啊等的，等得过了头。他等得太久了。直等到病人——一个还可以活许多年的年轻病人——死去。
四年零八个月以前，安德鲁就发现诺亚·汤森已服药上瘾。从那以后，他一直尽可能地看住这位比他老的内科医生——目的是保证不出医疗事故，也不要有重大的误诊。由于安德鲁显然难以一直保持近距离观察，他也就满足于没有重大治疗事故发生。
诺亚似乎理解并接受这位同事的关心，他经常和安德鲁商讨难以处理的病例。很明显的是，不管他是否服用麻醉药，这位老大夫的诊断术继续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汤森大夫显而易见地变得更无所顾忌地服用麻醉剂。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回避安德鲁了，而受麻醉剂影响的征兆也愈来愈明显——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双手发抖——在诊所和在圣比德医院都一样。他让几十个装处方用麻醉药样品的瓶子摊得诊所里到处都是，懒得费工夫把它们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常把手伸进瓶子去掏——偶尔安德鲁就在他身旁——仿佛瓶里装的是糖果。
有时安德鲁不明白，汤森怎么能一边不断地服麻醉剂，一边却又似乎能行使职责。后来他这样推断：习惯难改，本能也一样。诺亚已行医这么多年了，他做的许多事——包括对别人说来很难的诊断病情——在他都轻而易举。安德鲁想，诺亚多少有点儿像一架有毛病的机器，还在凭它本身的动量运转。但问题在于：这动量能维持多久呢？
在圣比德医院，看来还是没有别人来分担安德鲁的忧虑。但在一九六一年——这是在安德鲁发现诺亚的事，并和伦纳德·斯威廷作了不欢而散的第一次谈话的后一年——诺亚·汤森不当内科主任，也不参加医院的医务委员会了。这些变动究竟是汤森自己的主意，还是有人悄悄建议的结果，安德鲁从来没弄清楚。而且，从那以后，汤森的社会活动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在诊所里，他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多半把新病人推给安德鲁和一个新来他们诊所的年轻医生奥斯卡·阿伦斯。
安德鲁还是常替诺亚和病人担忧，但因为看来没出什么大问题，安德鲁就——眼下他才明白——只是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发生什么事情，同时又凭其主观愿望，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一直到这个星期。
事情的高潮到来时，它来得猝不及防，粉碎了安德鲁的主观愿望。
起初安德鲁只听到不完全、不连贯的消息。因为他怀疑并经过一番调查，很快他就能把发生的各种事按正确的顺序串起来了。
事情开始于星期二下午。
二十九岁的库尔特·怀拉齐克那天来到汤森大夫的诊所，诉说喉咙痛，恶心，老是咳嗽，还感到发烧。检查证明，他喉咙发炎，体温102华氏度，呼吸急促。经过听诊，诺亚·汤森写的病历表明：他听到受抑制的呼吸声，肺罗音，胸膜有摩擦音。汤森诊断为肺炎，叫怀拉齐克前去马上能收他住院的圣比德医院，并说当天晚一些时候，再去那里看他。
怀拉齐克并不是初诊病人。他到诊所来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来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咙发炎来的，当时汤森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的几天里，怀拉齐克的喉咙恢复正常，但全身出现了发痒的皮疹。
皮疹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他再也不能用这种药了，因为将来的副作用也许很厉害，甚至危及生命。汤森大夫在病人的病历上画了红星，鲜明地记下了这一条。
从那以后，怀拉齐克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
第二次，怀拉齐克因为生了小病又到诊所来。诺亚·汤森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病。看病历时，安德鲁注意到禁用青霉素这点。那一次这条用不着，因为安德鲁没有开药。
那一次——这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前——是安德鲁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怀拉齐克。
怀拉齐克按诺亚·汤森的吩咐去圣比德医院后，被安置在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很快一个写病史的实习医生来给他做正常的病情检查。这是例行公事。实习医生提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对什么药过敏？”怀拉齐克回答，“嗯——我对青霉素过敏。”问题和回答都记在病人的医院档案上。
汤森大夫信守诺言，后来是到医院去看怀拉齐克的。但在去的之前，他打电话到圣比德医院，吩咐给病人用红霉素。实习医生照着做了。既然对大多数病人来讲，用青霉素治疗肺炎是正常的，那么，似乎汤森已经看到病历上的过敏禁忌，或是他记得这点——或许他既记得也看到了。
那天汤森到医院看怀拉齐克时，照理他会——或者说应该——看到实习医生的记录，从而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病人自己的背景也和后来发生的，或者说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有关联。
库尔特·怀拉齐克是个温和而安分的人，既未结婚也没有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孤独的人”。他住院后没人来探望。怀拉齐克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去世，父亲在堪萨斯一个小城和库尔特的未婚姐姐住在一起。他们是库尔特·怀拉齐克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亲人。但是他生病住在圣比德医院的事，他没有通知他们。
情况就这样维持到怀拉齐克住院的第二天。
次日晚上八点钟左右，汤森大夫又来看他。在这一点上，安德鲁又和这事有间接的关系。
近来，诺亚·汤森到医院来查房的钟点很古怪。事后安德鲁和别人推想，他这样做也许是避免白天遇上共事的医生，要不就是由于麻醉药的作用使他迷迷糊糊。那天晚上恰巧安德鲁也在医院里，他是从家里被叫来处理紧急情况的。安德鲁正要离去时，汤森来到医院，他们交谈了几句。
安德鲁从诺亚·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