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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林妹妹的周先生与《红楼梦》也不是一见钟情。他说：“我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没机会读书，小时听兄弟们唱唐诗，非常陶醉。我的‘红楼’开始是从母亲那里东一句西一句听来的。开始看《红楼梦》时，昏昏沉沉，看了七次，最后才硬着头皮读了下去。”
看来，红学家也是凡夫。
“‘二为’方向，‘二百’方针，大体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针、总政策。”
贺敬之不是作为诗人来上课的，他当时已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他是十八九岁就参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而后以诗歌著名的。大约，他感到，责任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先谈诗。
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他以历史为线索，讲述着“二为”的由来。
他又说，这几年文艺是空前的好，三十年来最好的。这点必须肯定。但大好形势下存在着危机和危险。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形势的估计：当前，在相当范围内，左的东西是我们克服的重点。左的干扰是严重的，不能轻视和低估。有右没有呢？肯定有。有的地方、地区，有时候是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还必须引起注意。
围绕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程代熙和上海的一位教授官司打得正火热的时候，程代熙给我们讲马列主义文艺课来了。方脸，高高的前额。看书和讲话，不时变换着两副眼镜。
有人提出，巴尔扎克、曹雪芹、托尔斯泰不懂马列主义，却创作了世界名著的问题，想难倒他。
他们不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专家。他说，曹雪芹是18世纪的人；巴尔扎克去世那年，《共产党宣言》才发表；托尔斯泰死于1910年，这时有了马克思主义，也有了列宁主义，但他不了解，并对唯物论反感。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前人先进思想的总结，他们的美学理论也是从前人的先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作家是思想家，他们运用前人的某些先进思想，正确认识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用小说的形式写了下来，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正确的。巴尔扎克说过，法国社会是历史学家，我是他的书记。
“马列主义是灵的，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有成绩，也有教条主义……”
来讲西欧文学的也是一位老先生，北大西语系的赵隆勷。有一本厚厚的《西欧文学史》就是他主编的。与周振甫相反，他是长脸，而且被岁月犁出了很深的沟壑。从古希腊的羊皮纸文化，而后是但丁、笛福、沙士比亚、现代派……赵先生领我们航行了一回西欧文学的长河。
我们的船要驶入俄苏文学的水域了。
我们要倾听俄罗斯在蒙古帝国马蹄下三百年的痛苦呻吟，要观赏彼得大帝敞开窗户，让西风在伏尔加河两岸自由吹拂的风景，要穿过拿破伦侵略的炮火硝烟……
我们跟着普希金访问皇村和十二月党人；
我们跟着托尔斯泰的马车，进入贵族的舞厅和上流社会；
我们跟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进到贫民窟里，那里确实没有风景；
我们跟着高尔基去作海燕的飞翔，也去革命大潮的岸边作矛盾和痛苦的思索。……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副所长陈冰夷是用自己的经历在讲苏联的现代文学。
秃顶，使他的脸向上延长了很长一段，这样，沉到下面的眼、鼻、嘴，就相对显得集中和拥挤了一些。
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人老就经历丰富，随便摊开一页都足够你读的。有一次上课，他谈到斯大林的文艺思想，——写真实有可能走向马克思主义，顺着这条思维的主干，他没有发展下去，却从旁伸出一枝，“胡风同志也是从那里拿了口号过来。”沿着这旁的一枝，他又生出一个细桠，“我和胡风关系很好，批判胡风受到牵连”，如何牵连，没有下文，他却又跳到1936年，“我和胡风同学……”
他带着我们从俄罗斯涅瓦大街出发，大踏步跳跃，直走进30年代中国上海的亭子间里。
蔡其矫来讲《被开垦的处女地》。
这有些新鲜，一个诗人也是俄苏文学专家？
油亮卷曲的头发，除稍高的前额外，其它该长的地方都长得非常茂密。看学员时，他喜欢把头一低，眼光从两个眼镜片上探出。
“对比是一切艺术的基本技巧……”
他还是从诗歌本行出发，十四行诗、交响曲、词，最后过渡到肖洛霍夫。
“罗希卡，达维多夫的情妇，放纵、轻浮，追求享乐；瓦莉亚，爱上了达维多夫，她真诚、纯洁、深沉，这是人物对比……”
停了一会，蔡先生从兜里拿出了香烟，匆忙间衔到了没有过滤嘴的一头，我们笑了，他点火时发现，很自然滑稽地一笑，可同时，脸也不由得红了一下——这也成为一种对比。
蔡先生用对比的刀，从人物的出场，主次要人物，场景和情节、笔调、细节、插话等方面细腻地解剖着作品，解剖着肖洛霍夫和达维多夫。
教授、专家们从文学史里为我们输送过营养来，养壮我们的身体。而作家则启动我们，让我们将营养转化。作家们更贴近了我们身边。
孟伟哉来了。
他刚从《昨天的战争》走出。当时，他做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
他没有讲稿，就那样很随意地坐在讲台前，挥着手，滔滔地讲。
那时候，新时期文学刚刚起步，旧的胎记还很明显。针对许多作品只从政治上、生产上、战斗中写人的片面，他提出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写人。
“许多作品的人物不吃饭，不睡觉，剩下的只是‘公共’的生活——工作、劳动、战斗，没有人间烟火。”
“中国人多年来不缺政治，在创作实践中，在思维过程中，道德被忽略了。夫妻打架，都是党员干部，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怎样评断是非？”
“文学不能划大线，简单分是非。文学要深入人心。我们可用两类矛盾观点看人，可用法律观念看人，也可用伦理道德观念来看人，对文学来说，这是重要的。政治是大框框。法律不管细小的东西。而从伦理道德看人，可看得细致一点，看得完全一点。”
他历数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道德，《复活》中的道德，《羊脂球》中的道德。由道德而及个性、性格。
在当时，他的话，仿佛给我们开了一个窗子。
“文学现象比较复杂，好像一头大象，常常似瞎子摸象一样。一些非常相对的现象，都是各执一词。我也是一样，不知摸的哪一部分。”王蒙一上台不来一句客套。他口才极好，思路敏捷，妙语连珠。有些像说相声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流利，不会有间歇。
“一、小说首先是对生活的一种发现……”
“二、小说也是对生活的发展……”
“三、小说的难处……”
……
“六、小说的色调……”
他扳直着身子坐在那里，戴着金属框边的眼镜，双手放在桌子上。他的头发比许多来讲课的先生要明显的多很多。
忽然，他打住了：“刚才我讲到第几了？”
大概，他的思维偶然出现了断路。
“第六点。”有人答。
很快他又接上了：“现在讲第七点，小说的节奏……”
韦君宜，大名鼎鼎。看来却如同家庭妇女。
也许刚从锅台边走来，也许刚从菜市场走来。
风霜满脸，笑容满脸。微微突出的下唇动作很快。每句话都是急促的。每句话的结尾都提高了八度。显得干练、精明、风风火火。难怪共和国最权威的一个文学出版社要她来当总编辑。
她从编辑的角度，谈创作。真实、虚构、细节、波澜、美感。像邻居间的家常话。没有主题，散漫而坦诚。
肖军。
“我来先拜个早年，诸位新年好，诸位学习好。”还只是十二月十五日，他就先拜年了。
他讲课了，完全军人式的姿势坐着。他会武打。年少时，在学校和旧军队里干过很多次架，几次遭到开除。他曾受到政治上的高压，却不事趋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鲁迅曾称赞的《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我以为他是一个严厉的老头儿，没想到那样和蔼可亲。说起话，像慈祥的老人谆谆告诫晚辈一样。
已经是银丝满头了，却壮实，脸色红润。下身一件武术运动员的灯笼裤，依稀还透露出他还常习几手功夫。
然而，终究老了。他说，我现在不想写了。没有兴趣，封笔了。再好的戏，也不能演一辈子。到了时候就该退下去了。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的痕迹，明显是老咳嗽，每一次咳毕，跟在他身边的女儿，一个三十岁兼做秘书和护理工作的女人，立即嘁嘁嚓嚓从身边小袋里掏出纸巾递过去擦嘴。
他讲打架和挨打的故事。
也讲他于1930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懦》：
号兵们课程完了，玩起足球来。“来，踢球！”一看，竟是一个人的脑袋，特别恶心人……去林子里看，坟被扒开，衣服被扒了出来，还有一个“下士班长”的证章。
“一次，我参加农村的选举，是丢豆子。来了个小媳妇，一屁股就坐在我的长板凳上。她边吃着萝卜，边问我：
‘你们选谁？’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看选孩子爹好。’
后来干部来了，我问这女人的丈夫怎么样，干部说，她丈夫不错，就怕不干。
就是这点东西，我发展成了《李双双》。”
李准（为什么要在淮字下面还加一个“十”，他这次专门讲了加的理由） 谈塑造人物，谈细节，谈白描，谈闲笔。
“一个漆匠给我漆东西，白漆兑了半两黑漆。我不解，可他是御漆匠，在故宫里干过。问他，他才说，兑了黑漆，才不飘。纯白，就会飘起来。”
写小说也一样，人物里也要兑点黑漆，才不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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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年同鲁迅先生过从甚密，也受了鲁迅的感染，写过十七本杂文集。他却不谈杂文，先谈起了诗。
“我曾就教于一位诗人。他说，一个诗人一定要看到太阳怎样从云层中出来，花朵怎样带露慢慢开放，产妇怎样经过阵痛生下孩子，老年人怎样慢慢死去，只有经历了这些东西之后，才能写出三行、四行诗来。”
“现在的诗是宣传品。”
“天安门广场的诗，没有一首是我喜欢的，都是宣传品，不是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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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政治与文学。他说，三联书店要为他出杂文集子，从一百多万字中选出了五十万字。他把书都交上去，请三联选。三联的编辑说，你解放前的多保留一点，解放后的少保留一点。
这使他想到，为什么越写越差。
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想，解放前，我是对一个问题有看法，有想法，全副精力扑上去，不是为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