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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然后又把他养大成人——那可是自己的大孙子啊！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扯着，一阵一阵地疼。
知道父亲在不断地向那些地方写寻亲信，奶奶暗暗感到高兴，说不定有一天，他真会找回一个侯家的亲人。可过了好几年，没有任何结果时，她开始对父亲产生了许多不满。之所以没有任何结果，那是因为他没到那些地方去找，她相信要是到那些地方去了，一定是会找到的。
有好几次，奶奶强烈地要求父亲带她去原先遭遇藏匪的那个地方去，她要亲自把人找回来。那时父亲就会说，等等，等几天，我半年前刚发出寻亲信，兴许明后天就有回音了。
父亲或者会这么说，等等，等我再发一轮信出去，保不准这次会有回音。要是没回音，咱再出去找也不迟。
于是又等。等了好多年，父亲始终没有出去寻找过。
奶奶1973年去世，临终前，她把父亲叫到床前，对他说，清芝，这么些年，我知道你过得不错，你现在是儿女一大群，可是有人过得不好——你知道，你该还有一个孩子，他一定住在草原上……
她最后说，他要是活着，他一定还在藏人那里，有机会，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
父亲记住了奶奶死前那双满怀期望的眼睛。他没有实现奶奶生前的遗愿，于是他在临终前一个月里，便对我有了一番嘱托。
十五
侯德明说，只要是大庸来的，都是他的亲戚
横亘在我们寻亲路上的有几座高大难行的雪山，但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2004年11月15日下午到达了阿坝州红原县城。
红原县是一个汉族、藏族、羌族三族合居地。因为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时在这里作出过巨大牺牲，上世纪60年代这里定县时周恩来同志取名红原，意为“红色的草原”。这里平均海拔达4000米，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成都的60％。我们一到那里，就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痛、耳鸣、胸闷，连汽车的水箱也被冻住，无法开动。
县委办的一位同志帮我们找到了侯德明的大儿媳阿尔基。阿尔基是县电视台的播音员，在她家里，我们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着罗尔伍的照片。照片上的罗尔伍和我们的父亲及奶奶有几分相像。原来我们在电视上、网上看到的那些寻亲启事都是阿尔基发出去的。阿尔基说，老人念叨“湖南”、“大庸”是他的家乡已有好多年了，为了尽一点孝心，她就帮公公发出了那些寻亲启事。
阿尔基说，侯德明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大儿子俄巴，即她的丈夫，是县一中的老师，不巧这两天出差办事去了，二儿子青络在草原上放牧，他们一两天都还赶不回来，而他的两个女儿嫁得远，一两天也赶不到，她自己就代表他们了。她说，公公单独住在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瓦切乡，他是个佛教徒，这两天出外转经去了，晚上回来得晚，要见他只有等到明天了。
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这个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老人的住所。这是一栋红瓦青砖的房子。一个身穿藏服，脸上布满皱纹，一脸慈祥的老人手捧哈达笑吟吟地站在院门口，等着我们的到来。他的两个小孙女跳起了欢迎我们的藏族舞蹈。我们走上前去，接受了他手中的哈达。
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位老人不能用汉语与我们交谈。当阿尔基把我们一个一个介绍给他的时候，老人神情激动，不停地点头，嘴里说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充当翻译的阿尔基说，他说的意思是，只要是大庸来的，不管是谁，都是他的亲戚。我们听了，都哈哈笑起来，几天来沉重的心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问到他的经历，老人说：从小就没见过父母，我是跟寺庙里一个叫罗巴的喇嘛长大的。我妈把我生下后不久，留下一封血书，然后就和我姑姑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我长大后，罗巴喇嘛才悄悄告诉我，妈妈和姑姑找红军去了。从小罗巴喇嘛教过我一些字，血书上的字后来我都认识了。血书上写着我的身世。血书上说，孩子，你的家在湖南，你的父亲姓侯，你叫侯德明，大庸人，这个名字是母亲给你的，你的母亲是桑植人，老家是瑞塔铺六斗溪（这之前，我们只知道前母刘大妹是桑植瑞塔铺人，但不知道还有个六斗溪。寻亲回到张家界以后，我们专程去桑植县查出瑞塔铺原来确实有个六斗溪，现在已改叫新坪村了）。
老人接着说：我母亲和姑姑的事，都是解放后罗巴喇嘛告诉我的。原来，母亲和我姑姑，还有其他女红军是被土匪从路上抢来的，土匪把她们带到一个有湖水的地方，让她们站成一排。不久就来了一些有钱人，他们要将这些女人买回去做奴隶。好几个有钱人都看上了我姑姑，都愿意出高价买下姑姑。可姑姑跟谁也不走，土匪就用马鞭狠狠抽她，还抓住她的腿在草地上倒着拖来拖去。我母亲没人要，那时她怀着我，腆着个肚子，就没人要。土匪早就知道母亲和姑姑是一家人，他们就把母亲赶到湖里面去，逼着她一直往水深处走，不能停，一停子弹就射过来，在她左右溅起好高的水花。看着我母亲一步一步地往水深处走去，姑姑只好答应了土匪，愿意跟买她的人走。可她提出条件，买她的人必须要带走我母亲，她死也要和我母亲在一起。可这样买主又不愿意了，双方相持不下，土匪又要把我母亲实行“水葬”了。就在这时，从这里过路的罗巴喇嘛便出钱买下了我母亲。罗巴喇嘛要一同买走我姑姑，土匪又不干了，罗巴喇嘛只好劝说我姑姑，说请她放心，他一定好好对待我母亲，并让她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这样我姑姑和我母亲才免遭杀害。
侯德明说到这里，实在说不下去了，他低下头，不停地用宽长的衣襟揩去脸上的泪水。他抬起头来，只是长长地叹气。我们焦急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可是还没开口，他满眼的泪水又涌出来，并且像孩子那样抽泣起来。看见他哭，我们的泪水也跟着涌出来。
良久，侯德明才慢慢平静下来，他眼里闪动着泪光说：我母亲跟着罗巴喇嘛来到庙里后，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并且一个月后顺利地生下了我。母亲生下我后，平时除了带我，就是帮着喇嘛做些事情。其实母亲从一开始就在等着姑姑来找她，她知道，姑姑肯定有一天会来找她的。姑姑被卖到什么地方，母亲找不到，但姑姑能找到她，因为她是被喇嘛买走的，住在寺庙里。
姑姑被卖后，买主每天把她当牲口使用，天晴下雨吹风落雪都要干活，主人稍不满意就打。姑姑每天都想逃走，跑了一次，但没跑脱。他们把她抓住后，扯下她的衣服，抓住头发，或倒拖着她的腿，把她在草荆丛中拖了几个来回，弄得她满身是伤。有了这次后，姑姑虽然心里没断逃跑的念头，但表面上顺从多了……一年后，头人慢慢对姑姑放松了警惕，姑姑终于找了个机会，跑了出来，然后她就到寺庙里找我母亲来了。看姑姑找来了，母亲把我托付给罗巴喇嘛抚养，并留下一封血书，然后两人就走了，她们去找红军了，从此她们再也没有回来过……
侯德明停了停，接下来又说：长大后，我离开寺庙，一个人到处流浪。我到处去找母亲和姑姑，但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慢慢地我也知道了，母亲离开寺庙之前为什么要给我留下血书。她是怕她和姑姑还没找到红军就死去了，我的身世无人知道，而有了那封血书，万一有一天，我的父亲来草原上找我，我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我就等啊等，等了好多年，从来就没有人来找过我……
老人平静而又简略地说着这些传奇经历。阿尔基一一翻译给我们，在场的人听了都黯然神伤。
通过阿尔基翻译，我们问他，那后来你的血书呢？
老人说：烧了。在我刚能读懂血书的时候，喇嘛就对我说，血书不可留下来，只可记在心里。你的母亲也没说出她和你父亲的名字，她只说他们是红军。你要把自己的身世记住，记住了，它就会像血一样流在你的身上，今后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忘记你的来路和归路了。后来我把血书烧掉了，喇嘛才让我离开寺庙。
老人说到这里，慢慢起身，走到靠近里屋的门边，从一个大箱子里拿出一件折叠得很工整的黄色藏袍，颤颤巍巍一层层打开，然后就有一个物件呈现在大家眼前。仔细辨认，原来就是我们湘西一带小孩戴在脖子上的那种兜兜，这东西有成年人巴掌大，虽然老旧，但上面一颗红五星依然保持着当初缝上去的鲜红。侯德明把兜兜递给我们一个一个传看。
侯德明说：罗巴喇嘛说，这是我姑姑走之前留给我的。罗巴喇嘛虽然让我把母亲留下来的血书烧了，但他却将这件东西替我保存了下来。他说，他保存这个，可以证明我是红军的后代，也可以证明他曾经帮助过红军，他说，红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解放后，罗巴喇嘛还活着，他就把这块兜兜连同这件藏袍交给了我，让我保管，说将来要是家乡有人来找我，就拿出来让亲人看……
这时，幺叔把兜兜接过来，然后捧在手中，仔细端详着。
兜兜上的红五星帮他搜寻到七十前的那点记忆。
幺叔眼里盈满闪闪的泪花说，我想起来了，这块兜兜是我妈给她还未出世的小孙子做的。他指指侯德明说，要是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的话，那么这块兜兜就是你们的奶奶专做给他的！他沉吟了一下，又说，当时我太小，这事又隔得那么久，后来的好多年里，我都忘记了，可是这东西保存到现在，看在眼里，我就会想起来——我记得，这颗红五星还是我让你们的奶奶缝上去的，剪红五星的那块布还是我帮你们的奶奶找到的……
看来眼前这个侯德明该是我们侯家的嫡亲了。可是他的年纪仍是一个疑问。幺叔通过阿尔基问他，你的年纪到底有多大？
侯德明沉吟片刻说，年代太久了，我也记不清有多大了。
阿尔基接着说，藏族人，特别是老一辈人，都有把年龄说大几岁的习惯，再加上他们过去年复一年在草原上放牧，年纪大一些的时候，自己到底有多大，就说不清了，他们的年纪一般都靠估算。
我们又问阿尔基，你婆婆今年是多大年纪？
阿尔基说，婆婆已过世三年了，过世时好像是六十几岁，而公公比婆婆可能也大不了几岁。
我们要找的人年纪应该是六十九岁或六十八岁，看来侯德明年纪快要接近这个目标。大家正这么推算着，幺叔突然对侯德明说，我说，你把你的年龄说大了，你说你是八十四岁，那你就是十三四岁就到了这里啰！要是这样，那你为啥说不好汉话呢？说不好汉话，那你就是你妈1936年在这里把你生下的。
听了侯宗元的话，大家稍稍想了一下，突然都一下笑起来。我说，幺叔说得太有道理了。大家想一想，幺叔还不满八岁爷爷就把他送给了别人，到他年纪大一些的时候，他还能记住家里所有人的情况，回家时还听得懂家乡话。如果他真是八十四岁，那他就是十三四岁到这里的，这样他就不可能听不懂汉话，说不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