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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给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慨，打了那么多仗，该死的时候有过，打算一死了之的时候也有过，可最后我都活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感到惊奇，父亲打了那么多仗，从南打到北，从东打到西，又从北打到南，先是与老蒋打，后与鬼子打，打完了鬼子又打老蒋，父亲打得伤痕累累，遍体鳞伤，怎么就没被打死。
父亲说，你们知道吗？人说猫狗的命最大，一共有九条，老子——你们的爹比猫狗的命还多一条，不打死我十次，恐怕是打不死的。
十一
幺叔做了四年工，基本上是给养父养母养老送终
爷爷死后，何天颂两口子把幺叔当亲生儿子对待，他们给他取了个名，叫何维俊，但平日里都叫他九生。
何天颂没地没产，身体又不好，弯腰驼背，患有痨病，一年到头咳咳吐吐，四十几的人，就像六十岁的老人。幺叔跟他过了两年多，十岁那年，看他太难，幺叔要给别人家去放牛，他不让，可没拗过幺叔，最后还是去了。
给别人家放牛，只管吃饭，不给工钱，这样的日子幺叔过了五年，那可是他这一生最苦的日子了。他人小，没亲人在身边，动不动就挨打受骂，吃饭还要看主人家脸色。
长到十五岁，养母眼快瞎了，要人照顾，幺叔这时已是个半大小伙子，就回到家，跟俩老一起过。这样过了两年，转眼就到了抗日胜利的那年，养母眼也全瞎了，养父也五十八岁了，基本上是做不动了，俩老要靠幺叔养老了。
恰好有一个姓赵的人家看上了幺叔，想请他去做长工。他提出一年给五百斤麦子，冬天一套棉衣，夏天两套单衣，吃住在他家。有这个条件，幺叔答应了，因为那五百斤麦子基本上能养活家里的俩老人了。
幺叔在赵家做了四年工。那四年，他基本上是给养父养母养老送终。
到赵家第二年，那瞎了眼的养母死了，赵家给他支取了工钱，让他为养母安排后事。第三年，养父何天颂又死了，赵家又给幺叔支取工钱，让他给养父做了后事。
十二
大庸解放了，我奶奶到处向人打听我父亲
1949年10月，解放大庸的枪炮声震颤了湘西大山，也震动了奶奶那颗快要泯灭的心。好多年了，奶奶和二叔就像老鼠一样，一直过着怕人追杀的日子，他们苟且偷生，生不如死。而那时，我奶奶的心复活了，她像幽灵一样，一个人来到她经常翘首远望北方大地的澧水河畔，她烧了一夜的纸，告慰已在九泉之下的亲人们，红军又打回来了，国家改朝换代了，穷人重见天日了，翻身做主了。奶奶流了一夜的泪，求了一夜的观音娘娘，保佑她的大儿子好好活着，她和二儿子还等着与他团圆呢！
第二天，奶奶和我二叔回大庸了。
他们赶上了大庸人民欢庆胜利的热闹场面。他们走上街头，欢迎眼前一队队走过的解放军队伍。这就是当年的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当年红军被国民党围追堵截，血流成河，几近灭绝，可眼前，还是当年的队伍，却把国民党打得抱头鼠窜，穷途末路。老天爷，你终于把这个世界的风水扭转过来了！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呀！红军呀，解放军呀，我的亲人！奶奶站在街边，脸上的泪水就像春雨后猛涨的河水，哗啦啦地流。
听说这些队伍马上就要开赴西南前线，追赶老蒋去了，奶奶喜悦的心情很快就变得焦躁不安起来。队伍全走过去了，还没有看到我父亲的身影，奶奶上前拉住解放军战士的手，向他们打听她的大儿子的下落。可是没人知道她的大儿子是谁。
那天晚上，二叔拉着奶奶回到老家那个村子里。他们原先的破烂房子早就让清乡的人一把火烧了，他们只好暂时寄住在邻居家。没有房子不怕，穷人已经翻身做主，地主家的房子马上就会分给他们。我二叔那晚上兴奋异常，与那些好多年不见的穷汉们畅谈就要到来的有田种有饭吃有房住的日子，他们摩拳擦掌，恨不得当晚就投入到即将到来的土改中去。可是穷汉们的高兴劲一点也影响不了我奶奶，她心里想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找她的大儿子。
第二天，奶奶早早就动身，到县城去找她的大儿子。二叔理解奶奶的心情，就让她一个人去了。解放了，到处都是穷人的天下了，地主恶霸都已藏起来，没有人敢把她怎么样了，二叔放心得很。
在县城里，奶奶看到干部模样的人和三三两两走过的解放军战士，就上前拉住别人的衣襟打听：你们见过侯清芝吗？
有好几天，奶奶到处打听她的大儿子。可是没有人告诉她大儿子的消息。又过了几天，奶奶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二叔进城来找她，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有一支称为四十七军的解放军部队正忙着在湘西的高山密林间剿匪。大庸刚解放那一阵子，土匪仍然很猖獗，他们随意鱼肉残害百姓，解放军要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除掉湘西的这块毒瘤。
奶奶循着他们的足迹而去。她的想法是，有土匪出没的地方，就有解放军，清芝一定是随部队去了，他没能和妈见面，他一定是随部队忙着剿匪。
奶奶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剿匪的解放军战士，但谁也不认识她的大儿子，她也没有在他们中间看到大儿子。其中有好几次，奶奶险些被解放军和土匪之间的乱枪击中，最后还是解放军救了她，并把她交给前来送粮送鞋的地方干部。
奶奶被带出大山，一个叫龚伦齐的女干部又顺路送她回家。她与她同一个乡，并且是乡妇女主任。她很会说话，一路上，她开导她说，你儿子要是还活着，肯定都当好大的官了，他不会自己带兵在这些山沟沟里打仗的。
奶奶一下子就相信了那个女干部，她说，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就等他回来。
女干部说，对，你哪儿也不要去，你这就回家去，在家里等着，你儿子回来了，我们就来叫你。
她把奶奶送到一个叫漩水的村子里，那里就是奶奶的家。她那所谓的家，也就是借住在别人家的一个小偏房，还是个茅草屋，里面除了正在急着找她的二儿子，一无所有。
临离别时，奶奶突然拉住女干部的手，又摸了摸她的脸说，闺女，你怎么这样眼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女干部说，我们这次见了，今后就是熟人了。
又说了些话，奶奶才让她走。
这位女干部，就是我母亲。
1950年5月，已是一名团职干部的父亲结束了多年的南征北战，带着上级的指令，就要转业回到家乡任职了。他被任命为大庸县武装大队长，并兼任永顺军分区党委委员、大庸县委委员和县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本来，在回乡之前的一个月里，他已在湖南衡阳军分区当上了团参谋长，可他强烈地要求回家乡工作。他回乡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去找与他离散多年的母亲和二弟。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办法能与他们取得联系，双方音信全无，但他却坚信他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早日把仗打完。在他心里，早日把仗打完，早日实现全国解放，似乎就是为着要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现在全国解放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他便迫不及待地向上级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领导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把他调回永顺军分区。
山一程，水一程，最后来到大庸时，父亲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进城的。
那种情形有点像现如今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进城。县里为了迎接一个前来赴任的军转首长，用的是欢迎解放军进城的那种形式，请出了县里最有名的一支腰鼓队。而我母亲当时不仅是个乡妇女主任，而且还是这支腰鼓队的领队。大庸是解放大西南的门户，在父亲到来之前，这里已有好几次举县同庆，欢欣鼓舞的场面了，最先是欢迎解放了大庸县城并向大西南挺进的刘邓大军，然后就是欢迎来湘西剿匪的四十七军。像这样的场面，母亲已记不清是第几次了，她只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把以往扭打过的腰鼓再扭打一遍。
父亲骑着马进城的那会儿，母亲正专心致志地指挥两溜长长的腰鼓队扭打起来。母亲不在腰鼓队的队列，而是在两溜长队的左前方。母亲独特的位置一下子就引起了父亲的注意。然后父亲发现了母亲出色的容貌。那时母亲二十多岁，红扑扑的脸就像三月的桃花一样艳丽，身子挺拔得就像北方田野里的一株红高粱。但真正吸引父亲的，还是母亲长得有点像他的前妻刘大妹。
那一年父亲已是三十八岁的人了，多年的戎马生涯，他不是没有想过女人。他想过，他不仅无数次怀念已失散多年的前妻刘大妹，他还想过像我母亲一样有吸引力的年轻貌美的女子。可是他不敢有过多的奢望，他时时压制着自己的心思，压抑着自己的欲念。长年累月的行军打仗，他心里什么时候都有一种准备，就是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随时随地将最后一滴血洒在疆场。经过了多年战争的洗礼，父亲对女性的感觉已变得铁石般坚硬，即使偶有所动，也正如高温熔炉里的铁液一样，熔得慢，却冷得快。所以父亲看到母亲的那一刻，只是一闪念地动心，谈不上一见钟情，更谈不上牵肠挂肚。父亲只是骑在马上想，妈的！这个女的怎么那么像大妹？
实际上，父亲当时的心思不在这上面，他心里急着要找到我奶奶和二叔。一路上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就像有一场尚未打响的战役让他忧心忡忡。
父亲心里早就想好了，等县里的欢迎仪式一结束，他就骑着那匹高头大马，往生养他的那个小山村去一趟，那不过二三十里的路。果然欢迎仪式结束后，他随县里接待他的同志刚来到县大队大院，父亲就对县里接待他的同志说，他要马上回家一趟，看看母亲和二弟，这么多年，双方一直不通音信，他不晓得他们怎样了。可是还有一些场面上的事要应付，接待他的人建议他明天回去。
父亲在大院内早就摆好的一排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接过一杯茶，欲喝不喝，神情滞重。这时，接待人员问了一句，你老家在哪个地方？
礼貌起见，父亲回答了他，我是漩水村的，那地方离这里不远，二十多里吧！
真是不巧，这时母亲就站在旁边，她正收拾行装，准备回家，她尖尖的耳朵一下子就捕捉到了那个熟悉的字眼“漩水村”，那不正是送那个几近疯癫的大妈回家的地方吗？难道那大妈要找的儿子就是这个首长？
母亲是一个心性很高的女子，在此之前，父亲骑在马上对她打量的那一刻，她就从他兴奋的脸上判断出他心里的那点波澜，是不是自己身上某一点已经触动了这个年纪还不算太大、刚刚回乡上任的首长的心？但他那兴奋的神情非常短暂，只是一闪现就消失了。随后她就一直在想，他一定是搁着一件很重的心事，他那件心事不放下来，他一定是饭吃不香，觉睡不着。
母亲一边收拾一边猜测着这个姓侯的首长的心思。当她听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