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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我们今天干脆把他杀了算了，”我弟弟看着我认真地说，“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我听了有些烦躁。但我弟弟或许是在试探我什么。我不想多说。
“反正你迟早要杀他的，”他又这样补充道，“现在就杀了他，然后我跟你下去干到底，永远不回来了，反正种田也是死路一条。”
“你看你说哪儿去了，羊，我说过要杀得发吗？嗯？”我这样说着我觉得路子就对了，因为这绝对是风言风语。“我中年得子就这么容易吗？”
我弟弟嘴巴一咧，正想反驳，我两手平举猛地往上一抬，“同志，”说着迅速但是轻轻地往他肩上按了按，“我这样做不是有毛病吗？”我把话说完，意思也就到这里了。
我开门，我弟弟不让。
“哥，”我弟弟拉住我喊道，“杀了他吧，求你了，你不杀他我们往后怎么活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弟弟，我又不是屠夫。”我说着伸手去摸他的耳朵，他头一偏，让开了。
“你又不是没杀过人。”我弟弟说。
“哥，你也不是有根鸡巴吗。”我弟弟又说。
我看着我的弟弟，慢慢地有些伤心。本来我想，既然他一意孤行，执迷不悟，我可以先跟他谈谈今后的安排，把答应了婷婷和佳佳在1828线附近的偏坡上种猕猴桃的事也顺便提一下，可他又说到鸡巴的事。我为此想了很多，我想到我年青的时候劲大，浑身都是劲，而现在腿子时常发软，说话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有口水溅出来；想到婷婷和佳佳眼看着就要过了做事的年龄，却没有养成人们在生活上的好习惯——这些事就够我难受的了，而梅梅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连好脸色都不肯给我一个。想来想去都是坏事，我就胡思乱想起来，想啊想，我一边这样心烦意乱地想着，一边看着我弟弟弓着身子在他的床底下摸索。我眼睛一闭，索性故弄玄虚地想起来。我想到有一年在下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一个姑娘也没搞上，一个人坐在窗台上笑着看海，笑得很丑。
我弟弟从床底下摸出来的东西是一长一短的两根火枪，长的是我爹以前在丛林里打野猪用的，短的是流行穿喇叭裤那年我找乌鸦河的铁匠李二拐做的。还有把生了锈的杀猪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弟弟还留着它们。我的弟弟，由此可以看出，你多么勤俭多么节约，你站在我面前，暗示我选择那把短火枪，你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子，你五官端正，你却歪着鼻子眯着眼睛去瞧黑洞洞的枪管；弟弟，你还是在本该跳街舞和唱流行歌的年月啊，我没有见过世面的弟弟哟，你却选择做了一个节俭的人、一个落伍的人、一个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这样下去你不知还要受多少苦哟。我心里这样想着很想告诉他，我的弟弟，你也应该从电视和电影或是布告上得知，如今用这种东西来杀人是愚蠢的行为，是落后的、意气用事的表现。但我又担心说出这种话我弟弟会更加伤心。我这可怜的弟弟，他一边往枪筒里面灌火药和铁钉，一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哥，要打就打后脑壳。”我差不多就是鄙视地看着我弟弟做好了一切，然后主动把沉甸甸的家伙接过来，撩开了衣尾，让它笔直地落进后腰并贴紧了裤带。贴紧了。
“哥，你真不该下去搞钱。”下楼的时候我弟弟这样说。
“对面偏坡上可以种些猕猴桃，科技嫁接，一年挂果。”我对我弟弟说。
“哥，你真不该下去搞钱。”我弟弟把相同的话说了两遍。
我心想，人活在世上连钱都不搞还有什么值得搞？但我也没说出来，我只是启发他，“羊，你觉得搞什么比较合适呢？”
我弟弟顺着这个问题想了起来。我弟弟跟我惟一有点像的地方就是瘦，走在我前面，他边走边试探着回答我的问题，但从他嘴里传来的嘀咕声远没有院子里的招呼声吸引我，“大得兄弟，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我们很快下完楼梯，来到了客厅里，刚要出门，迎面得双和得发两兄弟勾肩搭背地走上了阶沿。“妈那个逼的。”我瞧着十分生气地骂了一句，并低声嘱咐我弟弟要小心了，但随即感觉到院子里陆续赶到的客人们比我想象中要来得多时，我却忍不住张嘴大笑起来，哈哈，好多人啊。
努力嘎巴，原名田爱民，1974年生于湘西永顺，1995年起做过乡村教师、爵士乐手，曾在《人民文学》等刊发表小说若干，著有小说集《我在乌鸦河》。
那感觉如此神秘
巫 昂
住那家旅馆的唯一理由是可以去看附近的一个冰川，旅行手册告诉我，冰川曾经把整个欧洲大陆的北部覆盖个遍，现在的欧洲人，就是当年冰川之难的幸存者。那时候的原始人，假如幸存下来的话，要出门看点冰川，简直就跟站马路边看往来汽车一样方便，但显然，他们并不珍惜那种机会，起码不像现在我们那么珍惜。
到了那家挨近冰川的旅馆时，我终于受不了了，横下一条心，打算不再听话。老外替我们一行三人制定的旅行日程异常刻板，又十分紧张，差不多每天一个城市，这让我感到万分疲乏，再加上北极圈的极昼，几乎没有夜晚，到了半夜三点来钟，太阳好不容易挪到地平线附近，有点下沉的意思，喘了口气，就又挣扎着爬了上来，所以，多厚的窗帘都挡不住强烈的阳光照射进来，根本没法睡踏实。
我是去工作的，为一家类似于美国《国家地理》那样的杂志，写一篇介绍这个遥远国家的文章，据说提供赞助的该国国家旅游局下属的旅游公司，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日程安排紧凑到需要铁人才能扛过去的地步，他们试图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光景，把一幅幅优美如同油画和高级图片的东西，往我们的脑袋里塞，我们只能逆来顺受，小狗一样一路舔食过去，一边还得不停地发出满意的汪汪声，为了表示友好，虽然这种友好绝对够不上影响两国外交的高度，我们还是得不停地微笑，笑得我脸上的肌肉酸得要命。
我的另外两个旅伴，一个摄影师，一个杂志编辑，放下行李后，就跟当地旅游局的一个奇怪的官员碰了面，那个家伙秃了顶，细小眼睛，穿得有些邋遢，看起来一点外国男人的魅力都没有。但他坐在桌子边，很夸张地拿手势比划来比划去，好像在干一件严肃的事一样。我慢腾腾地走过去，坐了五分钟，睡意意外来袭，居然当着他的面打了一个小盹。醒来以后，我心不在焉地瞪着桌子上的一个白得发亮的杯子，等着咖啡煮熟。
我这些行径在他眼里多多少少有些不礼貌，但好在为了说起来方便，同伴把我介绍成作家，（在国内还没什么人这么尊称我呢），这就让我少了跟人家寒暄的必要，作家嘛，多多少少跟不爱遵守规矩沾点边，不用那么客套的。那个官员热情万分地提议我们去看当地人的什么篝火节，我一听赶紧用最简单有效的英语谢绝了，理由是我太累了，想休息一下。旅伴们倒是兴致勃勃的，特别是那个性压抑的摄影师，他一路上对当地民俗充满兴趣，篝火节这样的东西，当然是不能放过的。
于是他们走了，我留下等饭。
旅馆在一个山岙里，放眼望去尽是山，这个镇子冷清异常，几座木头屋子，几辆车，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住在旅馆里的人也很少，我在餐厅转了转，觉得很无聊，就到挨着餐厅的一个小房间里呆了呆。那是一个供客人聊天看电视的小客厅，有一整套布置得跟家庭一样的沙发跟茶几，沙发是深蓝色的，很硬，坐着并不舒服。我从沙发边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画册来看，不出所料，讲的还是冰川的科普知识。就像我一走进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样，床头床尾，都是冰川的图片，冷色调的巨大的冰川，一个高大威猛的男模特儿，赤了脚，穿着小三角裤站在其中一块大冰上。
然后我满屋子找电脑，想给某位男性朋友发封EMAIL，以示我一时一刻也忘不了他。但那种信其实多少有些虚伪，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消耗战，已经接近全盘崩溃的顶点，一路上我很少想起他来，因为一想起来就感到头疼欲裂，想他，还不如含一颗渔夫之宝呢，但是，除了给他写个信诉诉衷肠，眼下，我也找不到别的什么事情干了。
我走了一大圈儿，跟只迷途羔羊一样找电脑，但电脑既不在餐厅，也不在客厅，但我分明闻到了电脑的气味。我对电脑主机运行时发散出来的气味非常敏感，简直可以在一里开外闻到。这个旅馆的一层面积很小，大概只有一百平方米左右，怎么可能找不见呢？这时候，我居然又听到了键盘的声响，电脑不但开着，有人还正在使用它。太古怪了，难道是我脑子过于疲惫，才出现了幻觉吗？
当我回到沙发坐下，仔细观察房间结构时，我才发现在客厅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大丛绿色植物，这在整个旅馆的布置本来应该是很醒目的，这里很少有人在屋子里养绿色植物，正是那棵植物遮挡了我的视线，让我发现不了里边有一个凹进去的小房间，主机的气味和键盘滴滴答答的声响，正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我兴奋地站起来，冲了过去，果然里面有电脑，也有人，可惜只有一台电脑，被那个人霸占了。
一个穿着深蓝色外套的年轻人坐在那里，正在玩那台弥足珍贵、散发着令我感到熟悉的气味的电脑。全世界电脑的味道都差不太多，但看他那津津有味的架势，短时间内，他是不可能把电脑让出来给我的。他转过头来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异样，毫无热情也并不友善，我隐约感到他不是本地人，因为他头发跟眼睛的颜色，要比当地人深许多。我只好回到客厅，老老实实坐下，开了电视看。电视台正在转播欧洲杯的比赛，无论是解说还是足球，我都不懂得。过了不到十分钟，那家伙出来了，我像所有排队排得很有经验的中国人一样，奔向那个隐秘的小房间。
带着没来由的惊惶和狂喜，我上了网，进了163的邮箱主页，但是，发不了邮件，那个电脑配置太低，在主页上，只有一堆乱码。我在另外两个像样点的中等城市旅馆的电脑里，倒是顺畅地发过邮件的，虽然没有汉语输入法，但我好歹看得到网站上的中文字，不用死记硬背诸如“写信”或者“发送”的位置。
这种事，没法咨询外国人。
我只好悻悻地出来，陪着那年轻人在沙发里头坐下。他显然也不是足球爱好者，正忙着换台。我发现他拿遥控器的手和胳膊，形态有些怪异，好像受过什么伤，要不就是得过轻微的小儿麻痹症。他又看了我一眼。几天来的礼貌习惯，迫使我冲他微笑了一下，但丫并不领情，迅速把脑袋扭了过去。
我们各自安静地看着电视，我看着电视屏幕如同在看一面毫无趣味的墙，狗屁东西，一堆又一堆的广告……
但是，谁也不会料想到，半个小时后，我们居然搭讪上了，那会儿我已经转移到旅馆外边的小露台上，那里摆了一些桌椅，有一个皮肤白得连眉毛眼睛都看不太清楚的中年男人坐在那里，他招呼我坐下。
“我是船长。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