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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北京解放，我随军南下，在武汉《长江日报》当记者，1957年因提倡办晚报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摘帽被调到武汉汉剧院当编剧，和钟鸿同行。1981年，也是应师大老同学、当时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副院长于民之邀，写反映解放前北京学生运动的话剧《小草青青》，住在师大宿舍里。有一天，师大老同学徐康向我引见一位女同志，问我：“你看她是谁？”我看起来面熟，正在想：她是谁？徐康说：“她是钟鸿啊！”这时我才看到，婷婷玉立地站在我面前的竟是钟鸿，其实她那时差不多有50岁了，这是隔了30年后我和钟鸿的又一次见面。
1986年我在武汉市文化局任艺术处处长兼《文化报》主编，她从湖南来到武汉吊唁她的先祖黄兴昔日辛亥革命的战地时，我用报社的小卡车陪她到武汉的东湖游览了一圈，1987年，我到北京《中国老年报》任副总编辑，她在中国广播电视戏曲学会任会长，见面的次数多了一些，但是，尽管后来我还帮她办了两期《中国电视戏曲》杂志，但对她的经历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解得很少，只知道她出身名门，她的童年应该是很幸福的。及至这次看了她的《风雨风雨半支莲》才知道她进师大中文系以前——只有十五、六岁的她，已经经历了许多生活上的坎坷：初尝黄连的孤儿；流亡四川，逃出银川，西安、兰州的三进三出，及至重返北京。在师大读书时期，因为我是当时地下党的支部委员，我知道她对中国共产党是忠诚的，在《新诗社》也很积极，所以不久地下党组织就发展她为“民联”以后又发展为党员，但是这样一位对党无限忠诚，才华横溢，性格开朗，作风儒雅的女同志，1957年竟因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冬小麦之歌》而被打成右派，在历次运动中又遭遇一连串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折磨。这些苦难，她在书中已有许多叙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她写的《风雨半支莲》这本书的价值。
我认为《风雨半支莲》这本书，如其说是钟鸿的自传，不如说是对极左路线所所造成的恶果的一个典型描述。“反右”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一次大浩劫。在那次大浩劫中，被打成右派的竟达55万人之多。右派改正后，有许多人写“反右”的书，但像钟鸿这样，把极左路线对她的迫害从头到尾贯穿下来并写出后来的健康心态的不多。这种写法更可以看出极左对一个人所造成的苦难恶果之深。钟鸿书中说：“右派帽子是铁帽子”，这我有深切体验，这是《风雨半支莲》最鲜明的特点，这是其一。
其二，《风雨半支莲》的文笔比较流畅，文风也比较朴实。说它流畅，是钟鸿把主线贯穿在每一章每一事件，贯穿得是如此贴切，如此自然，这是她有切肤之痛所致。说它朴实，是因为全篇既没有虚字又不夸张，而是实事求是地娓娓道来，使人看了既亲切又引发深思。钟鸿是诗人，其中引用了许多她自己写的以及她的亲人和别人写的诗，都用在感情深处。比如第三章“山河破碎童心碎”，她写1939年和妈妈到当时的北平时，在继父黎锦熙主持的大词典编纂处办公室门前有两盆无花果小树，上面结了许多绿色的紫色的小圆果，有次一位叔叔摘了一颗给她吃，并告诉她：“这叫无花果”。她这样写道：“我咬破果子，真是难忘的滋味，白色的乳汁，有着水果的清香，牛奶的甜美…吮吸着果汁，仿佛在品尝我当时的幸福生活……”接着笔锋一转写道：“五十年后我将这经常涌出的记忆，结合坎坷的遭遇，写了这么首诗《无花果》：
虽然上帝夺去了你开花的权利
但你用绿叶也要培育果子
紫色的果子包含清香的乳汁
比所有的花果更加珍奇”
像这样把几十年以前的幸福经历，与几十年后的坎坷遭遇一气呵成，用诗来渲染情感、传递痛苦，在书中比比皆是，可谓诗情画意，此为该书的又一特色。
其三，在《风雨半支莲》中，钟鸿不仅写自己的童年，初恋，大学生活，学运，反右前后的坎坷遭遇等等，而且扩展开去，写她的父母、继父、兄弟姐妹、丈夫、子女、朋友、上级，以及与她有关的一些人；不仅写他们反右前后的态度，而且写他们的学识、品德；不仅写她和这些人的交往，而且写她和这些人所处的城市、农村、环境等。她在写这些人和事时，都是夹叙夹议，引经据典写得有声有色。比如在《重返北平》一节中，她这样写道：“美丽的北平啊！文化悠长的故都！1153年起，金朝开始在这里建都，距今已有850余年，现在在北京广安门河沿公园，树起了富有特色的高高的纪念碑，仰望着它，引发无限遐想……随之在这块宝地建都的是元朝、明朝15帝、清朝又连续10代于此，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朝朝、代代，积蓄了多么丰厚的文化底蕴啊！”“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就是在北平建立的……”
她写继父黎锦熙时，提到黎写中南海的诗和钱玄同主张大词典编纂处设在这个北京最美的地方，黎诗曰：“中海荷香临水际，望中琼岛是蓬壶……”，黎记录了他和钱玄同的交谈：“民十七，战地政务委员会来北京，北京改为北平，大总统府所在之中海，辟为文化学术机关区，钱先生主张（大词典编纂处）定要在那里头找房子。”又叙述了她继父为天才女画家孙竹青立传，表达了继父对扼杀天才的不公世道的抨击和对善良无靠的女才子夭折的深深惋惜，影响时年九岁的钟鸿开始洞悉人间的真善美与假丑恶。
在《难忘兰州》一节里，她写道：“我和妈妈、妹妹爬过贺兰山，来到黄河边，妈妈雇了个羊皮筏子，羊皮筏子是把十二张掏空的吹足气的羊皮筒，绑在用竹竿扎成的方形架子上。这没有船帮的一叶轻舟，载着我们一家人和简单的行李在惊涛逐浪的黄河上漂行。羊皮筏子随波涛起伏，水接蓝天，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我们仿佛也随波涛到了天边。这壮观的情景，使我忘记了恐惧，为后来在人生的狂涛中，积蓄了勇气与沉着。”
这种把上下古今联系起来叙人叙事，使人搁卷之余，尤有余韵可以品尝。品尝之余，感到书中有一种深邃的意蕴，让你去捉摸、去体验、去思考，这是《风雨风雨半支莲》的另一特色。
综观《风雨半支莲》以上三个特色，我们可以说，这既是钟鸿的自传，又是解读、批判“反右”的力作。它既叙述了钟鸿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又显示了钟鸿才华横溢的文采，文采中有理念。是一本有文学价值和理念价值的好书。我和钟鸿有着同样的命运，所以我在前面讲：“看了以后，心情非常激动，又非常沉痛”，她写出了我的心情，也真实地反映了我辈人的经历，所以我为她的《风雨风雨半支莲》祝贺，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它。
向一个生命的强者致敬
——《风雨半枝莲》读后
□文/郭爱民
我喜欢看传记。通过读传记来读历史、读人生，历史会变得形象而丰满，人生会变得具体而深沉。读钟鸿老师的《风雨半枝莲》，就让我看到许多生动的历史画面，让我领悟到人生无穷的苦与乐。
认识钟鸿老师已有10个年头。
如果说，10年前对钟老师的了解是平面的话，那么10年后，一个立体和多维的钟老师呈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时间和空间沉淀的结果，更是与她近距离生活之后的感触。
10年前，她于我，仅仅只是一个杂志社的领导和戏曲领域的专家；10年后，她的角色，更象个循循善诱的长者、慈祥的母亲、良师益友、与时俱进的榜样。
此刻，往事全都涌上心头。我想，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一定带有她生命航程里的印记，或多或少承载些什么，但没有读她的回忆录前，还都是一些片断的印象，一些感性的认识。
1997年，我一个从外地进京求发展的女孩，蒙她不弃，进入她一手创办的《中国电视戏曲》杂志社做事，虽然她不常来杂志社，但只要一来，总是忙着开会。在会上，她的发言总是带有长者的睿智和宽厚。在会下，她也对我这个只身在外的女孩子给予了应有的关切。有一次，她找到我，叫我把每月月票单据撕下来拿到社里报销，虽然只是区区的25元钱，但足足让我温暖了好久。
5年半前，听了她的劝告，来到深圳求发展，她住在她儿子留下的房子里接待了我和我爱人，在我们同住的好长一段时间里，让我更近距离地熟悉了她。
她是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人。2001年的大年初一，一早，她叫上我们一块去游仙湖植物园。坐了两个多钟头的车，到了才发现园内人车爆满，园内道路都被进园入寺烧香拜佛的轿车堵住了，空气中弥漫着汽车尾气。我们只好败兴而归。回到家后，她即给政府的相关部门写信，反映园区出入口的设置问题，以及从环保和大众利益出发，建议禁止私家车入园。不久，这封信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复，表示接受意见并考虑改善方案。
她常在冬季来深圳，总说：“深圳太美了，我要把这里的百花写成诗篇，献给这座花园城市。”她说到并做到了。在深圳的公园、社区的花坛、街边的花圃，卖花姑娘的身旁，经常会出现她的身影，她边走边看，边摄边记，边赏边问。终于，她的《百花吟》诗集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了。在《海天》组织的新书签售会上，很多年轻的读者围着她签字，她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我在一旁看着她，心里也由衷地高兴。
她还欣然受人所托，帮所居住的物业管理处抒写欢庆节日的朗诵诗歌。
大凡爱写作的人，都富有感情。有一次，我打算搬家，事前和她说好了，她也答应了。一大早，我背着包准备出门时，和她打招呼，“钟老师，我走了。”见她坐在床沿上，半张着嘴，没说话，我还以为她在笑着，但走近一看，她低着头在默默地哭，我眼里也一酸，我想她是心疼我们，在一块住久了，临别有些恋恋不舍。我用双手抱着她，像抱着怕游子离去的妈妈，边抱着她边哭着跟她说，“我不搬了不搬了”……
现在我爱人还一直在念叨钟老师对我们的关爱。我星期天早上爱睡懒觉，钟老师会在晨炼后，帮我买来螺旋藻面包和豆浆。她还会心血来潮地给我们做上一顿中式西餐，同品红酒。我刚来深圳时，由于定位不准，找工作不顺，我一度想打退堂鼓回老家。是她，劝我重新定位，并且不时把报上的新招聘信息告诉我。后来，她回北京了，听说我过得较为窘困，还从北京专门寄钱给我。收到汇款的一霎那，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还有比这更贴心的“老师”么，自己的父母也只能做到这样了，说什么，我也得在深圳扎下根来，不辜负她的期望。
读了她的新作《风雨半枝莲》后，又从理性上认识了她的爱，她的情，她的真，她的纯，她的美，既折射着父辈的教诲和荣光，又彰显着她善良的禀赋和对人类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
她的一生浓缩在了她的回忆录里。我一边读，一边与她一同喜，一同悲，一同乐，一同苦，一同亢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