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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1日，春歌21岁大学毕业了，我才和春歌的父亲离婚，女儿也懂事了。她不仅同意，还说，你们早就不是夫妻，解除了好，她劝了她父亲。我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我和她父亲离婚后依然保持了邻居的关系。曾经发现她在一篇习文中写道：“妈妈虽然和爸爸离开了，但为了我照顾父母双方方便，妈妈购新房时，协助我在同一社区另买了一套，让爸爸居住。妈妈多善良，应理解妈妈的苦衷，应给妈妈一个自由的空间。”每当她周六晚上去陪她父亲时，她就请邻居梁阿姨来陪我。
小春歌单纯、幼稚，缺乏社会经验，在工作中，逐步磨练得相当干练了。在我主办的《中国电视戏曲》杂志社，经费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编辑部的行政、编务、美术编排，跑印刷厂、一遍一遍地校对她都包了，经常连夜加班。工作起来也属于不要命的，干活麻利、责任心强。每次出门开会，她尽量帮助岁数大的评委，一手拉个大箱子，一手提个大行李包，背上还驮个背包。
2000年底杂志因经费困难停刊，她失业了。原来学习的专业一直没有实践过。1995年她从服装学院毕业后，就在杂志社工作，在我羽翼下生活，一晃就是六年，使她没有得到独闯社会的锻炼。看来，留她在我办的杂志内工作是失策了，只好鼓励她重新去闯社会，李白不早说过吗？“天生我才必有用”，才有大小，有多种，不能做栋梁，总可以做窗棂。其实她是有用的人才，在闯社会的同时，又学了平面设计、英语、物业管理、会计。现在在中央农工民主党派主办的《医药养生保健报》工作，在办公室工作兼美术编辑，工作踏实、麻利，总能受到好评。这期间她又考下了会计证。
春歌心地善良。她建一哥发病后，开始一直是她和我为建一东奔西跑，建一在天坛医院住院时，离家近，她一天要跑两三次来回爬四楼去看护或送食物。建一不能开汽车了，要送给她，她说：“卖了，给哥治病吧！”建一转院到海淀区玉泉路部队医院后，她几乎隔一天就去看望护理，主动为建一刮胡子，协助护理扶建一出恭等。建一哥感动了，但他说话功能已不行了，以手势从护理他的阿姨手中要了一百元，当护理人员不在病房时，塞给春歌，春歌不要，她哥哥硬要给她，她也就收下，领了他的心意。第二天护理人员替建一换衣服时，追问建一那一百元哪里去了？建一笑而不答，春歌怕两个护理互相猜忌，说是哥哥给了她。建一病危期的最后几天，她没有离开他哥。
小春歌长成大人了，可在我眼中还是我的小宝贝。圆圆的脸，小翘鼻子，浓黑的两道弯眉，一双清澈诚挚的不大不小的眼睛，27岁了，还像个中学生，可能是那张娃娃脸闹的，1996年她21岁时随其父去东南亚旅游，澳门赌场的门卫说她不够年龄，不许她进去参观，看了护照上的出世年月才放她进去。
女儿只顾照料父母，不积极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一拖就是29岁了，做妈妈的怎能不焦急呢？可她总说：“没合适的，一辈子陪着妈妈。”但妈妈是陪不了你一辈子的啊！妈妈愿在辞世前看到你有个幸福的家庭。
女儿是我心中大厦最有力的支柱，她的幸福能弥补我的不幸。
书还未写完，女儿的缘分突然来到，二人一见倾心，性格相投，真是天作之合。这是我晚年最大的快乐之一。我祝福他们天长地久；希望他们平时互相多沟通，彼此促进步，建立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
二、他们都是参与大厦的建设者
“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西赛罗
“友谊应当是不朽的”蒂特。——李维
在我心中建起的大厦不能没有他们————我的众多亲友。
从那个时侯，我就知道友情的可贵：1957年10月初，在等待处理时，先随单位的一个工作组去昌平下念头村参加“大辩论”。组长张道一是我们部里的时事宣传处长，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研究生，水平高，待人温和，对我毫无歧视，他也没有向组里外单位的同志介绍我是等待处理的“右派”，大家对我都很好。有天我着凉得了急性肠胃炎，房东大妈急得流泪，直说要出了事如何是好？还有两个孩子呢，于是给我揪背，说揪出绿毛就好了。组内一位同事，南口铁路工厂材料科科长工人出身的康景全同志，连夜将我送回北京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返回机关，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组，离开了下念头村：
别了，那紫色的山峦，那如水墨画的山影，
别了，那袅娜的白杨，婆娑的柳叶青青。
别了，那弯曲的小溪，那无际的原野，
那刚冒头的冬小麦，那等待收获的棉花。
别了，亲爱的朋友，那热情的话语，
那勤劳的接待，那留连的目光。
别了，亲爱的土地，亲爱的人民。
不过我还会回来的，
像怀念家乡一样的回到咱们的小村。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1958年夏来到了朝阳门外豆各庄劳动，一位大嫂要和我结拜干姐妹，我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她，但她友好的情意驱散了我一时的孤寂。在夜战的高粱地里，一位乡亲让我别傻干了，并递过来一个香瓜，夜不那么寒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在西山一担石沟，厨房的李师傅总是把米汤留给我喂猪，先舀一大碗让我喝，好浓好香。一位年轻的山民张师傅，每天晚上必来厨房听我教文化课，有一天他知道我将离开一担石沟，课后捧给我一大把核桃，他说：“这是我家留种的最好的核桃。是从我爷爷种的那株树上摘的”20多年后，我曾写诗追忆：
我捧着一枚枚核桃，
好象捧着温暖的手炉，
我留下了这枚核桃，
它坚实的褶皱，
将冬暖的回忆深深镌雕。
有次我从城里返回一担石沟，进了山区，走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一位上了年纪的山民走过来问我：“有病啦？”我说：“没有。”于是他问我到深山干什么，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在山里劳动改造，他叹息道：“唉！多好的闺女，可怜啊！”同情的话语差点催出了我的热泪。
忘不了在我被踢倒在“文化大革命”的黑九类中时，那些偷偷送来的和善的眼神。剧团的同事美工傅学斌、写字幕的王德枢不畏人言，和我结成一个战斗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批驳那些侮辱我的大字报。他们小我十几岁，像对亲姐姐一样不断地给我同情和鼓励，希望我生活快乐。有次德枢说：“你写的文章怎么老是泪啊泪的，不会多笑一笑吗？”我永远记住他的话。但哪知苦难总是一个接一个地袭击我，忍不住的眼泪是我情感的宣泄，但眼泪并没有淹死我，我也在不断地寻笑。对生活我从来是个“完美主义”者，但现实不断破坏我的梦，我只得经常从苦中寻乐、寻美、寻情。在友情亲情的大厦里，我充满了快乐，洋溢着笑容。现在傅学斌是全国知名的脸谱画家，王德枢是著名书法家了，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谊。
忘不了我原来的副处长江雪，她不仅在我被批斗情绪低落时，用一朵小白兰花安慰了我；在我摘帽后又帮我安排了剧团任编剧的工作，使我终于能一生从事喜爱的写作事业。我终身忘不了她的仁慈关爱。
更深的友谊，在共同改造中建成。北京市委机关里被揪出的右派，在改革开放时代，大多做出了新的贡献，来往较多的有白祖诚、梁湘汉、张敦礼等
白祖诚，这位顽强的生活者，他用多病的身体每天写作十来个小时，每写完几章，就请我们这些老友去给他提意见，他出国去女儿家期间，也不断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问候和交流彼此的情况。
梁湘汉，从来都是以助人为乐，对我更是帮助不少，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表达了他友谊的诚挚。他帮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是帮我女儿春歌找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张敦礼于改正后任北京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他为人、工作皆如其名，敦厚、谦恭，我有时找他谈谈心，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
善良的人总能重新对待我。改正了，原来宣传部不敢亲近我的同事，如今热情地和我握手言谈，嘘寒问暖，有事热情帮忙。
彭静云、王金鲁、赵树枫在我拍摄《曹雪芹》和办《中国电视戏曲》时都帮我介绍过企业支持我拉赞助款。
王恩荣，金铮到医学界工作了，都是有求必应。
柳晓明后来是律师，在我办杂志遇到法律问题时，他总是无私地协助。
陈瑞美惦记着邀我一同去参加杨述、韦君宜合葬的仪式。在这仪式会上，我听见了当年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对杨述的悼词中，自省了他在1957年抓宣传部右派的事。这怎能怪他，不能怪宣传部任何一个人，但他的悼词使我感动。他是能自省执行错误路线的少数人之一，在1982年我创作了歌颂地下党的现代京剧《雪映古城》演出时，他就在《北京日报》上发了肯定此剧的文章，并对我说：“其实你那时的一些言论只是在党内会上的发言。”我理解他话的内涵就是当时划我为右派是不对的。
邓可因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女儿，北大毕业后，来宣传部工作，为人宽厚，我和她及住得离她较近的余梓林常聚餐聊天，余梓林也是宣传部同事，比我们小一点，为人热情、诚恳。后来又加入了老同事何庆余，友谊的火花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李光远是我们宣传部的理论家，从宣传部到了原《前线》和《求实》杂志。他每有新作都寄我一本，比如他翻译的《论个人主义》；《真理、学习、方法、人生》他书中有许多新观点，给我以启发。
吕祖荫曾是宣传部工矿宣传处处长，平时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反右时他是支部委员，就因为认为我不够右派而被取消支委职位下放劳动，那个时候是有理不能讲的啊！他和我一样爱好诗歌，聚会时，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他对诗词的许多新的见解。
老同学李筠、张慧雯夫妇在我改正后，一直在拉帮我参加他们发起的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使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放手工作。帮我从扭曲的性格中解放出来。
老同学董平，是我在校最好的朋友，她身体弱，我去颐和园党校她家看过她几次，我们一起唱着过去的歌：“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哪样哟，别的哪哟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们的歌声里没有悲哀，只有对青春的回忆。现在我们经常通电话，每听到她那依然清脆的声音，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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