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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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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我被定性下放劳动到农村,有天,忽接母亲电话:“有朋自远方来,你能抽空回趟家吗?”我将工休倒了一下,立即赶回家。一路上想:是守诚吗?跨进院门,透过北屋的门窗玻璃已看见守诚身着海军军官制服的高大身影。他正在向门外凝望。我怎么对他说呢?在我脚步犹疑的刹那,母亲推开门喊我:“快进屋咯!”

    我走进北屋,守诚以微笑迎我,顿时我看到他那放着红光英俊坦诚的面颊,仿佛房间四壁也随之生辉。他是那么完美,而我已是被涂满污垢的小猫。相形见拙,无限委屈和后悔涌上心头;我定了定神,开始问他好,和他寒暄。他说,大跃进,人人写诗,他也写诗了。他摘下他军帽,帽子里塑料层下贴着他向党表红心的诗。他说他结婚了,并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他和她合影的半身照片送我。他的爱人姓罗,很精干健康,是他的球友,在当地派出所工作。自1949年底,我和查汝强相好后,他过了九年才结婚。我知道他忘不了我,我太对不起他了,自1951年,他几乎每年都进京,不是参加游泳比赛,就是参加什么会议。每次都要来看我母亲和我,但他从来不和我亲近,只是像兄长一样关心我,并屡次劝我搞好家庭关系,有时碰到我两个儿子,和他们也玩得很好,小建一最喜欢吊在他的胳膊上打秋千。有次我们搬家了,他通过北师大打听到继父黎锦熙的住址,又找到了我。

    守诚问我近日情况如何?我说:“上西屋谈吧,免得影响黎伯伯的工作。”母亲说:“也好!吃饭时我叫你们。”

    到了西边小屋,我们靠书桌而坐。我说:“我的情况不好!”守诚问:“怎么?”哇的一声我竟然像孩子一样哭了。守诚收敛了笑容,静静地看着我,等待我自己的表白。我说:“我被划成右派了,也离婚了,现在在农村劳动。”守诚没有说什么,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请你把刚才我给你的那张照片还我。”我不禁哭得更伤心了。我呜咽道:“为什么要拿走,和我划清界限?”他说:“这照片上还有别人,我没有权利将它留给你。”我又说:“要是你家人也像我,你也这样吗?”他说:“也会这样,但我可以等待。”是的,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盼望着我早日被解除桎梏。他过去给我的他个人的照片,也没有要走,全部留在我这里,至今我珍藏着。

    当我改正后,事业上作出成绩,他也衷心高兴并祝贺。1999年初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小罗告诉了我,我到青岛出差时,去看望了他家,见到他的大儿子,我们的友谊长存。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水晶一样纯洁光亮的人。


    第十一章雁落豆各庄

    豆各庄啊!豆各庄,

    忘不了默认的干姐妹,

    忘不了送瓜的大哥。

    豆各庄啊!豆各庄,

    惊见了‘大跃进’的虚伪,

    惊见了‘食堂化’的恶果。

    一、 来到了豆各庄

    1958年,6月5日我和梁湘汉奉组织命令,晨7点半抵昌平营口村到达修建《十三陵水库》工地。下午三点劳动到夜十一点。挖土、铲土、挑土,第一次参加强劳动,开始挑半挑土,就压得肩神经连着脑神经一起痛。临来时,母亲给我做了一个外用白布内絮棉花的垫肩,上面还绣着“劳动最光荣”几个红字。这可解决大问题了,一个月下来,已经能挑两座小山似的沙筐,《七一》水库建成,我返回城里。

    紧接着1958年7月10日上午,我被独自派到东郊豆各庄乡平房村开始长期下放“劳改”的生活。

    豆各庄乡平房村离京城也就是6、7里路,但已离开了城市的喧嚣。蓝天、绿野,一溜瓦房或三、五成群的土房,来往田间的人们不是扛镐就是扛锹,都是素色的短衣长裤,有把裤边卷起来的,有在腰间扎根布带的,走路不紧不慢的。

    我先到乡社办公室报到,拿了公社介绍信来到村里。村书记接待我,他是一个中年男性农民,他看过介绍信说:“喔!来了!你住在妇女队长李队长家。”说着就站起身领我去了李家。

    一个小院,两间套房。一个身穿略为肥大的兰色旧干部服的中年妇女老远迎出来;“书记!屋里坐!”。书记说:“不用啦,跟你说点事。”他二人走到院子一边,轻轻地嘀咕几句,然后,书记对我说:“你把东西放好,中午随李队长食堂吃饭,活茬就听李队长的安排。”

    书记走了,我随李进屋,李让我把行李放在里屋小床上,清开了原来上面堆的杂物,里屋东墙摞了几层衣箱。李的床在外屋,外屋还有张方桌,一把椅子,两张凳子。正面墙上有毛主席的彩照,还挂着奖状,侧墙挂着一个男人的黑白照片像框,犄角儿有个旧立柜,内放茶具、碗碟等,蜂窝煤炉放在屋外面。突然我有了个疑问?为什么是床不是土炕?后来听村里人讲,原来这位李队长是从城里来的,先前落泊,后来嫁到这个农村,偏偏命又不好,没几年丈夫就上阎王那里去了。40来岁寡居,没什么负担,敢说敢干,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时势造英雄的大跃进中,被乡领导任命为村妇女队长。

    中午,李队长领我去食堂吃了午饭,这个乡是近郊,比较富裕,午饭是白面馒头就白菜炖豆腐,吃饭不要钱,已经实行食堂化了。全村的大人、孩子拿着碗筷排队领饭。好家伙,有位大嫂一下子就要了五个大馒头,一瓷脸盆的菜,她要再添勺菜,食堂舀菜师傅说:“你不是老喊有病下不了地吗,咋吃这么多?”大嫂说:“你管得着吗,不吃白不吃,又不是吃你的。”后面排队的插嘴道:“老张,快给她吧,省得磨烦。”

    我虽然下地干活,可还在单位领着工资,却不用交饭钱,不也成了不吃白不吃吗?也许这就是大跃进的“实惠”。

    饭后,随李队长到地里剪白薯秧。从中午到下午收工,几乎没有人和我说话,倒是有不少疑问的眼光投来。晚饭后,我刚回到李家,李对我说:“公社通知今天晚上在场院开大会,向全体社员介绍你!”我一听就懵了,什么意思?有必要吗?但我没有问李,瞧她那付冷脸,开口也是碰钉子。

    擦黑儿,集合的锣声响了。

    李队长对躺在床上休息的我说:“走吧!”无可奈何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到了场院,只见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群。李带我上了个土台子,土台上一张条椅上已经坐了公社书记、队长等干部。公社书记起身叫我和他一起到台前,他边走边对我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你,对你改造有好处。”我报到时见过公社书记,一个30余岁的中年人,穿着干部服,谈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台下,人声喧哗,惊扰了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飞起。我这只“鸿雁”变成“伏雁”现在又如同一只折翅的孤雁,落进了汪洋大海。

    书记走到台口话筒前,对下面高声喊道:“开会了,安静!”霎时,人声收敛。“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右派分子,她叫钟鸿,是到我们这里来劳动改造的,大家要对她监督,要注意和她划清界限”书记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栗,怎么?好象我又成了土改时被斗的地主?正当我晕晕乎乎时,只听书记说:“钟鸿!你跟大家说几句,表个态。”

    真是打鸭子上架。我硬着脖子走到扩音器前,就像一个十七世纪的死刑犯走向断头台。我在哆嗦中扫了一眼台下,那黑压压人群中闪着许多眼睛,有冷漠的,有好奇的,有温和的,还好,没有屠夫的眼光,心逐渐平静,嗽了嗽嗓子,尽量大声地沉着地说:“乡亲们!你们好,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干活,并接受你们的监督和帮助。我就说这几句吧,请你们看我今后的行动。”说完后,倍感轻松,也许这是闯过难关的一种感觉。台下似乎轻轻地响起一片议论声,当然我什么也没听见,接着就被李队长带下台回宿舍了,群众会好象还在继续别的议题。

    这夜又失眠了,几年来经常下乡,都是以调研者的干部身份出现,没想到如今沦为劳改犯来受监督了。究竟有什么错?这个自反右批斗以来,永远也搞不清的问题苦脑得我夜夜难眠。

    二、劳动日记

    东方灰白,外屋的女队长已经在瓦缸里舀洗脸水了,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打个哈欠,接着也就穿衣起床。

    早六点开始干活,八点半早饭,下午一点多午饭,七点晚饭。每次饭后接着下地干活,没有空闲,直到夜里十点收工。还是剪白薯秧,淋着雨干了两小时。李队长名文彦,她就坐在雨地里剪秧。我剪秧效率也在提高,突击了两个晚上,全部剪完。剪下的白薯秧卖给外村,一角二分钱一斤。

    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印象深刻,曾作日记:…

    1958年7月20日:剪完白薯秧挖了两天土豆,第一天真难受,在臭稀泥中踩来踩去挖土豆拔豆杆,农民都脱了鞋袜,有的脚都被泥里的硬物划破,唯我穿着半高统胶靴,第二天拔时要用手去挖泥,他们毫不犹疑地用手直接挖,唯我找了两根棍挖,相比娇气,不过我认为在不影响劳动的情况下,使用工具还是可以的。(半个世纪后的现在,改变了这种原始的劳动状态,清洁工、阿姨搞卫生,都带上胶皮手套。农民骑自行车,电摩出工。)

    施肥,黑色的化学肥料,又臭又烧手;上粪,用铁锹将粪、土混合撒在棉花苗根下,已不感到脏了。这几天打尖(中途休息)时,读了两次报,很受欢迎,改善一些关系。那位在挖土豆打尖时曾讽刺我的大嫂,给了我一个西红柿,(因为头天我说了句歇得差不多了40分钟左右),干活吧!她就说:谁积极谁就干去吧!社员张贵也说:“不多,歇一小时也可以。”看来我还是多干少发言好。有些人较主动地和我亲近,马淑兰要我唱歌,我唱了。张贵却撇了嘴。杨惠兰昨天让我晚上到她家帮她学文化,李文彦不同意。看来想打成一片,阻力还不小。

    今天在乡政府门口运白薯秧打尖时,有几个孩子冲着我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笑笑,没说话,以后他们也就不唱了。

    这些天,吃足了菜瓜、甜瓜、西红柿。生活没问题,只是心灵孤寂、委屈。'…

    7月22日:今天打棉花疯杈,李文彦脾气不好,多问她几句,就说:“废话!”要不就说:“我叫你掰你就掰!”我说:“你讲清楚什么样子的要掰,我不就懂了吗?”一个上午她也不叫休息,隔壁大妈说她官气。

    午时,收到母亲来信,万分关怀体贴,说小建一(二子小鸿)在幼儿园成了反帝国主义的积极分子。我多想他啊!得到小宝贝的消息,给我带来温暖,激动中更感到处境的寒冷,痛哭起来,李文彦问我:“怎么啦?”我没有回答,她说:“有什么大不了得的!”'…

    8月3日:1日夜突击到12点,2日晨4点起床干活,头发痛。

    今天下午阴雨绵绵,干活人减半,我6点收工回来。晚上雨未住,想看书,头疼得厉害,正准备躺下,催命的锣又响了。去集合的人没几个,队长大骂,只好来的听骂,不来的睡觉。雨也不停,人也不来,夜战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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