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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至1936年秋又失业。1936年冬找到与铁路警局有矛盾的上海路局局长黄柏樵，黄派我到车务段当事务员。1938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开始，路局派我作防空员。后来，我不愿在日本占领的铁路车务段工作，主动辞职又失业。”
（七）、战斗在日伪心脏
父亲说：“我怎么能这样混日子呢？想参加抗日战争，可找不到党，去重庆参加国民党的抗日？但我和国民党曾经经过生死搏斗，能容我吗？1938年夏，见到在南京的黄埔同学罗教植，罗劝我留在敌伪内部做抗日工作。1939年罗介绍我到伪军校当中队长。秋，又介绍我到汪精卫典礼参军处当参军。参军长唐莽又向汪精卫介绍我在北伐时在第四军七十七团担任过营长的资历，因此汪派我建立新兵14旅。通过前一段到处找党组织，但得不到信任的愁苦日子，我明晰了一个想法：‘要想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必须抓武装。’我想机会来了，掌握了军权，就可以带队伍反正，回到日思夜想的党的怀抱，所以就答应了。
“第一次派我14旅和皖南共产党的新四军交战时，我就想实现愿望。但事先没有党关系人的联络，对方不了解，没有成功。反而由于我战斗不力，引起了日伪的怀疑。他们以我旅驻扎地发现霍乱细菌为名解散了14旅，并说我也可能染病，强制住院，欲加害于我。我自带医生，拒服他们的药，拒打他们的针，过了一周，没发现我有传染病，放我出医院，我又找到黄浦军校的老同学，又帮忙谋了个参谋部参谋长的闲职，没有军权。为找抓军权的机会。借在黄埔军校时曾见过汪精卫，直接冒昧地找汪，自述我只会带兵，不会干别的，要求搞带兵工作。
“1944年夏，汪精卫让我任南京警卫三师师长。我总结了第一次反正的失败经验，决定从头来。全师干部都是上面派的，中级军官大都是国民党军校学生，不可信任。于是我自掏腰包在师内自办几期班长军事训练班，选的学生都是老实忠厚的下层官兵，多是从农村直接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因此办班也师出有名，其实是将官兵关系变成师生关系，消除隔阂，培植亲信。
“我又逐渐在周围寻找地下共产党，果然通过下棋聊天找到了当时打入汪伪军部任主任参谋的徐楚光，彼此探索、考验，终于沟通。
在1945年8月，在徐楚光的协助下，实行了起义回归的举动。带回三千战士，重机枪三十四挺，轻机枪一百一十七挺，弹药数十万发。
“当时起义阻力很大，日特、汪特、蒋特都对我三师监视很严。我一面暗中积蓄力量，一面与他们周旋，麻痹他们。
“按组织商定的计划，于1945年8月初利用周六日军休息之时，假传伪军委命令：令三师各团‘集结于六合县’佯称‘扫荡’，连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驻扎各地的部队集中，开往通往新四军安徽驻地之路。出发不久，即被敌伪发现，对我师进行重兵包围，截击了半个团。师内蒋方军官也进行阻挠，一个姓彭的副团长，拿出一份蒋介石命令伪军‘不许乱动’的电报威胁我。我立即秘密卸了他的枪支，看管起来。
“大部分部队在星期日黎明，即到达解放区边界的一个村里。我们借用一个农村大院，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这时我培训的各排排长，将会议围成一圈，凡是进来开会的先没收其武器。徐楚光主持会议，并代表新四军欢迎三师全体官兵起义。然后我宣布现在队伍准备开往新四军驻地，并讲形势，讲文天祥的爱国故事，讲今天是《八一三》凇沪抗日纪念日，讲新四军共产党是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希望各位军官能同心同德起义，走光明的出路。如不愿去者发路费回家，如有反抗者，就地枪毙。这些军官大部分是毕业于蒋军校或日军校的青年，在我严密的控制下，又听了一番慷慨陈词，无一反对者，于是部队浩浩荡荡向皖北开进，前有接应。
“1945年8月13日到达解放区六合县竹镇。毛泽东、刘少奇来电表示欢迎，并在报上宣传，号召其他国民党部队起义。命名我师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委任我为军长。恢复中共党籍，从1945年算起，这段情况粟裕将军最了解。
“我终于完成了拉一支部队回到党的怀抱的宿愿，每忆及此，无限欣慰。不久，我部队合编至华中七纵队，我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刘培善、政委陈丕显）我部参加解放六合等的七战七捷各战役。”
八、起义成功，老母丧命
父亲说：“我星期六将部队带走，星期天日本人就发现了问题，可警卫三师已达到起义目的地。日本兵只得包围了我的家，除了老母外，已无他人。妻子儿女在起义前一个月送去苏州乡下，也曾让我老母同去苏州，但她不愿离开南京的家，又无法对她明说，虽然我安排了人，在我走的周六那天当晚哄她出来，但不知为何没有接出来，因此老母被日军抓走，受到拷打和折磨。抗战胜利，又被国民党抓去作为人质，周总理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时接她出狱，但已奄奄一息，不久死去。这使我遗痛终身。
我走后，妻子也曾从苏州乡下来南京寻找我母亲，只见公馆铁门紧闭，日兵把门，哪敢接近，满街的告示：‘以千两黄金买钟健魂人头。’”
1945年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父亲不用钟健魂的名字了，改回在黄埔军校起的另一个名字——钟血浪，同志们帮他把“血”字的一撇去掉，于是他后来就叫“钟皿浪”了
1947年夏父亲调到华东军大任副教育长，1948年任济南防空司令，1949年上海防空处长，1949至1952年任杭州、上饶、上海铁路局副局长。1953至1965年任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他长年在血浪中战斗，为祖国、为人民立下奇功，进入学校生活，逐步归于平静。他一生淡薄名利地位，到点退休，在他无任何装修的普通三间住房的窗下，种了一长片竹林。每天到他主持修建的校内青年湖旁运动。今年（2005年6月）已经101岁了，依然耳聪目明，神志清楚。
在他恬淡的晚年，人们怀念着他。许多跟随他革命的老部下，在他退休后常来看望和通信问候。尤其是他的警卫排长唐万清，后来在江西拖拉机厂任党支部书记，写了不少随父起义的文章，又成立了江西华东军政大学校友会，念念不忘父亲在华东军大教授高级军事人才的辛苦日夜。
《武汉讲习所》、《原敌工干部会议》《黄埔将校录》编辑部也找他记录史料。
南京市委和南京电视台1999年摄制的8集文献记录片《无名英雄》，中央电视台同年10月播出，赵忠祥讲解。其中就有打入汪伪政府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的夫人朱建平介绍日伪三师在徐楚光和钟健魂领导起义的经过，也有老父亲自介绍的镜头。
《无名英雄》的主题歌中有怎么几句：
“藏在心头的记忆，一段无悔的业绩，默默无闻又何妨，留下正义在心里。我的心。我的爱，洒遍大地和山脉；我的情，我的爱，生死不变，至死不改，要把人间不平来改变。”
父亲的故事，广大的无名英雄，深深地使我感到上一代青年为理想奋斗的顽强精神。1994年8月在《炎黄春秋》刊物上我发表了《理想是顽固的》文章，介绍了父亲的传奇经历。他对理想的顽强追求精神，也传给了我：我历经人生厄运，没有沉沦丧气，始终在为追求美好的理想奋勇向前。
第六章一个美丽的梦
梦
太阳撒开她金色的纱裙
我想着一个美丽的梦
晚霞红着脸微笑地飞过去了
我想着一个美丽的梦
嫦娥驾着她银色的船载着星孩子
跑到蓝海中游戏
我想着一个美丽的梦
一、重返北平
1947年暑假我重返北平，此时离卢沟桥的炮声已经过了整整十年，我的流浪生活结束了。当火车靠近北平车站时，我急不可待地从车窗往外了望。不是寻找接我的亲友，因为母亲和继父此刻正在南京参加教育方面的一个会议，妹妹还小，照看她的人也不认识我，所以早告知母亲：我自己会找到家的。母亲也放心，虽然我只有15岁，但随母亲在抗日的逃难中闯荡了几年，自己也独来独往于兰州——西安，西安——兰州好几趟，练就了娴弱中有刚强，幼稚中有老练。那么我现在急于想看到什么呢？急于想看到古都劫后的面貌。火车站还是那么旧，提篮小贩还在悠闲地叫卖，来往穿梭的无论是身着旗袍裙子还是长衫中山装的男女旅客都不再呈现惊惶紧张的神色，一切显得那么平静，啊！文化古都北平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将在你的怀抱中迎接我的青春。一边欢欣地思索着一边提着小皮箱随人流下车、出站。
火车站在前门，前门箭楼和正阳门庄严肃穆，此刻正近黄昏，燕群缭绕箭楼上层翱翔，真仿佛一幅水墨画。我没有逗留，叫了辆人力车回家。首先路过现在为天安门广场的一条商业街，相当热闹，两边店铺无货不有，值得欣慰的是再没有那令人厌恶的卖日本货的幌子。
不一会的功夫，人力车拉到中国大词典编纂处门前停了下来，就到了家。好幽静的地方啊！从中南海的西门进去，右边是道曲栏，左边是所中学，中学东边是市参议会，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中国大词典编纂处，这里名怀仁堂，高台阶、大红漆门。过了大词典编纂处，往东又有一个很大的门洞。透过门洞可看到远处湖波荡漾的中海。在这个偌大的院子里没有商店，没有住家户，来往的人也很少。继父是大词典编纂处的主编，为了方便继父的工作，继父和母亲的家就安排在编词典的办公室后院。我付了车费后，轻快地跨进门坎。
第一进是办公室，正好那天是礼拜天，异常安静，进了后院就高声喊妹妹的名字；“西西！西西！”。“阿姐！”随着一声甜嫩的叫声，从北屋蹦出了个5、6岁的小姑娘，飞也似地向我跑来，我放下提箱张开双臂将妹妹抱了起来。俺姐俩亲热一阵后，一个系着围裙的中年男子从南屋出来客气地说道：“大小姐回来了，快进屋里歇着吧！”小妹问：“楚师傅！红烧肉做好了吗？快端来，阿姐饿了！”“二小姐，早准备好了，走，你们进屋去，我给你们摆宴接风。”楚师傅微笑地说着并接过我的提箱，我和小妹手牵手地进了北屋。楚师傅是专给继父拉包车的，同时帮助做饭。
当时正值暑假，整个北平笼罩在绿荫中，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地。北平刚解放时人口才二百万，现在已是一千三百万了。
住在中南海里，更感到格外地恬静。我回来几天，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看看。儿时在北平，除了那次同妈妈到豆芽菜胡同小学去报名时，经过北海公园和到继父的机关，哪也没去过。此刻，我可以到处观赏了。
骑上自行车，到西单、东单、宣武门、崇文门，穿过座座华美的跨街牌楼，也瞻仰了金瓦红墙的故宫、天安门。还穿过大大小小的不少胡同，当我穿过“头发胡同”、“耳朵眼胡同”时，那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