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秸揭郏佣霉裾愣〕ぶ拔瘢笥钟当灾兀撑阉镏猩健＃�
“1926年6月23日，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学生、工人、农民10万多人，举行了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五卅运动’为1925年5月30日，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二千余上海学生游行，反对日本资方开枪打死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结果遭英租界巡捕开枪，当场死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当黄埔学生和工农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街时，英、法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死亡、重伤200多人，轻伤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沙基惨案’。我冒着枪林弹雨，硬把黄埔的同学吴光远从血流成河的街上拖出敌人的火力网。二人回到内街。我们没直接回黄埔军校，跑到黄花岗，跪在先烈陵墓前，哭得死去活来。哭了一个通宵。凄风惨惨，冤魂啾啾。‘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这样受外国人屠杀呢？帝国主义等着吧！中国人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讨回血账，天亮，我俩才回学校，老师、同学还以为我们被打死了呢。”
（三）、参加北伐
父亲说：“入黄埔到北伐，这是我年轻时最快乐的日子。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教场举行出师北伐的宣誓大会。当时群情激奋，老百姓自费印发拥护北伐的传单，北伐战士个个士气高扬。我又回国民革命第二军（原湘军）参加北伐，还上台表演了武术。北伐军分三路出发：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我们第二军进军湖南、湖北，10日，军队由广州出发，势如破竹。
“1926年9月我们第二军攻占长沙，当时湖南的地方长官唐生智作内应。进长沙后，黄浦军校党组织派我到长郡中学当军事教员，发动学生参加革命。
“一个月后，我又回第四军，，于1926年双十攻占武昌，敌人守城的刘、陈司令员被俘虏，临时就关在我的营中。
“1927年3月我被调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军事教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见1997年3月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昌讲习所纪念馆编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在这段日子里，我和教务干部张国基常到毛泽东家做客，毛泽东和杨开慧都很平易近人。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领导人，又是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家就住在平房宿舍里，他们有两个小孩。武汉夏天很热，小孩都光着屁股。杨开慧也常到政治班听课，我们都相识，常在他们家吃饭，杨开慧总是给我们做湖南人最爱吃的红烧肉、炒辣椒、大钵汤菜。”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关于迁都武汉的主张，他以南昌为中心和武汉对抗。同年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于‘四。一二’发布了严禁罢工，屠杀违抗者的命令。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
父亲说：“1927年5月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共领导周恩来、朱德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八一’起义，我随四军七十七团去南昌参加起义。我们七十七团的船只，从武昌去南昌，刚到九江，就与薛岳部队进行了遭遇战，敌众我寡打散。团长胡公勉通知我和二营营长利运洁：‘赶快离开，要保存共产党’，我和利运洁脱下军装，沿着河边的芦苇分别逃出包围，我找到一只小船渡河逃往长沙。当时的心情惨淡：‘独驾一舟千里去，心与长天共渺茫。’上岸后，身无分文，只好一路讨饭到长沙。我虽然逃出来了，但部队也损失了，好恼火啊！
到长沙后我到樊西巷一个小纸烟店找组织。纸烟店老板就是组织的联系人，他叫我立即去临近湖南的江西安源煤矿。我向钟叔叔借了二十块银元做路费到了安源。安源的党组织派我到煤矿做杂工，实为宣传和组织矿工参加革命。”
（四）、秋收起义的胜败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号召组织工农举行秋收起义。首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父亲说：〃1927年8月我听从组织安排到了安源煤矿组织了矿工队，9月初就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行武装秋收起义。我营编入一师二团，团长王兴亚。二团两千多人，有江西安源矿工、萍乡农民和湖南醴陵的农民自卫队。我带领的以安源矿工为主的‘特务营’，又名‘炸弹队’。利用矿上的炸药制造的土炸弹，用锡皮和棉布包裹炸药，塞上雷管，扯出拉线，扔出去就爆炸，工人把自制的这种手榴弹以他们喜食的洋茭头命名（茭头是湖南特产，似蒜又似葱，以糖、盐、醋腌食）。
我们先攻打萍乡，未成。转而乘铁蓬火车闯过敌人的火力网，进攻醴陵县城，得胜。进了醴陵城，我抓紧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随即奉命攻打浏阳县城，没想到这下中了敌人的埋伏。我带领的第一营，从一个城门洞进去的。把守的兵不多，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他们解决了。我们的队伍长驱直入，走进街巷。街上没有人，两边店铺也都关了门。正纳闷时，忽然从每个窗口噼里啪啦射出了枪弹。糟了，这才知道中了埋伏，被包围了，进退两难，只有拼命打。一时炸弹和枪声震耳欲聋，短兵相接，白刃见红，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其惨烈情景如同古战场一般。战斗进行了约摸两个时辰，可怜我们的土炸弹、大刀、长矛，怎么抵得过敌人的洋枪洋炮，我们的队伍成片成片的倒下了。这些无名英雄，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却真是无愧于工农大众啊！没有被打中的战士，有的逃跑，有的卧倒，跑的人又纷纷被打死。我见突围不成，只得趴伏在死尸中间。天黑了，枪声暂停，敌人也顾不上收尸。这时我悄悄地蹭到街边，扒开一个小店铺的楼板，钻了进去，蹿上小楼。怕敌人来搜捕，随手把楼梯抽了上去，从天窗越过屋顶，跳进一个晒台，又跳进一间房子，躲在一个犄角里。很快就被睡在这间房内的一个小徒弟发现，他见我浑身是血，紧张地说：‘你怎么进来的？你是暴徒吧！’我说：‘我是挑夫遇上打仗，不敢走了，趴在死人堆里，所以弄了一身血。’我们矿工队本来穿的是短服便装。他喊了老板上来。原来是个小印刷厂，巧了，店主也姓钟，比较同情革命，没多追问，没有轰我，也没去报告。我说：‘你就让我在这儿呆几天吧！’他对我说：‘天亮了，怕要搜查，你还是赶快走吧！’让我换了黑色的长工衣服，和他的挑水师傅一起到城外去挑水，混出城去。这招还真灵。因为这个城市喝水靠城外的河水。天微亮，钟老板的长工就带我到较远的湖边去。在僻静处，他让我撂下水挑逃走。就这样，我在老百姓的帮助下，逃出浏阳城，悄悄地进了长沙。唉！又被吃掉一个营，我好恨啦！”
（五）、陷入死牢
父亲说：“我怀着满腔悲愤，夜行晓宿，跑地到了长沙，跑到樊西巷纸烟店去找组织，哪知物是人非，没见到代表组织的老板，我买了包香烟赶快离开那里。怕被蹲坑的跟踪，直到天黑才回自己的家。第二天，忽然有三个人闯进家门，两个国民党兵，一个穿便装的，蛮横地把我带走。
“开始关在长沙小武门陆军监狱，严刑拷打追问我，是否农协会员和共产党员，我都不承认，只说是做小买卖的。但当时国民党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十一天后，将我带上沉重的脚镣，步行两个小时转至警备司令部，推我进死牢，喀嚓一声铁门关了。
牢房里，到处是屎尿，晚上靠墙坐在地上，这对我已经无所谓了。哪里睡得着啊！满脑子都是枪声、炮声、嘶杀声、血浪滚滚：沙基事件、东征、北伐、南昌起义、秋收暴动……我不怕死，但这样死太屈了，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军队，就这样被消灭了，好伤心，好恨啊！只要不死，一定带两个营回到党里，一定要把在南昌和浏阳损失的两个营夺回来。
“天亮，透过铁窗我看见在长郡中学的学生吴仲孚，他穿着国民党军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夹着皮包，还有马弁（军阀时代军官的护兵）跟着，走过院子。他曾经是我在长郡中学当教官时发展的共产党员。他的叔父吴尚是国民革命八军二师师长。我想通过他，也许有救。我找到牢卒，将身上唯一的一个银元给他，求他给你妈送个纸条，要换洗内衣并暗示你妈马上去找吴仲孚。她与吴仲孚是同学。她忙卖了金戒指，买了点心等礼品去求吴仲孚想办法救我出死牢。吴见过你妈后，就到牢房来看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你还不知道？’他明白这是我告诉他我没有暴露身份。
他救我出来后，告诉我，许克祥反水，他几乎被杀，由他叔叔吴尚掩护得救，他现在在唐生智师部任政治部主任，与长沙警备司令部很熟。他说：“我查了你的口供，你确实没有暴露身份，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人弄错了，’他们说：‘有人看到他在醴陵做共产党宣传。’我说：‘看错了。’他们说：‘要铺保。’我说：‘以我的人头担保！’看来你必须马上离开长沙，远走高飞。”随即他将我安排在原来广东政治班刘剑虹家住，又通知你妈也来刘家，第二天一早，他和刘带着马弁亲自送我们出长沙去武汉。今生今世都要感谢他呀！”
五十多年后，父亲终于找到恩人的下落，但吴仲孚已病逝，父亲就让我去看望吴仲孚在长沙师范学院工作的女儿吴季谋。
父母逃到武汉，居然在街上遇见了秋收起义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师长余洒度，但余也说找不到组织，而且他不留地址，匆匆走开。父母又跑到广州、上海去找组织，同样是即使遇到熟人，也找不到与党联系的人，也许都有戒心，谁也不相信谁吧。
（六）、流浪、找党
父亲说：“找不到组织，只好投奔在南京孤儿院工作的妻姐贺定华并到处找事做。1930年3月至6月在南京禁烟委员会当科员，不久被上司怀疑有共党嫌疑裁职。1930年8月至12月由已居住上海做寓公的谭延辏Ы樯芪业胶迸┛筇笨圃保痪糜直徊眉酢�
“1931年初，谭又介绍我找前国民革命军二军军长鲁涤平，鲁派我任江西南丰县县长。上任不到两个月，即被国民党特务贺衷寒注意怀疑，他密告江西省政府调查我，恰值省秘书长吕必筹是我广东政治班同学，叫我及早逃离南丰。
“1931年夏前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介绍我到铁道部路警局当科员。曾在路警局参加了反蒋的改组派。不久，改组派被蒋勒令解散。
“1932年后，我遇到在上海铁路警察署任署长的北伐时的一位团长马少屏，马介绍我任警务段长。1933年冬调到上海北站任分段段长。这时段里有几个进步青年（记得有：在全国解放后，于装备部工作的杜屏，在西南政法学院任副书记的苟彬和在民航局工作过的陈绍卿。）他们想在上海火车站做件重要事情，我表示默许，掩护他们。我多次向他门试探组织问题，他们都避而不谈。久而久之，铁路主管对我产生怀疑，撤了我的职，另派一个蒋特顶替我。
“1935年至1936年秋又失业。1936年冬找到与铁路警局有矛盾的上海路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