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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光丸”渐渐地靠拢了“凤安号”，五个日本人如释重负般跑到甲板上，在晚霞的夕照中，露出金光闪闪的牙齿，向小船微笑着欢呼招手，一边高兴地喊着：“半栽！半栽！①”
“凤安号”的小船上，也引起了巨大的欢欣。汪兆铭和周佛海，由两个人架着胳臂，来到甲板上，在他们那萎黄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他俩觉得仿佛死过去了一次，现在又活过来了。他俩被人架着，换到了“北光丸”这艘吨位大而又舒适的军舰上。然后继续穿过台湾海峡，平稳地航行着。
①“万岁”的日语发音。
“北光丸”在进入东海之前，绕过富贵角，金山，驶进了台湾的基隆港。轮船在这里靠岸，停泊，然后上水、加煤，补充食品，又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到５月６日，“北光丸”才到达了上海。
为了保密，汪兆铭没有下船，继续留在船桥上的头等舱房里。他已恢复了精神，消除了旅途的劳顿，他每天喝淡味而浓缩的鸡汤来补充乘“凤安号”小船时消耗的体力。李大波在船桥的甲板上，看见他身穿紫色丝绒的睡袍，在温暖的铺着地毡的舱房里，带着思考的神态踱步。
６日的中午，从东京赶来的今井武夫，乘着小舢板，来到“北光丸”船上。轮船停在近海，就在船上的大会议室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会谈持续到５月８日，汪兆铭一伙人才上岸，住进极为保密的日本大和旅馆，单等日本政府对他命运的安排。
就在５月８日会谈结束后，今井武夫挟起他鼓鼓的公文包，急忙乘专机赶回东京，马不停蹄地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次长汇报这次“渡边工作”①的全部交涉过程去了。
①“渡边”是常见的日本姓氏，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用来作为高宗武、汪精卫一派诱降活动的代号。
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李大波不敢出外联系，也不敢越雷池一步，深恐暴露目标。他努力压抑着内心的焦灼，坐在楼上的屋里，隔窗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来解他被失掉自由的苦闷。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２０多天，到了５月底，才有密使来传达，日本军部与政府同意在东京接待汪兆铭。
那是３０日的晚上，在住室里只有李大波和董道宁两人的时候，李大波试探着说：
“董先生，我的任务大概可以结束了吧？”
“是的，我们明天将飞往东京，你就不必去了，现在，等我们一去日本，就没什么保密的了，你帮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这次特殊的任务，尤其是我们俩同室居住，关系处得很好。我想新政府成立后，我还欢迎你来南京，和我一块儿供职呢。”
“那太好了，我先谢谢你。”
“你回哪儿呢？在上海，还是回东北？”
“先回东北老家，还要在那里替家父经营买卖。”
“好，那我们算算帐吧。”
董道宁兼管财务，他按着月工钱给李大波算清了工钱。
第二天——５月３１日一早，吃罢早餐，汪兆铭神情喜悦地率领他的喽啰，乘轿车驶向机场。
李大波给他们送行。在机场专门停着一架日本海军的军用飞机，这是飞往日本追滨海军机场的。李大波在心中数了数人数，除汪兆铭、陈璧君外，还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董道宁、周隆庠等一共是１１名大小汉奸。日本的东道主是影佐、犬养、矢野等５个人，今井武夫已留在东京，等待他们。
李大波站在机场上，望着这架罪恶的飞机，在闪烁的阳光下，在跑道上由滑翔慢慢地腾空起飞……
李大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呼吸自由了，身在敌营半年的时光，是多么漫长而充满险情啊！他慢慢地走出机场，发现没人在后边和左右跟踪，他就回到旅馆收拾东西。夜晚，他提着一只手提包，沿着外滩信步走着，黄埔江浑浊的江水，就在他的脚边哗啦哗啦地拍岸。然后他乘车来到了霞飞路。周围没有人，他钻进了那条夹道似的里弄。
照例是朱丽珍给他开了隐藏在藤条枝蔓中的小铁门。他刚一进屋就高兴地说：
“我可完成了这次任务了，看吧，我的情报全写在这里了。”
陆晓辉听了李大波绘声绘色的汇报，好像他也身临其境一般，他说了不少代表党组织鼓励李大波的话，最后，李大波要求他即刻回津，他说：“真的，晓辉同志，我真是归心似箭啊！我还不知道天津怎样了，所以我很着急。”
“好吧，那我们就不留你了。你的全部情报，将尽快地发往延安。你不用惦记着。”
李大波又把他挣来的钱，分一半递给朱丽珍。
“丽珍，收下添补过日子吧，还是我那句话，要吃一点营养品，我们怎么样也得坚持到把日本打出中国去吧？没有好身体怎么行呀！”
朱丽珍笑着收下了他的钱，又从衣柜里拿出那件李大波给红薇买好的红毛衣。“别忘了给红薇带上这个。”
因为是夜里两点钟的北上火车，朱丽珍特意给他包了猪肉干菜笋馅上海风味的云吞的夜宵。他们边聊天边喝云吞，到十二点半钟，他坚决谢绝了陆晓辉和朱丽珍的送站，自己独自一人提了手提包，乘上一辆环城夜间的公共汽车，赶往火车站。他进站的时候，正好登上那辆从上海开往天津的列车。
在他生命的里程中，他又艰难地走完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
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心绪是激动而复杂的，他又想起了他的表弟艾洪水，他知道魔鬼随时随地都在寻找他，但他没有想到，厄运也正在等待着他。
第１８章 被捕
一
方红薇这半年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沦陷区日伪的统治越来越严，动不动就要把人抓到日本宪兵队去灌凉水，或是逮到“兴亚院”去“矫正思想”。警察和治安军总在大街上开着铁闷子车徘徊，而保甲长则在小巷中，竖起耳朵搜集“共党”“八路”的“嫌疑犯”。同时，她从党的秘密指示文件上又得知蒋介石在重庆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产活动办法草案》。躲在天津英法租界的重庆特工人员，又暗中加紧了对真正抗日分子和中共地下人员的监视和破坏，他们甚至以匿名信的方式向日寇告密，不惜“借刀杀人”。所以，红薇不仅要积极谨慎地进行党分配给她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警惕日伪持务的跟踪，更要防范重庆特工人员的盯梢与告密。她的精神异常紧张，生活也失掉了规律，加上她在工作之余，只要稍微闲下来，她便揪心扒骨似的惦记着李大波的安危，算计着他的归期，有时她甚至神经质地总往坏处想，有几次她被噩梦吓醒，眼泪沾湿了衾枕。
她比在树德里住的时候，人几乎瘦了一圈儿。
为了不暴露转盘村王万祥的地址，红薇又在西窑洼那个贫民居住的地方找到了两间土坯的茅屋，仍旧带着王妈妈和鱼儿组成了一个新家庭。一改过去上流社会的打扮、衣着，而改换成劳动工农的短打扮，很像一个工人家属或是农村的年轻小媳妇。她定期地和杨承烈见面，领取指示、文件、报纸和做情况汇报。杨承烈现在已搬离了法租界，因为他发现他的隔壁因有一个在北洋饭店和盐谷医院暗杀《满洲晨报》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①的枪手被日法当局联合搜捕，暴露出这里是“军统”天津站的老窝儿。后来这所楼房住进了新主人，是伪装寓公的日本特工人员，他们倾注全力捕捉躲在租界地的共产党的地下人员。自从近卫发表了第三次声明，涉及到在沦陷区收回租界的问题，这些租界的公部局跟日本的关系也比以前缓和了很多，在逮捕抗日人员方面，租界不仅不再刁难还主动予以配合。这样，杨承烈便不再在这里居住了。如今他搬到了金钢桥北路西东窑洼一条狭窄的土路大街上，开设了一爿小小的文具店做为掩护。他那营业照上的名字是郭鹤年。红薇每次来汇报工作都拉着鱼儿，装作给孩子买铅笔和大仿红模子、电光纸等，所以绝少惹人注意。王万祥来的时候，则拉着人力车，装着为文具店拉货和卸货，隐蔽得非常巧妙。鱼儿很喜欢到文具店来，他高兴得到花杆的铅笔、印着狮子老虎的铁铅笔盒和五光十色的电光纸。他每次来都欢喜得像只登枝跳跃的小鸟，又活泼得像条在水中打跳的小梭鱼一样。要是很久不来了，他就拉着红薇的手说：
①白逾桓和胡恩溥，这是两名文化汉奸。于１９３５年５月，先后在北洋饭店及盐谷医院被打死。事发后，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及日本总领事川樾茂，为此曾向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及北平军分会提出罢免天津市长于学忠之无理要求。
“姑姑，咱怎么不去小文具店啦？那郭叔叔对我真好，还给我饶了一块大橡皮和一个转笔刀儿。”
“鱼儿，乖孩子，听话，等你使完了那些东西，我就带你去买。”红薇哄弄着他说。
红薇虽然在这半年里历尽了艰辛，但她也得到了长足的锻炼，增长了工作才干。唯一能支持她工作和解除她因思念李大波而产生的精神苦恼的动力，是从根据地不断传来的打击敌人的好消息。那些击溃敌人数十路“扫荡”的胜利，鼓舞着她的精神，使她感到即使是在漫长的黑夜，也有一盏明灯像大海上的航标一样，在指引着她的征途。在暗夜中，她常披衣而起，为她遵化老家子弟兵英勇的反扫荡和揭竿而起的联县农民大暴动，在心里默默地祷告。她不信理查德宣扬的那个上帝，但她却身不由己地向上苍祈求保佑。她也不时地想家，惦念父亲和弟妹，惦念延年大伯和大娘，她不知道家里的粮食收得是否够吃；柴禾是否够烧；青石板的屋顶是不是碎裂漏雨；山坡上的柿子树，是不是长了虱子和柿蒂虫？总之，在这一点上，她依然是一个为家庭操心、非常思念家庭的农村姑娘，农村的一切，都使她魂牵梦绕。
她是在精神煎熬、恐惧又内心充实、欣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中度日的。
那是初夏的一个夜晚。从河滩那边刮来带有烂泥臭味的风。王妈妈和鱼儿都在另一间小屋里睡着了。她这间刚转过身的斗室，关着窗户，挂着窗帘。在如豆的灯光下，红薇正伏在小木桌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传单。
噹，噹，噹。传来轻微有节奏的叩门声。她忽然一惊——这是大波一向的叩门声，会是他吗？她急忙站起身，要去开门，且慢！她在叮嘱自己。
噹，噹，噹。又是一阵稍大的叩门声。她谛听了一下，赶忙收拾桌上摊着的东西，把还没写完的纸片塞在炕洞里，她才去开门。
独扇的小排子门开了，门外站着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他戴着一顶鸭舌帽，低低地压在额头的眉宇间，阴影遮住了他的脸。朦朦胧胧的月光和闪瞬的星光，在地上投下了长长的身影。
“是我，红薇！”
她听出了那熟悉的声音。啊，是李大波回来了！她兴奋得几乎晕倒在他的臂抱里。他把板门拴上。还没来得及进屋，就在那巴掌大似的小院里，她疯狂地亲吻着他，把两只胳臂吊到他的脖子上。
他把她搂在怀里，抱进小屋里去。他吻着她的嘴唇、面颊、眼睛、额头、脖子和头发，他在她的耳畔轻声地说：
“真把我想坏啦！让我好好地看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