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起身,咬牙切齿地说:“艾丧!你表哥干的这件事,不仅断送了殷长官的锦绣前程,天津军部还下令逮捕了他,而且多田将军对我就像拿住了什么把柄,使我的成绩全都埋没了!幸好我现在的谋略工作是直属于东京大本营。否则,我还不是处处受钳制吗?啊,我真恨你这位表哥,这个无孔不入的共产党!可怕啊!这才是我担心中国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务必把他抓来归案!艾君,你可要再卖把子力气哟!”
艾洪水蓦地脸红了,他觉得从来笑容满面的土肥原,这时却露出了一脸凶相,使他心里敲鼓般地害怕。他赶紧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
“是,我知道这担子很重,不过,我可是一直在努力,这次就是我发现他们行踪的……”
土肥原举起酒杯,又转为喜悦地说:
“那就继续努力,让我们撒开这面大网吧!干杯!”
曹刚和艾洪水也一块儿跟着说:“干杯!”
三只杯碰到一起,淡黄色的香槟,溢出了酒杯。
二
红薇自从发现了艾洪水的跟踪之后,当天晚上她就开始了迅速转移的工作。当她确知那天夜间敌人还没来得及布置蹲坑监视的暗哨时,她把要紧的文件,包了一个包袱,有一些来往信件还没来得及销毁的都填到炉子里焚烧了,还有一些实在带不了的东西,她只好暂时寄存在跟王妈妈最好的一户邻居家,那是专给胡同里拉水挑水的一个山东人,家里像小猪一样有一窝小孩儿,山东婆娘每天都拉着孩子、背着竹筐,到处去打杂草来喂拉水车的那头小毛驴儿。自从搬到这儿来,王妈妈跟她最投缘、最要好。夜里,那天没有月亮,山东婆娘甩着大脚片儿,一连帮着运了好几趟。有些粮食、菜蔬、杂物,索性送给了挑水的这家。他们一连咕捣了大半夜,红薇这才在房门上贴好了招租条子,跟着王妈妈,拉着鱼儿,回到了河滩的转盘村。
“万祥哥,我应该受批评,我太麻痹大意了,竟然让艾洪水这个小子盯梢都没发觉,隐蔽的地方暴露了,这给组织、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呀!”她边说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别难过,谁能保证一点差错不出呢?”王万祥披着棉袄,吸着竹子毛笔杆的小烟袋,慢条斯理地安慰着红薇。
鱼儿又累又乏,很快就睡着了。许多日子不睡热炕头,现在乍一睡,热得他伸胳膊登腿儿踹被子,直打把式,不一会儿撒起呓症,嘴里还说着梦话:“我不走!干嘛咱搬家呀!……
我要上学,我不回河滩拾毛篮……”
红薇听了鱼儿的梦话,心里更是一阵酸楚。眼泪像断线的珍珠那样落到地上,她哭得更伤心了。
“偏赶上大波不在家,我捅了这么大的漏子,大波回来,还止不定要怎样埋怨我哩……”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刮着呼啸的北风。从河滩那儿不时传来因寒冷而坚冰的坼裂声。纸糊的木格子窗户上,为了防寒和怕灯光外泄,挂了厚厚的稻草苫子,用绳子坠着半块砖。
“你没有出意外,这就是万幸,”王妈妈倚在炕头上,也安慰着红薇,“万顺不会申斥你,你放心吧!”
“这都是小事,要紧的是必须向党汇报,以免出别的差错。”王万祥慢声细语地说,又紧着吸两口烟,“明天把对面的小东屋收拾好,你和我妈就住在那屋,你暂时哪儿也别去,就在屋里猫着,我先去汇报。还有另一层缘故,如果组织上不知道,又正赶上大波回来,冒冒失失地先回你们那个家,还不让蹲坑的特务等上吗?”
红薇吃惊地张着嘴,吓得顾不上哭泣了。她急得拍着大腿说:“哎呀,真是的,遇事我倒胡涂啦,也不知他现在在哪儿,没法儿通知他,这可怎么办哪?”
“所以得汇报呀,组织上自然会想办法知会他的。……天不早了,逃出来就不易,睡觉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那天夜里,红薇和王妈妈跟万祥的一家都挤在那条土炕上入睡了。凤娟知道他们回来了,睁了睁眼,瞧了瞧他们又翻身睡着了。她每天要从河滩步行到小刘庄的棉纺厂去络线,一天往返要走几十里地的路程,实在是太乏累了。红薇在锅台上搭了一块木板,铺了草苫,她就睡在那里。但是她满腹的心事,从小又有择席的习惯,所以她一直躺在那里没睡。见景生情,她想到她十二岁那年的复活节——也就是被理查德拐骗来的第二年春天,因为淘气,带着景山公馆附近的邻居家小孩儿——小牛子、黑妞儿、小臭臭、小乐子,到教堂的后院去逮鸽子、掏鸟蛋,一下子窜出了一条花蛇把她的太阳穴咬伤了,她从木梯子上摔下来,送进了协和医院,后来她的病又转了伤寒,最后她被王妈妈带回河滩的家,她就是在这间茅屋草舍里养好的病,从死神手里夺回了那条小命,才没落到雷曼医生手里做细菌试验品的。她又记起她和鱼儿用一块破木板,钉上两根铁棍儿,自制了小木排,多么快乐地在结了冰的河面上飞也似地滑着,有一次差点儿掉到冰窟窿里。她还记起夏天,她和鱼儿站在河边上看着鸬鹚扎猛子逮鱼,他们在岸上脱下小布衫儿飞跑着捕捉蜻蜓,站在浅滩的湿泥里捞螺蛳……但这一切都使她想起了李大波,就是在这间茅草小屋里,给了她人生最甜蜜的爱情,奠定了她的幸福婚姻。没有比今夜她更想念他、更惦记着他的了,一个最揪心的问题,魂牵梦绕地纠缠着她:
“唉,大波!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你是否平安?我理解你不能跟我取得联系,……可是我多么记挂着你呀!只有你回到我的身边,我这颗悬揣不安的心,才会放下来。……”
凛冽的寒风仍旧在肆虐地呼号,从新开河对岸法政学院高墙里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鸱鸺鸟令人害怕的叫声:“嘎,嘎,哈哈哈……”
从法政桥那边,又飘过来敌人铁闷子车警笛的怪叫声,呜,呜呜。……她恐怖地想着:
“敌人又夜里出来逮人了。真烦人啊!这沦陷区漫漫的黑夜可真长呀!……”
正当艾洪水蹲坑、方红薇搬家转移的时候,李大波随着董道宁从上海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早已来到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就有一个人等在他们下榻的“黄玫瑰旅馆”门前,从汽车的玻璃窗缝里,给高宗武塞进一张小纸条来。他打开一看,上写:“校长追查去东瀛事,万不可归。”他吓得脸色发灰,立刻大口吐了血。再找那人,早已无影无踪。他猜测这一定是军统内部知密、又跟他是知己的人,才特来给他送信。他明白他双手空空、又擅自去了东京,回去之后势必遭到逮捕或监禁。他便以旧病复发为由,住进香港的一家私人医院,决定不回重庆。
董道宁把高宗武安置好,便和李大波日夜兼程,水旱并举,赶往重庆。一路上,李大波精心地记住那些往来沦陷区和重庆之间秘密的交通小道。特别是在河南与安徽交界的界首,彼此过路,虽有盘查,但好像达成一种默契,各自往返,欣然放行。日方和重庆谁也不纠缠谁。
跋山涉水,一进入重庆,他俩便驱车直接来到海棠溪畔周佛海的官邸。那时已是黄昏以后,整座山城大放光明。大街、商店、戏院、舞场,熙熙攘攘,歌舞升平,几乎看不见一点战争的迹象。只是军人的汽车往来如梭,中央政府迁来,重庆的街头比过去人更多更热闹罢了。
周佛海在客厅里接待他们。董道宁先把李大波介绍给他。
“这位是章幼德先生,满洲的首富,张景惠的亲戚,上海的可靠朋友给介绍的,幸亏有他,他除了给咱整理材料外,还帮助照料高司长,不然的话,简直到不了香港。给您,这是书面汇报,这是高司长写给您的信。”
周佛海今晚没有宴会,也没有出去寻欢作乐。自从他派出手下两员大将前往香港、日本接洽所谓“和平方案”以来,他便心悬两地、坐卧不安地每天等待佳音。有一次他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大本营会议,就有人私下里告诉他,蒋已叫陈布雷追问高宗武去东京的事情,他很怕追到他的头上,所以那天的会议,他坐的席位离蒋介石最远。现在见董道宁回来、高宗武留港,他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现在听董道宁介绍李大波的简况,便向他客客气气地点点头,伸一下手,给他指一下座位。李大波已克服了进入重庆时的精神紧张,便不卑不亢地坐到椅子上,准备仔细听他俩谈话。
周佛海穿着蓝缎子宽大睡袍,戴上度数不深的花镜,一目十行地浏览那份写好的材料。他俩喝着茶,静静地等待周佛海看完材料。
“好!你这趟没有白去,”周佛海看完把材料放到桌上,操着湖南口音说,“你觉得日本军政两界对倒蒋扶汪是很坚决的吗?”
“是的,我和高司长曾会见过板垣陆军大臣和近卫首相,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很希望汪兆铭副总裁出来组织一个中央政府。”
周佛海沉思了一下,看看墙上的挂钟,刚八点半,便说:“走,咱俩去见见汪先生,我打算先把这材料拿给他看,看他有什么表示。”
他赶忙脱掉睡袍,换上中山装。又叫听差的通知备车。董道宁帮他穿上薄呢子大衣,戴上礼帽,抓起那叠材料,就往外走。
董道宁对李大波说:“你先在这儿等等,我们去去就来。”
“不,我改了主意,材料既是他整理的,如果汪先生想问的更详细,他可以做补充,一块跟着去吧!”周佛海站在前厅的过道里这样吩咐着。
于是他们三个人一同上了车。李大波心里真是又惊又喜。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他会得到这样的机会,直接面对这么高层次的跟敌人秘密勾结的具体活动细节,这是千金难买的绝密情报。但是尽管他心里为此高兴得心花怒放,他还必须十分谨慎地装出既若无其事又奉公守法、不苟言笑的沉静踏实模样。汽车穿过灯明如昼的闹市,朝歌乐山麓那方向驶去。
当仆人报告周佛海带着两位客人求见的时候,汪精卫那白皙的脸上,多少呈现出有点惊讶的表情。他那两只稍圆的大眼,很快地眨动个不停,两道乌黑的八字眉,眉梢儿更显得下垂了。他正和他的夫人陈璧君——一个极丑的、但是门庭显赫、娘家非常阔绰的黑脸胖女人,坐在桌旁对弈。这个曾经是广东番禺一个多子女家庭出身、翩翩美貌小生的汪精卫,一直是著名的亲日派。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高涨,他只有蛰居在这个幽闭的大宅院里。他是一个野心勃勃、领袖欲极强、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政客。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使他为前途渺茫而苦恼。他在国民党内为争夺领袖地位而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但近来他忍不住跟蒋介石进行唇枪舌战。思想激烈交锋的结果,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恶劣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今天白天他参加了大本营的论证例会,他居然拍着桌子口飞白沫地质问:“我请问:如果像长沙那样放一把大火,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如果像长沙那样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处的物资去抗战呢?”
蒋介石红着脸,梗着脖子,没有反驳。
“所以我说,与其焦土抗战,不如奉行和平。我以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①。……”
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