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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他把红薇叫到屋来，插上门，低声地对她说：
“小妹，老杨找我去，有一项特别任务，是要派我到上海去，想办法拿到日本跟重庆暗中勾结和谈的第一手资料，以便向全国人民揭发，来达到遏止投降的目的。现在万不可半路断送抗战，如果重庆真的跟日本达成某种协议，那将是我们民族的劫难。”
“你去多少时候？”
“不敢肯定，还要看事情进行的是否顺手。”
“让我也跟你去吧？”
“不行，你要在家守摊儿，秘密交通站一会儿也不能离人。”
李大波向红薇交待完这番话，便赶往市政府和省政府机要室去查阅有关的资料和存档的文件，为的是掌握住必要的知识性情况。
费了一上午时间，他才找到一鳞半爪的资料，他不由得想，日寇给这些附逆的衙门绝密的内部情报实在是太少了。找来找去，他只找到了一点儿有关德国大使陶德曼衔日本密命拜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一些材料。那时南京还没有沦陷。当时提交的日本政府所谓调整邦交的方案，有下列四点：
事实上承认满洲国；
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停止排日；
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
另一纸是陶德曼这次活动的汇报材料。幸亏李大波在东北大学时选修过德语，他粗略地看懂了其中的大意：（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蒋介石召开了小型的党军首脑会议，到会者有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上述条件。１２月７日，南京政府请求陶德曼转告日本政府，可以根据日本方面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还有一份文件是１２月１３日日本攻下南京后，追加的条件，提出的新要求是：
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
承认内蒙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
必要的赔偿。
限年内作出答复；向日本指定的地点派出媾和的使节；在承认全部条件后，开始缔结停战协定。
１２月２３日，日本将这份书面声明交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１２月２６日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递给孔祥熙。下面是陶德曼的记述：中国政府未即作答，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３日才表示：对于１１项媾和条件中的细节，要求日本政府加以具体说明。
“这一点非常重要，”李大波看到这里心里暗自思忖着，“仅仅这一点情报，就可以说明，当我们八路军和人民浴血奋战时，蒋介石的确暗中和日本勾搭过。”
机要室里很静。有三四位日本留学的机要参议，也都埋头在一摞摞的文件和报纸堆里。上午三四位日本顾问就对华是战是和问题，在这里公然争吵得脸红脖粗。李大波的日语程度，还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辩论内容。不一会儿公使馆来了电话，通知日本顾问都去开会。他们一走，屋里的空气立刻就和缓松弛了很多。那几位爬在书桌上装作老实办公的中国人，便抬起头喝茶、抽烟，聊天。
“你们听见刚才的争议了吧，”懂日语的胡参议留着刷子硬的平头，自认为博学多闻，又好卖弄，喝下几口茶水，开腔说道，“看来，日本朝野上下，也是分成两大派别哩！一派是强硬派，一派是温和派！”
“也不能只用战、和分二派，”刘参议微笑着反驳，为了显示学问，他俩总好抬杠磨牙，“准确地说是主张南进的一派，主张北进的一派。”他抽着烟斗，得意地吐了几个烟圈，接着说，“南进的一派，就是咱的佐藤顾问，你没听见他刚才说的那番话吗？他说，凭借日军的强大战斗力，像中国这样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蒋介石的军队比大清帝国也强不了多少，只要日军下一道动员令，表示断然出兵、进军，中国的问题就会随着动员令号外的铃声①，轻而易举地把战争解决，为什么非要跟蒋介石这个败将谈判呢？可是长谷川顾问就不同意他的论点。他是多田骏的亲信，他就拥护早日结束对华战争，全力北进，征服苏联，加入国际战场。”说到这里，他扫视了大家一遭，见李大波那样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就压低声音，故意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做出神秘的表情说：“嘿，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吧，听说在日本内阁和大本营②的联络会议上，由广田外相、杉山陆相和近卫首相共同提出的‘停止谈判论’，就遭到了多田骏参谋次长的强力反对，他主张的是‘继续谈判论’，结果顶起牛儿来了。”
①日本卖号外的报贩，身上挂着铃铛，故有此说。
②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置大本营。
“可是，近卫还不是发表了那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了①吗？”胡参议不服气，悻悻地说道。
①此处指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亦即《第一次近卫声明》。
“是呀，长谷川顾问私下向我透露过，多田将军和日本关东军从大局着眼，就没提出反驳意见，怕引起内阁引咎辞职，才做了让步，不再坚持意见。”刘参议又以知情人这么答问着。
李大波这时恰好从一个文件夹里找到了《第一次近卫声明》的剪报。那报头上还刊登了一张近卫文黲的大照片。一张冷酷无情的长脸，短短的分头，眼睛呆定地直视，人中上一撮小黑胡，穿一身白西服，打着黑蝴蝶结的领带。一副高傲贵族的派头。李大波的目光停在这个战争狂人的照片上有三四秒钟。他过去因环境动荡不定，根据地的敌伪报纸既缺少又不及时，所以他竟没有亲眼看过这个臭名昭著的声明。于是他不再听他们的议论，专心致志地看下去，只见那原文登载着：
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仍然为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的诚意，狂妄策动抗战，对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对外，不顾整个东亚和平。
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
帝国一贯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决不丝毫加以改变。
当今，帝国对维护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繁重，政府希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要更加不懈地发奋努力。
李大波看完了这篇梦呓似的声明，真是又气愤又可笑。“这就是敌人的强盗逻辑，明明是大军开进、侵略我国，还聒不知耻地说尊重领土和主权；明明是杀人放火，刚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却装成一位善心菩萨，说什么‘不察人民涂炭之苦’！真是伪善到极点、也滑稽到极点了！”
中午时，那些参议全坐着自家的包月车①，叮呤噹啷踩着脚铃，招摇过市地回家吃午饭了。李大波却没有回家，他简单地吃了一套烧饼果子，泡了一杯茶，又接着看文件，查找资料。他赶的机会真好，日本顾问下午没回来，那些参议也没来上班。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年老的听差坐在外间屋，守着炉子打盹。趁这机会，李大波便取出照相机，把有用的文件尽量地拍照下来。要不是怕红薇和王妈妈惦记他，他一定还要在这里多留连一些时候。
①那时小汽车还不普遍，多数有点地位的人，家里养雇着人力车夫，一般车很新。俗称这种车叫“包月车”。
天黑以后他回到家，家里人正在念叨他。他一回来，家里便充满了平安快乐的气氛。他今天显得非常高兴、完全没有往日那种疲倦的样子。一家人吃完了晚饭，回到自己屋里，红薇低声地问他：
“我看出来，你今天很高兴，是不是查资料很顺手？”
“是的，初步弄到了一些情报，虽然有点过时，但因为敌人的勾结又重新开始，所以还是可以做个证据。”接着他就向她详细讲了具体内容，“我拍了照片，今晚洗出来，你明天赶紧送给老杨。”
“好吧。”红薇把防空窗帘拉严，很熟练地把海波药粉放在搪瓷器皿里，做好了冲洗胶卷的准备工作。
夜，在风笛声中，在千万人的鼾声中，悄悄地消融着……
次日清晨，李大波稍稍打了一个盹，便按照约定，乘第一班南下的列车启程奔赴他从来没去过的上海了。
二
上海的英、法租界，比受过战争创伤、田园荒芜凄凉的华界，真有天渊之别，它似乎比战前显得还要繁荣。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依然傲岸地飘扬在工部局议事厅高高的楼顶旗杆上。阔佬和军阀官僚们，带着家私、眷属，挤满了租界各个角落的空房；大批流落的难民，为避战火和讨饭餬口，也都拥入租界，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睁着惊恐的眼睛，坐在街头小巷，或躺在高楼大厦底下，整个的租界，既显得奇异的繁华，又显得异常的拥挤。
在圣母院路①的一所花园洋房的别墅里，阳光从百叶窗里折射过来，窗上格子的花纹，投影到大红漆的地板上。这所幽静的院落，是上海的青皮、混混大王、蒋介石在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的把兄弟杜月笙提供的一处他个人的私宅。楼上向阳的这间屋子里，正住着一位远道而来的秘密客人，这人三十多岁，穿戴考究，短平头、小黑胡，完全是一脉日本派头的打扮。他就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他受蒋介石的密令，为了和德国大使陶德曼接触，特潜来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投奔到南京撤退时就隐居潜伏在这里的一位政界耆老、实则是在敌占区按一个国民政府联络点的老官吏的家里。
董道宁这是第二次衔着密令来到上海。头一次他先找到他在南京的老相识、著名的特务、“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取得联系，西劝他与其要经过德国大使中间斡旋，莫如直接亲自到东京面对日本军部和政府。于是由“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松本重治陪同，把他送到东京，直接去见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并且正赶上刚调回东京上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职务的今井武夫也在，他们就进行了一轮关于停战的密谈②。
①即今上海瑞金一路。
②此次密谈：均在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月间，其后蒋介石又派高宗武几次去香港密谈，时间在４月至７月。此处为了故事的需要，时间上略有出入。
那一次他依稀记得蒋介石把他召到小办公室，用尖厉的声音，板着铁青的面孔，对他做了这样的指示：“你要向日本方面这样传达：我们决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不能做到反共以后再谋求和平。只要能够停战，必然进行反共。”就在这一次，董道宁带回来影佐祯昭的两封信——一封给何应钦，一封给张群。他带着信经大连坐着日本海军的舰艇回到了上海。
那次他也是下榻在圣母院路的这所别墅洋房里。
现在他聚精会神地在等他的上司——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高宗武①。他曾留学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留在南京各大学里担任客座教授。他向报社投了一篇论述对日外交方针政策的论文，受到南京政府某些权威人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