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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汽车里，才算松了一口气，把头靠在椅背的座垫上，就呼呼地睡着了，一直开到驻地西苑，他都没有醒来。
宴会的第３天，从丰台那边又传来日军增兵和士兵到处挑衅的消息，接着又传来日军分批在平津和通县附近打靶演习的信息。军部不得不再召集旅团长紧急军务会议，商讨对策。
会议开了一天，由于宋哲元没有出席会议，大家骂骂咧咧地发了不少牢骚，却没得什么要领。李大波心里很着急，他只感到这里和三十五军军部的气氛迥然不同。当散会的时候，他凑到李致远旅长脸前说：
“听说那天您被松岛那小子拉走，到很晚才回来，我陪着司机找了好久。”
李旅长气鼓鼓地说：“他妈的，小鬼子不安好心，想腐蚀咱二十九军，动摇咱抗日的思想，让我逛了一趟洋窑子。”
董升堂走过来，对李大波说：
“咱不知道冀察最高当局对小鬼子还抱着什么样的幻想，所下的命令自相矛盾，这可给部队作了难：既要极力备战，又要尽力避战，人家在那儿一个劲的挑衅，咱在这儿一个劲委屈求全，唉，真比做童养小媳妇还难呀！”他边说边叹息着摇了摇头。
李大波送走他们，独自回到空落落的办公室，双手托着腮，沉思着。
“这些中下层军官的反映，是非常真实的，我一定要向党汇报这些情况。大战的确迫在眉睫，不容我们再因循、再存有任何幻想，我也应把这种想法，直率地向宋哲元谈。……”
二
李大波在和宋哲元深谈之前，他先分别到张宅找张克侠副参谋长，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然后又到三十七师何基沣旅长的私宅，做了一次深夜畅谈。做为中共地下党派驻二十九军的联络人和领导人，李大波也把他对跟随宋哲元这些时候的观察和了解向他俩做了传达和分析。这两位军中的中上层人士，一直是秘密地接受着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从思想上武装起来。他们不仅是握有兵权、掌握军力的将军，而且还是爱国的热血勇士。张克侠副参谋长对宋哲元一针见血的评价，给李大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认为“宋哲元的矛盾心理，正是他客观处境的鲜明反映，一方面他要承受日本人对他施加的种种压力，一方面是人民以民族大义促他觉醒，对他寄以厚望。鉴于日本的凶猛，他对抗战并没有决心，可是华北日益危急的形势又逼着他不能不作抗战的准备。不过，这准备是太不充足了。”何基沣旅长因为直接掌握着军队，又和日军在丰台的摩擦中，真枪真炮地交过几次锋，他对这场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我二十九军下层军士的炽烈爱国热情、不甘缄默受辱的情感，体会的最为深切。他说：“宋哲元这几年一贯抱着与日本人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所以，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他总是想开个联欢会呀，宴会呀，调解调解，联络联络感情，李同志，你说，为了平息丰台的武装挑衅，在怀仁堂召开的那叫什么联欢会呀？那怎么能制止日军的侵略！？要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在《田中奏折》中就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而且去年８月，在日本首脑集团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叫做“基本国策”的文件，这个文件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并且很快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这就是为什么冀察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的缘故，所以，他所抱的幻想，只能误事。”李大波从这两位高级将士家里出来，心里非常高兴，他觉得他们给了他充实的信念，有这样带兵的人，即使一旦战争爆发，这样的军队是可以打败敌人的，由此他觉得党分配他来搞军运工作，实在是太必要了。
他兴奋地走在夜路上，心里已打定主意，明天就找宋哲元进行谈话。
他上班不久，宋哲元就来到他的办公室。还没等李大波进屋向他做例行公事的报告，他就按响桌铃。
李大波急忙走进办公室，他问道：“李副官，秦副军长还没来吗？”
“还没有，”李大波刚说了这句话，就被一阵从门卫那边传来的“敬礼！礼毕！”的喊声打断，他扭过脸，纠正着说：
“来了。秦副军长来到了。”
秦德纯①穿着全副军装，迈着鹅式大步穿过走廊。他那带有踢马刺的皮靴，在方砖地上敲着有节奏的金属声。
他走进军长办公室，和宋哲元敬礼握手，然后由勤务兵接过军帽，落座桌旁。勤务兵端上盖碗香片茶水，他们边喝边谈。宋哲元抬眼看了看李大波，示意让他退下，他只好走出办公室。他知道这是一场严肃的机密谈话，于是他在隔壁副官室的板墙处悄悄坐下来，那里只有一板之隔，他们的谈话是可以听到一些的。为了切实摸清宋哲元的思想脉络，以便“对症下药”，他只好全神贯注地窃听起来。
“德纯，今天②把你请过来，是想专门跟你谈谈心，”宋哲元拉着秦德纯坐到长沙发椅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近来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想起最近的许多交涉，我整夜都睡不着觉，我的确是身心交瘁了。”
①秦德纯：国民党嫡系官僚。《塘沽协定》后：曾与日本的土肥原贤二签定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
②真实的时间为１９３７年的２月上旬。此外为了文章集中描写的需要，错后四个月。
秦德纯抬眼注视着这个稍黑微胖的将军，见他眼窝下陷，脸色灰中透黄，确实是一副病容。他刚想安慰他几句，但宋哲元急切地又说下去：
“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他摇摇头，叹息了一声，“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如何？”他的神态带着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的那只大手，一个劲儿地往下拉秦德纯的手。
秦德纯蹙起双眉，沉思了一下便说：“明轩，我不同意你这种作法，要知道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绝不赞成你离开北平。”秦德纯用很大的声音激动地说。
李大波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据他所知，宋私下里也曾向他吐露过这种回家躲避的思想。所以现在他正式向秦德纯提出请假回原籍，李大波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他也知道，宋哲元之所以要跟秦德纯请假，并非因为秦德纯是他的副军长，而是因为秦德纯是中央派来的蒋介石的心腹。利用亲信监视地方和瓦解地方武装力量，一向是蒋介石采取的消灭异己的手段和拿手好戏。
宋哲元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这支部队远在十年前曾联合阎锡山，在中原一带进行过反蒋的大战，实际上曾经是蒋的宿敌。蒋介石成了气候后，长期受蒋介石的排斥，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屡次申请，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得不到丝毫补充。和蒋介石的嫡系相比，真有天渊之别。这使得二十九军的中下级官兵非常不满，他们公然地发牢骚，“跟日本人拼命的是我们，好武器却装备了他们，蒋介石对我们二十九军真像后娘！”逼得宋哲元私下里骂骂咧咧地说：“老蒋是个军阀，我也是个军阀，我何必听他的！”话不过是这么说说罢了，这只不过是宋哲元对蒋介石发泄的不满而已。
秦德纯在二十九军中的地位和宋哲元就不同。蒋介石有什么军机大事，不事先对宋哲元打招呼，而是先通知秦德纯。例如去年的夏秋之交，蒋介石自江西庐山官邸给秦德纯发来电报，嘱令他立即飞赴庐山，报告华北态势，并听候机宜。那一次蒋介石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单独接见秦德纯的，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蒋介石听完华北的形势汇报后，便叹息着说：
“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你想想，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与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之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那次从庐山返平，秦德纯就亲自驱车到宋哲元官邸，把这个精神向宋做了转达。从那时起，宋哲元便和日方表面上做酬酢往还，招来国人很多责难；要想“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原则”，给宋哲元的感觉，那不过是一番漂亮的鬼话，纵使他苦心孤诣，忍辱求全，只找来日本的得寸进尺，野蛮骄横。所以，他实在是应付不了、支持不住了。在他极度苦恼的情况下，他只有再请来秦德纯为他向蒋说情，请假躲避。
“不，我绝不同意。”秦德纯坚持着他的意见。
那一天不欢而散，宋哲元也没有再坚持，他摇摇头说，“唉，看一看再说吧！”
李大波从窗子里看见秦德纯快步沿着走廊走去，他本想这时找个机会和宋哲元谈谈心，但是还没等他走出副官室，宋哲元便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李大波看见他平时昂首挺胸，今天却佝偻着腰，弓肩缩背，满脸倦容，他感到这位军长是真的有病了。
李大波走出屋门迎住他。
“军长，您要回公馆么？”
“是，我有点头晕，回去歇一会儿。”
他一钻进车厢，就把头枕在靠背上，李大波目送着小汽车冒了一股尾烟开走了。
三天后，军首脑召开扩大例会，旅长以上的人员都来听情况汇报，然后做出判断。李大波做记录，由参谋处和侦察处人员报告。他们说，由于时局日趋紧张，北平有钱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资，都纷纷南迁。空下来不少房子，房主便在电杆上和大街的告示牌上贴出了“吉房招租”的红贴子，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趁机强行租房。他们搬进去，不是卖大烟白面，就是招众聚赌，不但不付房租，昼夜还不许关门，房东叫苦不迭，怨声载道。……
日本的北平驻屯军，经常在公共场所滋事，制造各种侵华借口，便衣特务，到处乱串，他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门口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前打鸟；在市政府警卫的刺刀上划火柴；在军部门前提着酒瓶子耍酒疯；在大街上随便调戏中国妇女……
还有更不能让人忍受的：日本近来的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他们的步、骑、炮、工、通以及坦克、装甲车等各兵种，几乎每天都要从大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驻有重兵的通州出发，途经北平市向演习地点开进。他们要全副武装地穿城而过。那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骄兵神态，激起市民的无比愤慨，他们举起拳头，愤怒地高喊：“二十九军的大枪，莫非是烧火棍吗？喜峰口抗战的雄风上哪儿去啦？宋哲元，‘尿’啦？！”
宋哲元听着这些汇报，气得脸色煞白，紧咬着嘴唇。但是他即刻就用冷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