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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背景也都是真实的。用的是我一向喜爱的现实主义手法。我深刻的体会是，有时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奇遇，比我们编撰的故事要生动和感人得多。啊！感谢生活，给我以能力，让我把他（她）们惊天动地的事迹表达于万一吧！
３．
那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比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不仅带给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灾难，同样给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按照我最初的构想，只想和过去有人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那样，写出战士如何英勇抗击敌人，人民如何支援战争的生动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我意识到，仅仅这样的构想，已经远远不够了。我应该站在９０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回顾、展示这场宏伟的战争，展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俄国文豪雷翁·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曾经阅读了四年的有关资料，帮助作家拓宽眼界，思考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不仅充实了作品的内容，重现那段历史真实的进程，刻画了无数典型人物，从而从广度和深度上增加了对主题的开掘和强化，使这位有过战争经历、在自己庄园住着写作的伯爵写出了这部辉煌巨著，使他一跃而成为俄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杰作。
大师的这种事先有充足创作准备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后世提供了艰苦工作的榜样，我们当今的晚辈作家，完全可以向这位大师学习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在１９８３年《功与罪》出版后，我改变了我最初的那种构想，拿出我最大的毅力，决然放弃了这部已经写成的小说原稿，重新结构、重新写作。
那场昨天的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许多指挥那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战争亲历者在上断头台或病死之前，有很多人写了日记、回忆录等文章，还有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以及历史学家们所写的长卷教科书，还有我国的老帅们也留下了最宝贵的回忆文章，现实已具备了打开我狭窄思路的广阔历史知识，于是我掉进这个资料海洋达四五年之久，它使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情节，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关连，以及当时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战场的影响，等等，从而打开了我的视野，开拓了我的心胸。尤为重要的一课是我在１９８７年重新结构和写作这部小说时，又重新回到当年的根据地进行较长期的采访，并和许多当年我的老领导、老首长进行了访问座谈。例如吕正操同志、孙毅同志（他俩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史立德同志（现为国务院离休领导干部）、赵亚平同志（冀中军区第一任妇会主任），高崇信（原炮兵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李健（北京军区参谋长）、高墨华、王程远（原抗战时高阳县委书记，当时领导了抵制敌人的“新国民运动——反共誓约”的战斗），成学俞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教部部长）、刘广钰同志（原海军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原冀东军区司令员）、还有刘秉彦同志（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他原是冀中军区十分区的司令员，而十分区地临平津保三角地带，是当时敌人兵力最强、环境最为残酷的一处地方，在他的指挥下，不但坚持了地区、而且还创造了“红色的苇塘”。我在冀中军区工作时，就认识这位老诚持重、指挥若定的司令员，他被普遍认为是“欧格涅夫”式的思想先进的军事指挥员（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人物）。在军区开会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富有朝气、年轻而潇洒。四十多个春秋过去，这次我有幸又与他重逢，并进行了采访，这时我才在崇敬之外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原来事变前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难怪他的头脑那么清晰、理解能力那么强。每次战斗之前他都精心研究策划战斗，他亲自在集上打死了一个牵着洋狗外号“大下巴”的日本队长，威震四方，立刻就打开了局面。这不过是他身经百战中的一个事例而已。这次除了回忆一些战斗情节外，他又读了许多有关战争理论的思考。例如他说：“如果你没有实践经验，光看《论持久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说：‘平原游击战坚持有季节性’，而我们都坚持住了。平原游击队的坚持，已越过了毛的论断”，他又说：“在敌人猖狂时，主要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执行的好，转入地下，休养生息，并没减。”“游击战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从儿童团到老人、从男到女，每个人都在生死前经历了考验。”而他这位真实人的形象，多么坚实地开辟了我创造男主人公的道路。最后是那时的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同志，他听说我要写一部有关抗日战争的作品，正在采访和搜集材料，他就通过成学俞同志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和我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关心我的作品主题思想落在何处。我做了回答后，他微笑着说：“你这样思考就对了，很对头，要知道描写那场战争绝不能只写某个指挥员或几个英雄人物，最主要的是写人民对战争的支援，没有那么好的人民，我们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的胜利。”我过去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位有威望的领导者，今天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我看到他的胳膊、手腕、肩胛多处有枪伤的疤痕，有的至今还带着子弹片，身体很瘦弱，说话声音低微，但他的精神却依然那么矍铄，当时他的情绪很好，并和我合影留念。可是没过多久，就从电波中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想到他对我这个晚生后辈如此谆谆善诱、真挚指导，对他的逝世，我的悲悼是可想而知的。总之，我所采访的这些人物，都是抗日战争中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光辉形象和杰出的业绩，对于蕴育我作品的新胚胎，起了极大的充实作用。我再一次印证了“生活是我们的教科书”这一真理没变。从这以后，我又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在原来稿本的基础上重新写出了这部小说，除了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６年的零碎写作时间不算，从阅读大量资料、看同类参考书（如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等）到写作完成共用去我整整十年的时间。
４．
１９８３年《功与罪》出版时，我曾请左联老作家骆宾基老师审阅并作序。因为从１９５３年我和他在电影剧本创作所一同当编剧，有着很好的友谊关系，如果不是１９５５年来了个反胡风运动，我差点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审阅稿件后，对我夸奖了一句：“你很注意结构，你的结构很有功力。今后也应保持这种特点。”可惜，前不久老先生因脑栓塞病逝世，我这部《战争启示录》小说，他再也看不到了，我为失去这位文学导师而悲痛不已，因此序言也只好由我自己写了。
我不是理论家，我本想把我要向读者说的话，提高到理论上来发挥，可惜我的水平办不到。只好请看我的书加以评判吧。我不能肯定我的艰辛尝试是否成功。
明年——１９９５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我愿意向广大读者献上这部书，书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原型，有些早已长眠地下，但当我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愿通过我的笔，把他们的心魂和理想留下来，以示对他们在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中所做出的无私奉献，表示永久的纪念。
此书出版时，正值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我的书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我国妇女在那场战争中所发挥的杰出作用。借此机会，我愿将此书献给我们妇女自己的大会，做为一件可资纪念的礼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责编吴光华同志，是他在溽暑之际，冒着酷热审阅我那么冗长的稿件，并给我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借此机会表示我的谢忱。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日津门酷暑时节
第１章 寻觅
一
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摇晃着光秃的枝杆，卷着残梗枯叶，飞旋着扫过１９３６年被冻裂的中国北方冬天的大地。从燕山主脉刮来的迷眼沙尘，像雨点般敲打着北平居民用高丽纸糊的木窗，横扫过碎石铺就的街道。
寒流是从子夜开始的，而从南苑那边传来的枪声，一夜也没有间断，这是驻在那里的日本兵在打靶演习。天气越是恶劣，他们越干这种扰乱民心的事情。自从五年前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便越过山海关，跟中国军队寻衅滋事，三年前他们又突破了长城各口，人们早就听惯了这糨粥开锅似的枪炮咕嘟声。浓烈的战争气氛，笼罩着北平这座燕赵古城。
黎明时，实行宵禁的岗兵，荷着实弹长枪正在撤岗；重要街道的十字路口，都堆着沙袋的街垒架着铁丝蒺藜的鹿寨。上早班的工人和市民，小心翼翼地走过这里，听着渐渐稀疏下来的枪声，心里不约而同地罩上一个可怕的阴影：“他妈的，小日本儿又要进关打仗了！”
就在这时，坐落在西城灵境胡同的一处宅院里，响起一阵闹表的铃声，把宿在南屋的方红薇叫醒了。这个在五年前被爱斯理堂会督、美国美以美会的传教士理查德·麦克俾斯从他的教区遵化县饮马河畔偷来的女孩儿方红薇，如今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昨晚她刚从“南下宣传团”的目的地保定回来，没敢回理查德的景山公馆，就借宿在她的同学王淑敏这个家里。她悄悄起床，用冷水洗把脸，拉开门栓，走出门去，她是怀着一腔的热情和渴望，想去会见她梦寐中的情人李大波。她走的很急，丝毫也没注意到后边跟着一个盯梢的人，更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淑敏的继母汪家桐。这个生长在东北黑龙江翠峦一家小地主的大妞儿，昨天夜里猫到王淑敏的窗根底下，听了这两位少女的私情话，得知今早红薇要去看望她多少年一直在追踪的那个共产党员李大波，她高兴得一夜也没有睡好，她决定跟着方红薇，探实这个她追踪了好几年的“共党份子”现今隐藏的下处，以便下手擒拿这条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发生“柳条湖”事件后的第８天便逃进关内的“漏网之鱼”。当红薇匆匆走进阜成门大街宫门口头条那间“德成”家庭公寓后，汪家桐便急不可耐地甩起大脚板，一口气朝离这儿不远的白塔寺兵马司胡同跑去。她是到汤玉麟①的北平别墅找她表哥曹刚去逮人。
红薇含着少女的娇羞，走边账房，这是她第二次到这里来了，上一次她来看李大波的时候，就听见那肥胖的女店主，在她身后说些不堪入耳的村话，这一次她很怕再招惹这个女店家说出更难听的亵渎她纯洁心灵的话来。果然，不出她所料，女店主穿着大棉坎肩，手里托着白铜的水烟袋，上下打量了红薇一遍，用奚落的口吻说：
“嗬，天还不大亮，就堵热被窝儿来啦？哼，八成你还不知道吧，王先生②他不在了！”
①汤玉麟：１９３３年长城抗战时，他为热河省主席，日军向热河首府承德进攻时，他一枪不发，弃城而逃，但事先押运二百辆卡车家私细软运回天津寓所。随后投降日寇，进攻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
②这是李大波的化名，在这个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