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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收到中国事变自然解决的效果。今井君，如果这场战争拖住我们的腿，以致退到中国事变前的状态，特别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我们的帝国——无论是天皇还是国民，在精神上受得了这巨大的刺激吗？”
铃木卓尔武官走进来了，皮靴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回忆。
“像片洗好了？人的影像看得真绰吗？”
铃木卓尔手里拿着刚从暗室里冲洗出来的照片，走到桌子前。这是今井在香港九龙半岛旅馆会谈时，在２４３号房间，趁人们没有发觉时，由铃木从钥匙孔里偷拍的宋子良的头像和全身的正侧面像片。一种职业习惯，使他对这个才能低下、毫无谈判经验又缺少历史知识的宋子良，产生了怀疑①。在这之前，他还让秘书查阅了日本情报机关的几种“人名鉴”，结果光是出生年月一项就矛盾百出，有的记载着１８９３年生，有的记载着１８９９年生，相差６年之久，而关于宋美龄的出生年月也有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１０年生两种记载，这就无法断定他究竟是宋美龄的哥哥还是她的弟弟。经过颇为周折的比较，才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判断的结果，有这样的特征：宋子良当时为４３岁，独身，身量矮，约有一米六左右，面貌平庸，左手曾患有类风湿病，活动受限，四方脸型，肤色微黑，唇厚有黑痣，说话快。特别嗜好雪茄。……
①这个宋子良，据日本史料记载是冒名顶替的，其后在１９４５年６月，被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经辨认，证明该人为当年假冒的宋子良，此人自称“蓝衣社社员”，为“军统”戴笠之亲信，长期在浙江领导秘密工作，为日本逮捕，送往上海被参加“桐工作”的日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派员坂田诚盛认出。今井曾为此人说情，说他过去是重庆的谈判代表，可以放他，让他继续充当联络，正在此时，日本于８月１５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该人立刻以战胜军的身分恢复了自由，今井则因战败而失去了自由。
今井拿过还没有烘干的照片看了看说：“嗯，拍得技术的确不错，请你给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打个电话，让他过来认认好吗？”
铃木卓尔立刻派车把吴启鼎请来。
“吴先生，你们那里人多眼杂，我不便在你处，”今井站起来，扶一扶金边眼镜，微笑着解释，把像片递到来客手里，“你跟宋子文有交情，请你认一认，他是不是宋子良？”
吴启鼎摘掉近视镜，换了一副花镜，仔细看了一会儿说：
“要从这张照片看，倒很像。宋家是海南岛移民出身，身体发育不均衡。这一点很像。可是我记得宋子良的唇上并没有黑痣呀！”
当时很难决定这位重庆代表的真伪。于是今井武夫决定次日清早乘“白银丸”由香港启程，经广东、台北，返回南京，找熟悉宋氏兄弟的达官显贵来辨明真伪。
船一到南京，今井马上就赶到正在等待开张的汪精卫政权的机关去。请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甚至还请了汪政权的头号特工头子李士群等人帮助鉴定。周佛海说：“这人像其弟宋子安”，陈公博说“不像”，其他的人意见分歧，还是不能确定。当时铃木还曾得到一份情报，说“军统”驻香港的头目，名叫王新衡，年龄３６岁，身量一米六左右，长得白皙，说一口浙江官话，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颇得戴笠的宠信。他的情况非常近似，现在的所谓宋子良，是不是就是这个王新衡呀？！总之，经过好几天的努力，也没解决了真假问题。但是铃木打来了加急电报，第二轮商谈马上就要举行了。“嗯，管它呢，”今井武夫找出了自我安慰的办法，“对于这个自称宋子良的替身尽管有不少疑惑，可是又何必过分拘泥于他的真假呢，只要我们可以利用他做为和平路线的窗口，把他做为这条路线沟通与重庆的直接联系就够了。”
第二次中日双方委员的预备会议，因为日方的翻译坂田和矢仓两位特派员在香港的日本旅馆松原饭店正和洪帮的人员接头，突然被香港的民政厅警察包围逮捕，曾被投进监狱，他们深怕暴露会议内容而把会议地点改在澳门。
那是６月４日的午后，在大雨滂沱中，于一片白茫茫的雨雾笼罩中，那艘“白银丸”在澳门港口靠了岸。熟悉这一带地理的铃木卓尔，带着今井武夫、臼井大佐和新从总司令部调拨的翻译内之宫中尉，一共是４个人下了船。为了躲避外间的注意，他们一上岸便装作不认识而分别住宿。今井和臼井住进贝拉比斯塔旅馆；铃木住在三和公司；内之宫在利贝拉旅馆下榻。另外陆军总司令部还派来专驻澳门熟悉地理风俗习惯的片山参谋，担任联络官，专门负责这次会谈的联络事宜。
今井住的贝拉比斯塔旅馆，是一处粗糙的木结构建筑，他觉得它特别像西欧三流国家偏僻的农村房舍，在小小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房舍后面房顶上高高悬挂的十字架，朝夕传来教堂噹噹的钟声，徒然使他的内心有一种落魄的感觉。
当晚就举行了首次会议。那时是９点整，还在下着时大时小的雨，淅淅沥沥，颇有一些凄凉的秋意。为了极端的保密，会场选了远在荒郊海滩的一处阴森森的空房，好像一处闹鬼的凶宅。汽车没有开到门前，下车后一片漆黑，他们陪着小心，跟着一位帽子压住前额的向导，左拐右转地走了好一阵，才来到有暗岗的门口。接应的人立刻把他们这四位代表引进光线暗淡的地下室。空空荡荡的屋子中央摆了一张长桌，桌子上间隔均匀地燃点着四支大蜡烛，恍恍惚惚地颤索着。中日双方的代表，相对地坐在桌旁的椅子上。重庆的正式代表是三人：他们是章友三、陈超霖和自称是宋子良的那位，另有一位帮办是牵线人张治平①。房子周围由安排这次会场的中方保镖张汉年担任监视警戒。今井注意到偌大的院落房间空寂无声，一切都锁在带有几分恐怖的寂静之中。
①中国重庆代表的真实身份：章友三，原驻德大使馆参事，现继曾仲鸣（在河内被炸身亡）之后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张汉年（预备代表）为陆军少将、侍从次长、香港特使。
双方代表刚一就座，第一件事就是相互出示正规的委任状，查验个人身份证明。今井武夫做为日本的首席代表，出示了担任闲院宫载仁亲王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的“大陆指令第６７６号”的指示，内开：
兹任命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责令所需机关按附件“桐工作实施纲要”与重庆政府代表进行停战谈判。此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阁下。
参谋总长 载仁亲王
昭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还附上西尾寿造总司令的正式委任状。中国方面出示的委任状上，是用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上面有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署名，盖有官仿大印和蒋中正的个人小印。上写着：“兹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今井武夫这是第一次在正式谈判场合看见重庆政府的正式信函和正规的委任状，他把那格式深深地印在了脑中。
验证完了，宋子良先站起身解释他此次改名宋子杰的意思是因为日本驻上海的和知鹰二曾向新闻界披露了今井来港密谈的任务，深恐在香港引起对宋氏兄弟的人身安全问题。追踪过宋子良真假的今井武夫这时只淡然笑一笑，表示对改名事予以充分谅解。于是会议便就双方带来的停战协定草案，逐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气氛是和谐的，完全不像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会上，重庆代表对“和平实现”后只是涉及如何配合讨伐共产党的问题，陈超霖才变得那么痛心疾首和慷慨激昂。
“对共产党，”陈超霖急不可待地站起来高声地说，“蒋委员长已有决策。他曾一再指出，中国共产党料到在和平到来的同时，国民党将立即企图发动对共产党的剿灭战，因而企图尽可能在抗日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行讨伐。而且，讨共计划业已制定。如可能的话，希望在７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纷集重庆，并已协商完毕。不久将派赴西北地区，命其担当防止共产党反抗的任务，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武器补充等等的援助。当然，宣布停战之时，亦要发表反共宣言，涉及时际内容等项问题，希望与日方协商。也许会遇到国民党内某些人士的反对，如反对派元凶冯玉祥，蒋委员长对此也下了决心，准备使用各种方法挫伤他的锋芒，实不得已时，甚至将采取最后的强硬手段。”
对重庆代表的这番求援献媚的陈词，今井武夫颇感兴趣。
当时的气氛也异常活跃融洽。
会谈一直到午夜三时方散。回到旅馆后，今井打开了当天的报纸，见报端以赫然醒目的标题发表了“宋美龄来港就医，治疗牙疾”的消息，他对同室的臼井大佐说：
“看，蒋介石的心腹来了，宋美龄显然是到此督阵，亲临指导喽，足见蒋本人是很重视这次会谈的啊！”
“是啊，你想想看，一旦召开日中的巨头会议，近卫、板垣和蒋介石会谈，不管成功与否，都会给共产党和强硬派造成反蒋运动的口实，而可能发展成为内战。这一点是洞若观火。所以，巨头会议召开之日，必定是签订协定之时，而且必须准备好剿共的部署才行。蒋本人是很注意这一点的，所以才如此保密。唯恐走漏半点消息为共方抓住把柄。”
这次会谈一共进行了三天，白天躲在旅馆睡觉，照例是晚上九时开，午夜三时散。会议的最后，在三个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是满洲问题；二是驻兵问题；三是关于汪精卫问题。会议以国民党对日本的“觉书”陈述了以上不同三点意见为结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散会的那天，又是凄风苦雨，这更增加了今井武夫的忧郁情绪。他站在贝拉比斯塔旅馆破败的阁楼上，听着后面教堂传来的沉闷钟声，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在香港秘密会谈时的情景。那时他应宋子良的邀请，两人一同跑到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晚餐。饭后，他们在离岸稍远的海面上划着小艇进行了会谈。那时，正是湾内风光明媚的５月，十三四的初升月亮是金色的，遂后变成了光辉远射的银色，又圆又大，映照得港湾内金波银波荡漾起伏，从山头又传来有若松籁的吹吟。那时他感到谈判的前途非常光明，心情也异常的愉快开朗，现在他觉得在满洲国的承认方面陷入僵局，前途很可能是暗淡的，这个鬼地方是如此的黑暗，阴森恐怖，他的心情充满了凄凉悲哀，两次相比是何等的不同啊！他深深地为他帝国的前途而担忧。
散会后，铃木离开澳门返回香港，今井和臼井乘“云阳丸”到达广州，在这里改乘飞机返回东京汇报。可是由于气候恶劣，在太刀洗被迫降落。两天后今井送臼井回国，他返回了南京，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其他首脑，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在这以后，今井还不断地和重庆的代表秘密通信，继续商谈巨头会议的问题。但是渐渐地书信往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