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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万祥哥这样严厉地批评我是对的。我承认我现在的表现完全像个死了丈夫的普通家庭妇女，不像一个革命者，我一定改，从今以后，我要坚强起来。大波死了，离开了我，但革命还要继续！万祥哥，请你代我向杨承烈同志请求，让党在这个时期考验我，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王万祥激动地走到她身边，拉起她的手说：“好啊，同志，这才对啦！”
红薇的病由于心情的转变，从这以后真的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她出院后，又在景山公馆调养了一阵子，果真康复了。有一天，她被通知傍晚到交道口附近一个胡同的民宅去开会。她提前吃罢饭，匆匆地赶到那里。
这是一处北京属于贫困阶层的民居小四合院。房屋和院墙，都是用碎砖头抹一层光亮的麻刀青灰盖成。院子的墙头上，插着碎玻璃和瓷碗碴，这是老北京人用来防小贼的。
小院很静。三间低矮的北屋里亮着灯。堂屋中间摆一张老式八仙桌，桌上摆好了麻将牌，这是用来做伪装的，防备敌伪警察局突然叫门查户口，进行搜查时用的。
靠东头的里间屋，坐着三个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然，杨承烈和冀原。刘然在张家口任书记时，就认识当时在抗日同盟军给吉鸿昌将军当副官的李大波，而且对李大波在血战多伦一仗表现勇猛，印象特佳；刘然到北京就任书记，为了严格保密和绝对保险，是李大波亲自拉着洋车把他从前门火车站接到王大人胡同当时党的秘密机关的，在以后的接触中，他对李大波的坚强党性和忠诚人品，有了更良好的印象。得到李大波牺牲的噩耗，他们三个人是同样的悲痛，他们都唏嘘地慨叹：“我们党失掉了一位坚强能干的好同志。”
“他的爱人方红薇同志，得到噩耗，病了一大场，如今才好。”杨承烈汇报着。
“派人慰问过吗？”刘然关心地问。
“一直有王万祥同志安抚她。”
“那好，”刘然用肯定的语气说：“我看完全可以答应她的入党要求。我们党现在处在腹背受敌的最艰苦时期，日本在华北全境发起了‘一次治安强化运动’①，敌伪顽②合流，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敌人的行动，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①，现在有不少人胆怯了，退缩了，甚至明哲保身，不敢再接近我们。我们的处境是空前的困难。可是方红薇同志跟这些鼠目寸光的人不同，她能克服个人的巨大悲哀，揩干眼泪，重新站起来参加战斗，这是好同志，我们党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同意吸收她为我们党的党员。”说罢，他庄重地举起右手来。
①１９４１年３月３０日发起，以后频繁地发起二次、三次、四次，直到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军及敌军经常数万人进行军事扫荡，制造各种惨案、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罪恶深重。
②顽，是顽固派，通常指国民党执政的右翼。
①皖南事变，１９４１年１月７日，北移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八万余人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负伤被俘，项英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接着，蒋介石又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在华中、华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国共产党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的反动命令，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整并扩大了新四军的主力。
杨承烈和冀原也严肃地举起了右手。
“好，通过。”刘然宣布着。“听说她有一度难过得几乎不能振作起来，这是人之常情，共产党员不是铁石心肠，也有七情六欲，不过要看在关键时刻把什么摆在首位。经过万祥的严肃批评，她终于重新振作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好同志。现在李大波同志先我们而走了，我们通过她入党，这会给她很大的鼓舞，也会在党内得到温暖和更好的提高。不过，批评是批评，她有什么合理的要求，我们还是要尽量多照顾她一些。”
“是的，我也这么想，”杨承烈接着说，“据我了解，自从大波牺牲，她见景生情，很想离开城市工作，回到根据地，我想她身体还没有复原，是不是可以让她先回冀东区她的老家边休养边工作一个时期？”
“当然可以，不过冀东——特别是遵化一带，是伪满连接平津的必由通道，环境是很艰苦的，她的身体能适应吗？”刘然思量着问道。
冀原是刚从冀中区城工部回来，比较了解情况，他插言说：“自从近卫重新登台，日本派遣军总司令换上了畑俊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哪一块根据地肃静过？自从齐会大捷、涞源大战，击毙阿部规秀，特别是‘百团大战’，给敌以致命的杀伤，日本就改变了对华战争的看法。过去近卫和日本最高集团包括大本营，都认为只要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胜利就可以解决中日战争问题，现在他们终于明白，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他们不能尽快结束战争的最根本力量，所以，日本早已停止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连近卫都主张和国民党进行秘密谈判，把日本的主要兵力用于根据地的军事‘扫荡’。所以这阵子，扫荡当然是频繁的了，不过，我们的队伍和人民也都受到了锻炼。依我看她回家先把身体养好、精神恢复是主要的。守着家人，总会填补一下失去大波的感情空虚。这也算是对她的照顾和新的锻炼。”冀原停了一歇，又说：“我还要补充一点，她转到燕京大学来，利用司徒雷登做掩护，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通过这里的一条交通线，连着送走了好几批去延安的同志和同学，同时也散发了大量传单、报刊和书籍，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点不能抹煞她的特殊成绩。所以我同意她入党后回根据地，这也算对她前一段工作给予一个评价。”
正说话间，从胡同里传来了一声“硬面饽饽”的叫卖。这是一个暗号。只要屋里有人开会，专职的一个党内交通员也是刘然的警卫员小庞，他就化妆成小贩，挎着篮子，随着时令叫卖北京夜晚的小吃食。他们听到这长长的一次叫卖声，知道是有自己的同志来到了，如果是连着叫卖，那就是敌伪警察搜宅、查户口。
叫卖声刚过，红薇来到了小院门前。两扇破旧的木板门虚掩着。她推门走进院中，还没等她喊叫主人，杨承烈便走到屋门那里，紧紧地拉着她的手，跟她一同进了屋。
冀原现在是她在北平的直接领导人，又是当年搞学运时的领导，自然是很熟的，至于刘然，她也在那次王大人胡同聚会时见过。她进门一和他握手，便想起那次集会采用的是祝寿的场面，仿佛那闪光的寿帐、跳动的红烛依稀在她的眼前一般。
“还认识我吧？”刘然微笑着问。
“认识，那怎么能忘呢？！”她的一对深陷的大眼闪着光，“那是在‘一二·九’前夜，您鼓励我们勇敢战斗，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隆重秘密集会，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他们都坐下来。杨承烈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递到她手里。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看着她。刘然在六年前的那次集会上因为人多，对她并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觉得她现在的装束、打扮、气质，仍然像一个朴素用功的女大学生；但杨承烈和冀原一见之下，都看出这场大病使她瘦弱、萎黄了许多，但精神还算开朗、豁达。
会议开始了，屋里的空气立刻就变得严肃起来。
刘然先站起来发言。“方红薇同志，我听了杨承烈、冀原和王万祥三位同志对你工作和思想情况的汇报，我很满意……”
红薇的脸颊突然涨红了，她喃喃地说：“这次，暴露了我感情脆弱的弱点。……”
“这是难免的，但是你终于坚强了起来，这就是难能可贵的了。”刘然用眼睛望着她，见她的脸颊更加绯红，神情也显得有些紧张，“经过我们认真的讨论，根据你一贯的表现，我们一致同意你加入我们的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这消息对红薇是何等的突然，意外啊！一种强有力的激动情绪，使她的心脏像奔马一般地狂跳起来！她的脸上发烧，血涌上她的头部，一股晕眩的感觉袭上心头。她不能不用两只手放在胸口上，安抚着狂跳不歇的心脏。
“这是在战争年代极为特殊情况下吸收你的，杨承烈和冀原，就做你的介绍人，我做为市委书记，批准了你的入党。我们来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吧。”
仪式的确是简单。没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墙上只挂着一块不大的红布，没有照片，只是有两本书，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论持久战》。掀开封面，露着卡尔·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三十二开本铜版的小型照片扉页。刘然和杨承烈、冀原都举着手，用极低的声音，念着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共产党……”举行了入党仪式。
“祝贺你成为一名新党员！”刘然热烈地握着她的手，“我相信你入党后，会有长足的进步，成为一名好党员。”
“我们也祝贺你，你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杨承烈和冀原也拉着她的手。
她那美丽乌黑的大眼睛，放射出兴奋、幸福而又激动的光芒，她觉得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她的喉咙里哽塞着，她有多少话要说，可又说不出来！沉默了好久，她才说出这样的话：“倘使大波在世，听到我入党的消息，他会多么高兴啊！……
我一定要好好地努力……”她啜泣着，说不下去了。
这时，从墙外传来一迭连声的“硬……面……饽饽！”的喊叫。昏黄的街灯，照着交道口寂静的大街，有两辆插着太阳小旗的日本宪兵队的警车，鸣着怪叫的警笛急驰而过。马路上虽然行人很少，但留着大胡子手提木棍的日本浪人和喝醉了酒的日本人，却依旧踟躇在街头，和偶然过路的妇女纠缠，喊着：“花姑娘，花姑娘的有，嘻嘻嘻……”
三名警察走进了胡同。他们是执行城市“治安强化运动”夜间下片查户口的。他们也喝得醉醺醺，走路东摇西晃。要是一个人，正在站岗放哨的小庞，就会把他引到僻静处，一个冷不防把他打倒，打昏，下了他的短枪，扒下他的警服，让他醒后没法回去交差，只好逃跑。可是现在是三个人，他不能下手了。
“硬……面……饽饽！”
那三名警察刚要敲小院的木门，他就提着那个黑提盒，凑上去殷勤地说：
“老总，吃点宵夜吧，硬面饽饽是纯白糖做的，没掺糖精，还有茶鸡蛋……”
在吃混合面儿的年月，能吃上纯净白面的硬面饽饽和茶鸡蛋，这就是北京市当时难得的上等佳肴了。三个警察都一时凑过来，一边吃着，还三个五个的往衣袋里装。小庞假装地护着提盒，做出不让他们乱抢的架式，边引着他们躲开了那个小院的门口。他们追上他，又装了几个茶鸡蛋，才抹抹嘴说：“老子没钱，给我们记上帐吧！”他们边吃边走到胡同深处另一个宅门，当当地砸门，高喊着：“查户口，快开口！”
小庞用手捂着一只耳朵，快活地高喊着：“茶鸡蛋！喂！
是好蛋，新鲜蛋，不是坏蛋咧！卖茶鸡蛋！”
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