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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娱乐场所，可又别有一番风韵而更加令人瞩目。用我的眼光来看，梁佩芬算不上漂亮，眼睛不大，却拉了双眼皮。但是，这满头黑发却无与伦比，简直是美发大师的艺术杰作！可惜，可惜，梁佩芬啊梁佩芬，为了你的贪婪和愚蠢，你这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可得为你无辜地牺牲惨烈地殉葬了。
梁佩芬抹一抹眼角的泪珠，双眼紧闭，像引颈受戮的死囚。
章彬彬咬咬牙，利剪张开了血盆大口。我看见，随着发丝纷纷飘落，章彬彬脸上也弹落几滴泪珠。但她很快忍住了，一边剪发，一边轻声问起梁佩芬孩子的情况、老母亲现今的病情，等等。我发现，章彬彬的询问总是小心翼翼的，轻声细语的，她深怕触痛了梁佩芬哪一根神经，常常欲言又止。即使如此，我看见她们没扯上几句，都泪眼汪汪的了。我想如果没有我在场，这些与章彬彬身上的警服警帽极不相称的贴心话，也许还会没完没了说下去。但是，章彬彬很快从感情的漩涡里挣扎出来，改换成标准的管教员的口气说：
“梁佩芬呀梁佩芬，家里的事都不要去想了，关键是要好好表现，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熬上八九个年头，你就有可能减刑提前出狱”
我听见章彬彬手上那把利剪“咔嚓咔嚓”地惨叫着，一下一下都剪在我的心尖上。我连忙掉头望着窗外。清源山区，几乎一个秋天没下过一滴雨，清水潭显然消瘦了许多。但潭水依然明净清澈，平静如镜。湖畔的浅滩上有几只丹顶鹤在那里觅食，天上有几只水鸟自由飞翔。我忽然想到梁建成老厅长当年选择这山明水秀的去处建起一座女子监狱，真是独具慧眼。可惜，他老人家哪里能想到，自己的女儿却进了这座他亲手创建的监狱！
梁佩芬——
章彬彬给我剪了个“马桶盖”短发，我的入监手续就全部办完了。章彬彬交待说：“梁佩芬，你自己整理整理东西，先住下来吧！”
她说得多轻松呀，就像这里是宾馆，是我的家。我用哀求的目光瞅着她：“彬彬姐，不，不，大队长！你、你、你再待一会儿好吗？”
我语无伦次，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心里清楚，章彬彬是我在这陌生环境中惟一的亲人了。她一走，我将陷入那些罪恶累累的女犯之中，那是多么恐怖！
中队长说：“大队长忙着呢，哪能在这里一直陪着你？”
“中队部办公室就在东头，有事，你向中队长报告。”章彬彬说着，指了指叫任思嘉的中队长。这个有个挺洋气名字的小姑娘，最多二十五六岁吧，长相很嫩，一脸稚气，在我们市政府里一抓一大把，都是干事、科员、秘书什么的，没有我点头，连我偌大的办公室也不敢轻易进的，现在可好，我得服从这个黄毛丫头管教！
章彬彬和任思嘉都走了，号房里一下子静下来，静得像地狱一般。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头发，感到脑袋瓜的分量轻了许多，就急着想照照镜子。可是，号房里没有穿衣镜，不像家里卧室、客厅、卫生间到处挂着大镜子。还好，中队长给我留下一面小圆镜，成为我日后顾影自怜的伙伴。我对着小圆镜只瞅一眼，眼泪便哗哗直流。我的天，我保养了十多年的披肩长发，我满头郁郁葱葱的柳丝条儿，我后脑勺上水雾飘洒的黑瀑布，眨眼间灰飞烟灭，不见踪影。再瞅一眼镜子里的我，这是什么发型？对男人来说太长，对女人来说太短，长不长短不短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半个西瓜皮扣在我的脑瓜上，要多丑有多丑，我还是不是个女人呀？
我强忍泪水，仔细打量这间号房：号房挺大，至少有三十来平方，挨墙排着四张架子床，上下层有八个铺位。床上的被子薄薄的，叠得有棱有角，没有褥子，床单相当洁净。四张床之间有四张拼在一起的长条桌，看来是供女犯们学习用的。倚墙挂着一排毛巾，架子上搁着脸盆、牙杯和八个热水瓶，都排列整齐有序，像用墨线拉过似的。墙壁白得耀眼，地板虽是那种沙砾毛糙的水泥地，但洗刷得极干净。我双眼一闭，想起今年“三八节”
来女监慰问，曾在章彬彬陪同下参观过这些号房。当时我还说过一句夸奖的话：“想不到现在的号房，整洁得跟军营一样。”现在，我自己成了一名女犯，再也不会把号房跟军营联在一起。这是一个与地狱尺咫毗邻而与崇高、荣誉绝缘的去处！叫我特别敏感又触目惊心的，还有墙上的两条标语：“同罪行决裂！向昨天告别！”日后我慢慢明白这两句话像唐僧对付孙悟空的紧箍咒，当罪犯忘记自己身份的时候，干部把这咒语一念，没有不头痛欲裂俯首听命的。号房朝南，玻璃窗外安装着横一条竖一条的铁栅栏。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铁窗，一个失去自由的世界的象征。一阵激烈的寒颤之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瘫软了，萎缩了，缩小成一只关在小笼子里的小鸟。再看看窗外，为群山支撑着的一片蓝天格外明丽，又恰有两只小鸟从窗前欢叫着飞过。我的天呀，我何时能飞出这个非把我囚死闷死的铁笼子？
我躺倒床上，哇地一声哭起来，被子枕巾很快就浸泡在我的泪水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到电铃“叮铃铃”响起，心想该是女犯们下班收工了吧。我很快要跟许多女犯见面，心里的恐惧又加重十分。果然，一会儿，走廊上响起杂沓的脚步声，愈来愈近，愈来愈近。我连忙侧身向里，又随手扯过一张报纸盖住自己的脸。
一会儿工夫，我听见有人走进９号号房，通、通、通的脚步声停在我床前。有个尖尖的嗓音大大咧咧地在我的头顶爆炸：
“喂，新来的吗？叫什么名字？”
我依然躺着，不愿吱声，也不敢吱声。
“咦，问你呢，怎么不答话？”
我依然又顽强又心虚地沉默着。
“哗啦”一声，我脸上的报纸被人掀开了。一个二十几岁长得又好看又有些儿放荡的女犯站在我床前。她撇一撇嘴：“哟，好大的架子！还不起来跟大家认识认识？”
有生以来，还没谁敢跟我这样讲话。气得我霍地一下坐起来：“你、你，你想干什么？”
我和那女犯怒目对视了两三秒钟，她突然大声惊叫起来：
“呵哈，你不是梁市长吗？”
她认识我？我脸上的表情肯定比对方惊惶万倍。因为我一直害怕在这里遇上熟人，却偏偏就碰上熟人。我在脑子里飞快搜寻着在哪儿见过这个女犯。
“呵哈哈，市长大人！”那女犯放肆而无赖地笑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想想，今年‘三八节’，你来女监慰问我们，在女监的大礼堂，你给我们作报告看看，我们能不认识您这位市长大人？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吕金妹，就睡在你上铺。”
这时同号房的女犯们都回来了，在我身前围成一圈，七嘴八舌聒噪着：
“哟，还真是梁市长！”
“今年‘三八节’，你给我们送来许多书！”
“梁市长，你穿上号服，又剪短了头发，嘿，让我们一下子认不出来了！”
“梁市长，你给我们作报告那会儿多威风？瞧，把手这么一叉，站在讲台上，对着麦克风喊：姐妹们，好好儿改造，整个社会都会关心你们的嘿！现今，也得让整个社会来关心关心你了！”
后来我才知道，学我讲话的那个女犯叫关飞鸾，非常年轻，那个腔调，那个作派，把我作报告的样子学得维妙维肖，逗得女犯们轰然大笑。我把头埋在胸前，恨不能钻到地下去。
吕金妹说：“喂，喂，同改们，你们再不要左一个市长，右一个市长的叫好不好！进了号子，大家站着一般高，坐下一般齐，都是罪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同改’的关系，都得叫名字。喂，你，尊姓大名？”
我知道她在问我，可我不答话。吕金妹就凑到我胸前看我的号标。随即叫道：“号标上写着呢，她叫梁佩芬，对，梁佩芬！”
吕金妹又问我犯了什么事，要关多少年。我咬紧牙关，一字不吐。都是些啥玩艺儿呀，说不定盗窃、卖淫、贩毒、杀人的，什么货色都有，我和你们不是一个粪缸里的蛆！
吕金妹就撒起野来，在我肩膀上操了一下：“梁佩芬，摆什么臭架子呀，看你胸前的号标，又是红牌，又是‘严管’，少说是十年出头的，说不定比我们的罪还重！你还摆啥臭架子？”
关飞鸾也在一旁起哄：“如今当官的犯罪，八成是贪污受贿，嘻嘻！你榨了百姓多少油，喝了人民多少血？”
这时到了开饭时间，要不，她们这样一直闹下去，我不被气得背过气去，她们决不会罢休。
女犯们在走廊上排成长队，一个挨一个地打回饭菜，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狼吞虎咽。我气都气饱了，不想吃饭，独自坐在床上发愣。走廊上有人叫我：“梁佩芬，梁佩芬！来打饭啦！”
我没吱声，也不动弹。
一会儿，就有个身材瘦弱脸庞白皙的女犯，给我打来了饭菜，轻声说：“吃吧，梁佩芬，日子长着呢，不吃饭可是熬不下去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女犯叫谢芳，原来还是一名经济学硕士，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因为犯了侵占罪，判了七年徒刑。她大概表现特好，不断减刑，号服上的号标是白的颜色，那是“宽管”的标志。我慢慢地就看出她肯定是改造积极分子之类的人物，管教一天要叫几十次“谢芳，谢芳”，支使她干这干那的。
她也真是个热心人，一得空儿就帮助同改们学文化，也很乐意为我做些小事。
谢芳看我还不动弹，又催我说：“多少吃一点吧，要不然你晚上会肚子饿的。”
我看谢芳说得这么恳切，就端起饭碗。饭，倒是极好的白米饭，也许是当地山区刚收割的新晚稻，香喷喷的，盛满一海碗还小山似的冒尖儿；菜却不堪入目，尽是些黄不叽叽清汤寡水的白菜帮子。更要命的，是放在房门口的那两只盛饭装菜的铅皮桶儿，这里一溜黄，那儿一道黑，已经脏得看不清本来的颜色，我看过第一眼就把它们和喂猪的泔水桶联在一起了，还有啥胃口进餐！勉强扒了两口饭，我便放下筷子。这种牢饭别说吃，叫我多瞅上几眼，也足够我饱十天半个月啊。
我把剩下的饭菜往桌上一撂，吕金妹和关飞鸾几个很快把它瓜分个精光，还臭骂我一顿。
第二天清晨，谢芳又给我打来一大碗稀饭，一碟腌得黑乎乎的萝卜干。我虽然有些饿了，可瞧一眼那样的饭菜，胃酸直冒，仍没有动筷子。不要说当上常务副市长了，从十多年前当副县长、县长开始，我一年到头就难得在家吃上一餐饭，都在会议上宴会上过日子，按流行的说法，叫做“吃阿公的”，弄得我常常服用减肥茶和降脂片。现在，三餐都是罪犯的伙食，我能开口下咽么？
好在入监时，杨罗亭给我买了许多蛋糕、饼干、巧克力、火腿肠，中队长检查时又手下留情，我就把这些零食藏在我的衣箱里。罪犯家里带来的衣箱一律不准使用了，女监统一制作的规范化的衣箱，每个女犯都有一个，挨着墙根码得整整齐齐。我的衣箱里藏着许多零食杂碎，吕金妹和关飞鸾把它叫做“百宝箱”。
半夜饿了，我就偷偷打开“百宝箱”吃点零食。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所谓环境改造人，首先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