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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芳和高汉文大喜的日子定在一个星期天。９号号房的吕金妹、关飞鸾等女犯，一早就分头忙活开。谢芳在号房里一向与人为善，跟谁都投缘，同改们自然都想把谢芳迟到的婚礼办得周到、体面，要不，她们也太没水准了。
的布置由关飞鸾带着几个同改去张罗。招待所长给了一套全新的枕巾被褥，关飞鸾们就把一张双人大床铺出花儿朵儿；稍旧的窗帘也取下来了，所长给了一副苹果绿的乔其纱，张挂上去，新房里顿时关进一片春天的气息。天花板下，拉起几条五色纸剪的彩带，写字台、床头柜和茶几上，点上几支灯花摇曳的红烛，房门上贴个大红“囍”字，简陋的新房顿时充满温馨而浪漫的喜气。
新娘的梳妆打扮，由吕金妹负责。毕竟是风月场中的过来人，她对这活儿绝顶拿手。衣服还是好办的，既然批准谢芳当了新娘，总不能叫人家穿灰不溜秋的号服，经大队长和监狱长点头，高汉文从省城给谢芳带来一套暖色调的西服套裙，配上谢芳那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显示出十足的知识分子风韵。最难办的是头发，那不长不短的“马桶盖儿”，一看就是个女囚，真是大煞风景。吕金妹说，如果谢芳还蓄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嘿，我要是不能把你打扮成个美人儿我就不姓吕！吕金妹为此伤透了脑筋，才想到一个好主意。她到女监小卖部买了一块粉红色的纱巾，又在上头扎了两只蝴蝶结，往谢芳头上一戴，以瑜掩瑕，以美遮丑，这才把谢芳打扮成一个光彩照人的新娘。
相比之下，新郎高汉文却显得有点儿土里巴叽。这位过于老实的大学讲师，可能有意不让自己比新娘穿戴更漂亮，却落得比新娘更寒伧。长发蓬乱而没有光泽，他可能从没用发膏发蜡滋润过；西装虽然是新置的，却绝非名牌，坐过一天火车，前胸后摆都打皱了；皮鞋上满是尘土，他也不上点油。我想，这一切在高汉文看来都是外在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是他望眼欲穿的大喜的日子。他实在太高兴了！见人就撒糖，就敬烟，嘴上不停地啰嗦：
“同志，太感谢！太高兴！请吃糖！请吃糖！”
他和我刚到女监工作时一样，对干部称同志，对女犯也称同志，今天是个大喜日子，人家不便指出新郎官的错误，女犯们便挤做一堆咯咯地尖笑。
婚礼在招待所小会议室举行。准八点开始。我们中队全体干部和女犯都来了，总部和各大队的头头们也来了，有大几十人，很是热闹。但是，左等右等，洪月娥却始终不露面，她肯定还为这事生我的气。
我是谢芳的中队长，自然是婚礼的主持人。赵监狱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自从赵监狱长批准了我们大队的改革方案，我就觉得她那已经有好些鱼尾纹和抬头纹的扁圆脸，忽然变得年轻多了。我从她开心的笑脸上看到深层的内容，不仅仅是对一场特殊婚礼的赞赏，更是对当下改革的支持，于是也就跟着十二万分地开心。
接着，是新郎的答谢。高汉文说着说着，就叭嗒叭嗒直掉泪，把会场的气氛弄得有些沉。好在节目表演开始，又恢复婚礼应有的欢乐和热烈。
我们三中队有文化的女犯多，平常就是全女监文艺活动的骨干力量，国庆节、三八节和春节的晚会，乃至到附近工厂、农村慰问联欢，都有三中队的份儿。今晚头一轮节目是几个女犯的独唱和小合唱。女监唱歌也有许多禁忌，太缠绵的情歌不宜唱，因为这类歌曲容易引起女犯思乡念旧之情；太凄凉的苦歌也不宜唱，女犯们心情本来就很压抑，这类歌一唱，真的是“四面楚歌”，叫女犯们怎么活下去？女监提倡唱赞歌和颂歌，和一些言不及义言不及情轻松愉快的通俗歌曲。今晚几名女犯唱的是《北京的金山上》、《雪白的哈达》、《东方之珠》等等，那嗓子那韵味那做派都很到家，我真惋惜她们自己误了自己害了自己，要不，她们到地、县一级剧团去当一名三、四流演员，那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轮节目是小品《妈妈，我对不起您》，这个节目是吕金妹和关飞鸾两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就取材于女监日常的生活。吕金妹扮演妈妈，头上戴上一顶三角灰头巾，脸上画了几道皱纹，宽大的号裤扎到长布袜里，佝偻着腰，又拄一根拐棍，酷似个山东老大娘；关飞鸾扮演女儿，“她”是个盗窃犯，正在服刑。关飞鸾无须化妆打扮，就平常一副穿戴，便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了。小品一开始，是老大娘来探监，在会见室母女相会。吕金妹和关飞鸾也真是聪明绝顶，学说胶东话居然说得八九不离十，这自然增添了喜剧色彩，引起阵阵笑声。但是，观众笑着笑着忽然严肃起来，因为在母女诉说离别之情后，老大娘就说到她非常对不起女儿，她本来带了一大篮胶东红枣、莱阳雪梨来看望女儿的，可是，她在火车上打盹儿的时候，所带的东西，还有来回的路费，全给扒手扒走了。到了西源市，她连坐汽车的钱都没有了，硬是徒步走了大几十里来女监看望女儿的。这时演女犯的关飞鸾哇地一声哭起来。原来“她”在进号子之前，也是个扒手偷儿，也曾经扒过大爷大娘的钱包和东西。“她”就将心比心，联想到那些被窃的老人，也将被“她”害得像“她”的老母亲一样，身无分文，沿途行乞，于是一再的忏悔自责，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后，“母女”俩抱头痛哭。
我想，这个小品要是请宋丹丹和蔡明来演，让她们使出浑身解数，也决不可能演到这个火候。因为她们毕竟没有铁窗生活。
吕金妹和关飞鸾那个哭呀，是出自真情实感的哭，是发自肺腑的哭，是止也止不住的哭。
但是，她们这时哭得如此伤心，把一个喜气洋洋的婚礼，一下子给哭砸了，人们脸上都蒙上一层悲凉的色调。
我想冲淡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建议请新郎新娘来一个节目。
谢芳是个胆小如鼠的姑娘，这时却还落落大方，挽着高汉文向前走了一步，说：“感谢干部对我们的关心，感谢同改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唱一支歌。”
第一个音符从他们嘴里飞出来，我就听出这支歌叫《我想有个家》。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在我疲倦的时候，
我会想到它。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在我受惊的时候，
我不会害怕。
谢芳怯怯的，声音不敢放开；高汉文五音不全，老是走调。
就歌唱的水平而论，真不敢恭维。但是，他们唱得很真挚，很动情，唱出了多年的渴望和期盼，同改们忍不住轻声帮唱起来。几个节拍之后，看出干部们没有反对的意思，声音渐渐放大，形成了一个小合唱：
谁不会想要个家，
可是就有人没有它。
脸上流着泪只能轻轻地擦。
接着，赵监狱长、章彬彬、王莹、董雪等女警官们也加入这个小合唱。
只要心中充满爱，
就会被关怀，
无法埋怨只能靠自己。
相同的年纪，
不同的心灵，
让我们拥有一个家！
这个小合唱成为这个婚礼的小高潮，人们的千言万语和万千祝福，都在这支歌中了。
我见好就收，宣布婚礼结束。毕竟是号子里的婚礼，忧伤的阴影难免笼罩在新郎新娘的心头，心酸的表情也时时在客人们的脸上流露。悲剧就是悲剧，勉强演成正剧和喜剧总是不伦不类的。
女犯们用手势用目光向谢芳表达最后的祝福，排列成单列纵队，回号房去了。
清水潭女子监狱史无前例的“号房婚礼”，或称“寒宫鹊桥”
的开张，给全监狱一千多名女犯心灵上带来怎样的震撼，那是难以想象的。持续好些日子，女犯闲聊的话题是这件事，周记中记的是这件事，许多家信中写的也是这件事。
是在大海上漂流许久许久的孤舟，忽然望见一片有灯光的陆地吗？是困厄于枯井的青蛙，忽然听到雨前的雷声吗？是在暗夜中走得心力疲惫的路人，忽然看见天边出现一缕曙色吗？
“寒宫鹊桥”在清水潭女子监狱发展史上的深远意义，也许是无可估量的。
洪月娥——
推开窗子，我看见女监招待所的三层楼会议室，灯光明亮，一排敞开的玻璃窗，有红黄橙绿的彩绸在风中飘舞。看样子谢芳的婚礼还办得蛮像样的。这世道真他妈的大变样了！倒退二十来年，我和朱亦龙那婚礼算个啥？两人都穿上一身土叽叽的新衣服，他是中山装，我是列宁装，标准的革命派那个熊样，一人拿着一本语录本，高声朗读：“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再给大伙散几包烟，分一斤糖，就算完成终身大事。嘿，现在你看吧，一个囚犯，干警们帮她把个婚礼办得热火朝天！你说，我们那一辈人活得冤不冤？任思嘉来请我去参加婚礼，我说我肚子痛，不能去。眼不见，心不烦，我才不去凑你们那个热闹！
可是，我在宿舍里又心神不宁。随着小南风阵阵吹来，我听到招待所那边鞭炮声噼啪炸响，听到那里歌声笑语吵得像禾雀子闹林一样热闹，我就急得在屋子里团团转。我守寡守了二十年，要结婚也是我和朱亦龙去结呀，怎么倒轮到谢芳你一个臭犯人？
自从拿到杨罗亭那套大房子的钥匙，不，说准确点，是自从拿到那套大房子的全套证件—房产证、土地证等等，我这流浪了几十年的游魂终于安定下来，就跟朱亦龙说：“现在窝也有了，钱也不缺，我们去打张结婚证，把事儿办了吧！”
朱亦龙说：“还结啥婚呀！二十年前咱们不是结过了？”
我说：“二十年前，我是和朱亦龙结婚，如今是和余科长余明光结婚。你还敢把朱亦龙的名字亮出来，你不怕挨枪子？”
朱亦龙就说好呵好呵，可是老把事儿拖着，一晃又过去一个多月。今天看到谢芳办喜事，我不能不触景生情，窝着一肚子火。
招待所那边又传来阵阵歌声。这会儿声音更响更大了，好像是个小合唱，我模模糊糊听得那歌子这样唱：
谁不会想要个家，
可是就有人没有它。
脸上流着泪只能轻轻地擦。
我听出来了，是那支女犯们经常唱的《我想有个家》。往日我听这支歌心里就像猫爪子挠着一样难受，今晚听着心里就更加悲凉，我忍不住拨通了朱亦龙的电话。
“喂，朱亦龙，你这会儿在干啥？”
“上床啦，正要睡觉哩！”朱亦龙声音软塌塌地说，“你吵吵啥呀？”
“你说过的事忘了？”
“啥事？”
“结婚！”
朱亦龙就嘿嘿笑起来：“你神经出毛病了吧，这个时候会急这档子事？”
我说：“是的，你不知道，今晚咱们女监就有人结婚。”
“嘿，新鲜！”朱亦龙又是嘿嘿地笑，“你们女监是‘女儿国’，谁和谁结婚？”
“新娘还是个女犯哩，我们是两条老光棍，能不急？”
“女犯结婚，谁？”
“谢芳呀！”
朱亦龙就大声叫起来：“你说清楚点，谢芳，谢芳和谁结婚？”
我说：“和她的男朋友，一个大学讲师，在号子外面等她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