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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警察同志，我们还敢骗你！”
章彬彬又把目光转向姑嫂俩。这两个年轻女子就目光躲闪，回答得更加含糊了。
章彬彬这才以少有的严肃口气说：“好！你们都说得很清楚，很硬气，这个吕金妹跟你们是没有一点关系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吕金妹犯的罪并不重，上头已经给她改判，很快就能出狱，而且要帮她安排工作，这需要有家属出面担保，你们当爸当哥的都说跟她早就断了关系，这事我们只好回去如实汇报了。”
我真没想到章彬彬会来这一手，她说得非常认真，非常严肃，把吕金妹的亲人们都蒙住了。吕老汉愣了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说：“这、这、这个手续，如果一定要我、我们去办，我们就去办吧！”
章彬彬说：“不行！你们都说吕金妹跟你们脱离关系了，这个手续怎么办？”
吕金妹她哥也抢着说：“可村里人都能证明，吕金妹原来是我们家的人。”
吕金妹她爸说：“瓜儿离不开秧，崽儿离不开娘。再怎么说，金妹也是我吕家人嘛！”
章彬彬问道：“吕金妹是你们吕家人，可怎么没见你们谁去探过一次监？”
吕老汉等人又犯了傻，大眼瞪小眼地愣住。
章彬彬提高声音问道：“吕金妹的妈妈呢？我们也想知道她老人家的态度。”
吕老汉等不敢吱声。静场好一会儿，只听卧房里一阵响动，一个蓬头垢面的大娘摸摸索索走出来，悲悲切切哭嚷道：“同志呀，同志，我早想去看我女儿呀！昼思夜想的，也不知流了多少泪，你们看，我眼睛都快哭瞎了！可是，这几个没心没肺的，就是拦住不让我去！走，走，走，我这就跟你们去看我女儿！”
章彬彬扶着大娘在自己身边坐下来，给了她一番安慰，然后对大家说：“非常抱歉，你们不肯对我说实话，我也只好诓你们一回。实话对你们说吧，吕金妹那个罪呀，说重不算重，说轻也不算轻的，判了十二年。如果她在狱中好好改造，就能不断减刑，六、七个年头也就出来了。她今年才二十二岁，出来时还不上三十，还有很长的路好走呢！你们可好，当爹的，做哥的，连个信也不给她回，你们心里说得过去吗？吕金妹的事早结案了，不会追究家属任何责任。但是，她走上犯罪道路，有没有你们一分责任？她一次又一次寄钱回家，你们看，新房子也建起来了，当哥哥的娶了嫂子，做妹妹的也上完了中学，你们收到吕金妹大笔大笔钱款的时候，不会想到她来钱的路子不对？你们写信劝过她没有？批评教育她没有？好，出了事，你们一推六二五，跟她断绝关系，你们还算人吗？我告诉你们吧，不要说像吕金妹这样的只判十来年的女犯，就是判死缓的，判无期的，只要法律没有宣判他们死刑，我们监狱都有责任关心她，教育她，改造她，她们将来回归社会才能重新做人。你们倒好，亲爹亲妈亲兄妹，还想抛弃她，你们说，她还有啥盼头好活着？还怎么能改造好？你们过去已经把她往火坑里推了，现在还要往她身上再踩上一只脚？你们的良心都到哪去了呢？”
真没想到，文质彬彬的章彬彬说出这一番话，是如此掷地有声，入情人理，把吕金妹全家人，不，应该说是把吕家坳全村人（因为这个村子不大，一听说女监来了两名警察，全村老老少少都拥来看热闹）都震慑住了。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舆论强制人们只认一个死理—人一犯了罪，特别是进了监狱，那就是人民的敌人，亲人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惟恐避之不及。现在由一个罪犯的克星—人民警察，亲口说出这番话，罪犯的家属不能不打心眼里信服。
这个门里门外、厅上厅下都挤满了男女老少的场面，静默了好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怯生生地说：“请问同志，除了吕金妹的亲属，别人能不能去看望她？”
小伙子留着小平头，穿一件短袖衫，在许多灰头土脑的山民中，算是长得相当英俊的一个，我就猜想他很可能是吕金妹的男朋友陈彪。果然，章彬彬反问他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回说他是吕金妹的老同学。
章彬彬就非常风趣而友善地笑了：“你叫陈彪，对吧？我知道你不止是吕金妹的老同学，还是她的男朋友。你们曾经有个约定，吕金妹外出打三年工，挣了钱给你盖起几间瓦房，她就回来跟你结婚。有没有这回事？”
陈彪不置可否，满脸通红。
章彬彬又说：“我们知道，吕金妹可是寄了不少钱给你的，瓦房盖好没有？”
陈彪不敢笑了，神色张皇地低下头。
满厅堂的男女老少们却轰地一声笑了，还用山里的土话叽叽喳喳议论。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但我相信他们是说这位女警察是何等厉害。
章彬彬再追问一遍，陈彪还是手足无措，头低低的站着，对章彬彬的问话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但是，人们惊讶的表情和善意的哄笑，已经证明章彬彬所说的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这时，又有一个比陈彪稍稍年长一点的年轻人从人群中挤出来，结结巴巴地对章彬彬说：“警察同志，你们可不能乱说呀！
我们家的瓦房是自己挣钱盖的，可没有花她吕金妹一分钱。”章彬彬问道：“你是陈彪家什么人呀？看把你急的！”
那人说：“我是陈彪哥哥陈虎。”
章彬彬说：“正好，我们正想找你谈谈呢。看你这人的名字就吓人，虎呀豹的，好厉害！真想虎口一张，就把人家吕金妹寄来的钱一口吞下去？是不是？”
“同志，同志，你、你、你怎么这样说话？”陈虎吓得有点结巴。
章彬彬口气和缓了些，说：“吕金妹有没有给陈彪寄钱，不是你陈虎一句话就能一笔勾销的，吕金妹心中有数，陈彪也心中有数，乡邮电所还有存根，何年何月何日寄了钱，一次寄多少，都一笔一笔有案可查么！”
陈虎结巴得更厉害了：“你们你们警、警察，也、也管得太宽了吧，除了管、管、管犯人，还还、还管、管、管得了人家盖房子？”
章彬彬的脸色陡地严肃起来，说：“陈虎同志，我们有责任跟你们宣传一点法律知识。犯人虽然判了刑，虽然蹲了监狱，但是，只要不是判极刑的，只要不是犯贪污、受贿、走私、贩毒罪的，像吕金妹这样的犯人，她的私人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还有，犯人的婚姻和爱情，也受到法律保护。局外人如果加以干涉和破坏，造成不良后果的，可要负民事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章彬彬居然在这里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让这些几乎生活在世外桃园中的山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而那个觊觎弟弟房产的陈虎，却不知何时，悄没声儿从人群中溜走了。
人们散去后，我们特意把村民小组长留下来，跟乡妇联主任严大姐一起开了个小会。章彬彬请他们一起调解陈彪兄弟的关系，还要做好村民的工作，不要歧视、唾弃服刑犯，给吕金妹更多关心和温暖，这样才有利于她的改造，将来可以重新做人。大半天忙下来，不觉日已偏西。我们赶在日落之前下山，是来不及了。更何况，吕金妹父母兄妹全家出动挽留，那哭瞎了眼的母亲和妹妹，还有陈彪，又说第二天要跟我们的车去女监探望吕金妹，盛情难却，我们也只好住下。
吕金妹哥哥是个枪法非凡的猎手。他提着鸟铳到后山转了一圈，只听几声枪响，一会儿，就拎着两只斑鸠和一只野兔回来。
于是这天晚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全真的山珍野味。
夜里，严大姐跟村民小组长女儿搭铺去了，吕金妹的嫂子把新娘房让给了我们。她显然把城里干部的洁癖估计得过于严重，和小姑一起撸走了床上所有的卧具，换上一套从未用过的新被新褥新枕巾，弄得我在全新的棉布的清香中，久久不能入睡。躺在另一头的章彬彬也不停地翻身响动。
“章姐，你是不是痛风病又犯了？”
“是啊，我这腿真不争气，稍稍劳累一点，就跟我过不去。”
“我帮你揉一揉，怎么样？”
“不，腿上的毛病倒不碍事，在热被窝里焐一会儿就会好的。”章彬彬轻声说，“我是想我的小黛唉，小黛这会儿也不知道睡下没有？她睡觉不老实，老是把胳膊撂在外头”
“放心吧，章姐！小黛的干妈会给她盖好被子的。”
“是吗？”章彬彬的话音愈来愈微弱了。一会儿，我听到她轻轻的鼻息声。
吕金妹——
怪了，这些天同改们都用怪怪的目光瞅我，干部们也用怪怪的目光瞅我。她们背着我嘀嘀咕咕，我一走过去，她们啥都不说了。干部还说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病，要我去看医生，开来一大堆药片。又不是巧克力，我才不吃哩！我什么病也没有。一百多斤的粪桶我挑起就跑，一大缸子牢饭我哗啦哗啦吃个精光。我有病？有啥病呀！如果硬要说我有病，那就是心里有点病。最近我老是睡不好，头一挨枕头就做梦，老梦见我妈，我妹，更多时候梦见陈彪那个小冤家这样，我白天没精打采，恍恍惚惚，迷迷糊糊，嘿，大家就说我有病。我有啥病？你们才有病哩！
因为精神不好，我最近干活手头就慢了下来。我的劳动积分一下子拉下好多，心里就有点害怕。我怕“宽管”没份，减刑更没份，莫非真“要把牢底来坐穿”啦！今天我下了车间，一开始就暗暗使劲儿。我的活计是制鞋流水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把已经胶贴好的鞋面与胶合好的鞋底再胶压在一起，完成这道工序，这双球鞋、运动鞋就算制成了。但是，我的活计要比单纯胶贴鞋面和胶贴鞋底难得多。那两项活，是平面的黏胶，比较简单；我的胶贴又有曲线又有弧线，又有平面又有立体，技术比较复杂。过去，我干这活老是心不在焉，常出次品，也不知被大队长剋了多少次，更不知被她扣了多少分。自从那天关了禁闭，不，应该说是自从那天章副大队长给我一瓶清凉油，又苦口婆心跟我谈了一次话，我心里比较舒坦，活儿就干得比较顺手了。我把鞋面的下沿和鞋底的外侧，糊上一层强力黏胶剂，放进鞋模子里一压，然后用小鎯头笃笃笃敲敲结实，这双鞋子就在我手里做好了。
这一年来，我也不知做成了多少鞋？在这小板凳上一坐下来，除了起身解手—我情绪不好的时候解手就特多—我自己也像被强力黏胶剂黏在小凳子上。我一会儿糊胶水，一会儿抡小鎯头，双手的动作也和机器一样有节奏。不止是我，所有女犯一进车间，必定都要成为一台活机器。也不知怎么搞的，活是愈来愈多了，容不得我有一点点分心，更容不得我双手停下来，我像只陀螺不停地转动，让自己的脑子麻木，让自己的脑子也成为一瓶糊里糊涂的胶水，什么也不会想，什么也不能想，这漫长的时光反而易过一些。一天一天熬着，一月一月熬着，我来到这个倒霉的地方，快七百九十天了吧！
我把一双已经完工的运动鞋放进一只大纸箱，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又拿起另一双鞋面和鞋底，正准备开动我这部会说话的制鞋机的时候，王管教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吕金妹，你出来一下！”
我跟王管教走出车间。王管教说：“吕金妹，你妈妈你妹妹来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