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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场上的女警官们禁不住一阵鼓掌欢呼。
靶位上又搁上十粒鸡蛋。洪月娥在人们的欢呼声没有完全落下的时候，大步登场。她的射击更让人叫绝。她不把那十粒鸡蛋看成固定的死目标，而是把它们看成正在越狱逃亡的逃犯。她一上场就大声叫喊：“兔崽子，我看你哪里逃！”沿着地上画的一条白线，她一阵风跑过去，又一阵风跑回来，十发子弹在飞快跑动中连连炸响。我看她根本就不用眼睛瞄准，而是用第六感觉瞄准。她跑几步打一枪，打一枪把胳膊飞快地甩一下，动作非常优美。枪响的瞬间，远处的鸡蛋竟有八只应声开花。黏里巴叽的蛋清和蛋黄在空中飞溅，操场上充满了鲜鸡蛋膻腥腥的气息这堂军事课可以说是我永生难忘的一课。之所以难忘，还不仅仅是洪队和章副的枪法精湛绝伦，更在于这次军训几乎是一场争斗的前奏，因为她们两人不久后就演出了枪口相向你死我活的一幕。
当然，这是后话。
任思嘉——
不久，洪月娥和章彬彬之间就出现不大不小的裂缝。
事情还得从那天的军事课说起。倒不是那天洪队和章副的实弹射击分出个高下，她们潜在的矛盾一下子加深了。不，章彬彬可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我要重提那天的军事课，是因为从时间上说，这样叙述起来比较方便。
那天上了半天军事课，洪队和章副都被总部叫去开会了。群龙无首，我们十多个女警官自动散伙。在操场上摸爬滚打老半天，我们肚子饿了，不是一般的饿，是火烧火燎加上咕咕叫的那种饿。按以往惯例，我们到大院外去买点吃。我们虽然是女警察，但是爱吃零食的坏习惯和一般姑娘没有什么区别。
清水潭自从有了清水潭女监，湖畔慢慢热闹起来。沿着大堤搭起一排小平房，有服装店、水果店、食杂店、饮食店和小书摊等等。当然，女犯是不能走出大墙的，但有百多名干警和天天络绎不绝前来探监的罪犯亲属作为消费对象，已经有足够的生意可做。
我们走进一家小书摊。王莹翻着翻着，突然大惊小怪叫起来：“看看，我们章副上报刊了！”
我从王莹手上接过一本《大墙内外》。这是我们省司法厅主办的一份面向监管系统的刊物。我看见里头登着关飞鸾写的一篇文章，是写副大队长章彬彬的。董雪又从我手上抢过杂志，也大惊小怪叫起来：
“啊！我们章副真棒，还上头条！”
现在的新闻媒体多了，报刊广播电视，每天也不知有多少新闻人物上了媒体，读者也大多麻木了。可自己身边出了个人物，姐妹们还是挺新鲜的。我和王莹她们一家伙就买了十几本，分发给各大队和各中队的同事们。这事让我们异常兴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者是我们中队的一名女犯，而且是表现欠佳的一名女犯，而被写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副大队长，怎不叫我们大大开心！
这些天，女监干警们都在抢着读这篇文章。章彬彬一下子在全女监出了名。
我对此事的反映在表面上却比较平静。因为，一，关飞鸾这篇文章最初是一篇周记，我不仅是第一个读者，还帮她作过不少修改和文字润色；比如，文章最后一段话是我加的，题目也是我起的。二，文章是我亲手寄出去的。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早在我意料之中。我匆匆读一遍，看编辑在文字上作过什么改动。
文章全文如下：
冬天的阳光
——记清水潭女监警官章彬彬
关飞鸾
我是一个吸毒贩毒犯，才十九岁，却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十七岁那年，我高考落榜，心绪很坏，常常去歌舞厅疯泡，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年轻人，很快就沾染上吸毒恶习。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大款，每月都给我许多零用钱，但是我一吸上毒，花钱就如流水一般，父母也不肯任我挥霍了。可我毒瘾难戒，只好“以贩养吸，边吸边贩”了。这活没干几次，我们的贩毒团伙被公安一网打尽，两个头头判了死刑，我也锒铛入狱。
老话说，“一天吸毒，终生想毒”，我在铁窗里也常常毒瘾发作，难煎难熬，就偷偷地买烟抽，捡烟屁股吸。更要命的是因为吸过一年毒，体内残留许多毒素，一年要生一两次大病。今年秋末，我身上的毒性大发作，全身上下长满水痘和浓疮，脸上、手上、脖子上也是一串一串的，像紫葡萄。同时还连日高烧不退，热起来像在蒸笼里蒸着，冷起来像在冰窖里冻着。监狱医务所的医生看了几次，一点也不见好。这时候我们的大队长章彬彬就来问寒问暖，第二天恰好是星期天，她亲自到很深很深的大山沟里，给我采来许多草药，又自己花钱买了一只水鸭母做药引子，一次又一次煎熬好送来给我服用。章大队长坐在我的床前，一手端着药碗，一手拿汤匙，轻轻地搅动着，还亲口尝尝药汤会不会太烫，然后才送到我的唇边，一勺一勺喂我服下。这时我不由想起我的母亲，在我身体不适时来到我的床前，她要我吃饭喝药也是这样轻声细语，瞅着我的目光也是这样和蔼慈祥。我的泪珠就哗哗流在药碗里，我多想扑进章大队长怀里，叫她一声“妈妈”呀！
服过几贴草药后，我的大病痊愈了，身上连一粒疤痕都没落下，体格更壮实了。章大队长又常常找我谈话，坚定我改造的决心，鼓起我生活的勇气。最近我干活、学习都表现良好，屡屡受到干部表扬。干部说，我如果能坚持下去，将有连续减刊的希望，三十来岁就能出狱。新生活的曙光，已经在我前头升起了。有一天我能与父母团聚，能踏上新生活的路程，我将一辈子感激慈母一样的管教章大队长。
我上小学的时候，读过一首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人们历来把伟大的母爱比作春天的阳光。
我身陷囹圄之后，失去人身自由，很难获得父母亲人的亲情之爱，心情难免阴冷、灰暗；但是，管教干部给我一个慈祥的目光，几句鼓励的话语，那都是一片暖融融的阳光。不过，这不是春天的阳光，而是冬天的阳光。
因为管教干部给我们女犯的爱，是在我们最需要爱又最缺乏爱的时候，温暖了我们冻僵的心，那是一片多么灿烂的冬天的阳光啊！
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编辑先生竟是一字不改全文照登。我特别满意我亲笔加上的最后一段话。如果没有最后一段话，文章就显得就事论事，充其量，是一篇普普通通的表扬稿。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这篇文章也倾注着我的感情，表达我的审美评价。
半年多的管教生涯，让我看到形形色色的女犯，就她们的罪孽对社会造成的恶果来说，是极其可恨的；但是，她们本身又的确有许多不幸。她们更需要爱，就像沙漠上的芨芨草更需要水分，像背阴的岩石下的苔藓更需要阳光。而作为一名女警官，她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爱父母，爱子女，爱亲人，这都是人的本性和应有的题中之义。但是，要让你真心实意地去关爱一个失足者，关爱一个罪犯，你如果没有更高的境界，你能做得到吗？
依我看，章彬彬做到了，很好地做到了，所以，我给关飞鸾的文章加上最后那一段话。
然而，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样一篇文章竟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一天，上洗手间的时候，王莹和我隔着一个坑位蹲着，悄悄问我：“喂，小任，关飞鸾那篇文章写得真棒，你看过没有？”
王莹像许多爱饶舌的姑娘一样，连解手也不肯闭嘴。她要是谈别的话题，我一般不愿搭腔。但今天她谈这件事，恰恰能刺激我神经中枢的兴奋点。我说：“早看过哩，这是关飞鸾的一篇周记，还是我修改后才寄给《大墙内外》的。”
“哇噻！”王莹大惊小怪叫起来。她这人就喜欢夸张，喜欢大惊小怪，喜欢像许多当代小姑娘那样“哇噻哇噻”。她说：“我说呢，她关飞鸾才高中毕业，哪有这么好的文笔！”
“那文笔算什么好呀！”我淡淡地说，“其实，章副的事迹能写一篇非常精彩的报告文学，光是那天上山采药，嘿，她吃了多少苦呀”我突然刹车不往下说了，因为再往下说，就有自我标榜的嫌疑。
我真没想到，就是这次在“厕所论坛”发表的“厕所评论”，和在“厕所电台”发布的“厕所新闻”，传到大队长洪月娥耳里，引起她的高度重视，竟破天荒第一次慷慨解囊，请我们几个新来的女警官到她家里吃了一餐饺子。
洪月娥——
朱亦龙一踏进我的房门，就从挎包里掏出一大串钥匙，往空中一抛，又准确接住。在钥匙的叮当声中，他朝我欢呼呐喊：
“看看看，这是什么？”
我心里一阵欢叫，脸上却冷冰冰的：“好啊，朱亦龙，我还没有想好呢，你怎么把人家房子钥匙拿来？想把我往火坑推怎么的？”
那天杨罗亭带我们参观过他那三房二厅的单元房，要掏钥匙给我，我死活不敢要。我害怕，说不定我一脚跨进这套新房，另一只脚也就迈进牢房了。谁知朱亦龙这只贪心的狼，没有我的同意，竟敢把房子钥匙要了来。
朱亦龙把拴钥匙的小铁环套在食指上，打了个旋转，发出叮叮铃铃好听的声音。他说：“我也不想要那房子，可是杨罗亭那×样的一再要塞给我，你叫我咋办？”
他说着就把一大串钥匙扔在桌子上。几十把钥匙在桌子上堆成一座金山银山，光芒四射，让我看花了眼。
我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你要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自己都听出来，我的拒绝是一种虚情假意，软不邋遢的毫无力量。
朱亦龙满脸都是无赖的笑。他说：“有啥屁好想的。我当大队长那会儿，要哪个罪犯死，要哪个罪犯活，全凭我一句话，给梁佩芬办个保外就医，还有啥难的？”
“是啊，你当大队长的时候，多威风！所有女犯都成了你的老婆，想×谁就×谁！”我气恨恨地呛他一句。
“啊哈，洪月娥！”朱亦龙一点不害臊，嘻皮笑脸争辩道，“可不准你诬蔑革命领导干部呀！我当大队长时，究竟×了谁？
你给我拿出证据来！”
“别闹了！别闹了！”我正儿八经说：“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当大队长那是啥年头？那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天下大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今是啥年头，如今是法制社会。你说我这大队长有多少发言权？”
朱亦龙说：“再没权，给梁佩芬弄张疾病证明条，总不至于弄不到！”
我说：“如果露馅呢，我这个大队长立马就成罪犯，你想到吗？”
“行行行！我不为难你。不过我劝你还是再想想，你实在不想要，我可要把钥匙送还人家了。”
朱亦龙话说得很软，脸上的表情却很硬。他那有棱有角的四方脸，硬得像块花岗岩。我看得出来，他心里那意思是说，要不要由你，可是，过了这个村，再没有这个店了。
我心里立时就犯了嘀咕：要说那房子吧，二厅，二卫，三个大房间，我能不想要吗？不，我做梦都想死了！想想自己这大半辈子，在清水潭劳改农场，住的是干打垒茅草房；现在在清水潭女监，住的是一间一厅的“鸽子笼”，我能不想在城里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