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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想起来了，这噩梦来自最近埋在我心中的恐惧，而那恐惧又源于洪大队长对我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个别谈话。
那天下午下了班，同改们都回号房去洗手准备吃饭，我收拾好统计表格也要走了，大队长突然叫住了我。
“谢芳，你慢点儿走！”我看见一向威严的大队长脸上有一种少有的笑容。说实在的，我倒看惯了她总是杀气腾腾的脸，偶尔看到她和蔼可亲，我的心像失控的皮球一直狂乱地跳。
大队长又问：“最近身体可以吗？”
我诚惶诚恐地点头。
“你男朋友还是每月都来看你吗？”
我大惑不解地点头。
“你干统计保管这个活还能适应吗？”
“能适应能适应。”
我心里暗想，我一个经济学硕士，在车间里干个小小的统计保管员，还能有啥不适应的？
大队长真是热情得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她竟伸出肥实的大巴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谢呀，好好干，照你这样的表现，我会再给你减一次刑，也就是再熬两三年吧，就可以提前出狱了。”
这真是上帝赐给我的福音，两三年虽说也是漫长的日子，可我好像在长长的隧洞中摸索了许久许久，现在就快到洞口，快看到自由的曙光。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不知要怎样感谢大队长好。
可是大队长陡地脸色严肃起来，说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我。
我一下子就站直了，这不光是一个老囚犯的习惯动作，更多的是表现知遇感恩而又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
我说：“大队长，有啥活你尽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大队长却又轻松地笑了，说：“其实，也没啥了不起的事，你还是干你的统计保管工作，只是鞋子就完全不要做了，专门做我生产上的助手—看，就是我的一只有力的胳膊。”
大队长还形象地用右手拍拍自己的左胳膊。
我受宠若惊，说：“大队长，这点活，我一边做鞋一边捎带着也能做得了的。”
大队长非常明确非常坚决地吩咐：“不，做鞋的活全免了。我只要你一心做好统计保管员，把账做得清清楚楚，不给我出一丁点纰漏。”
我颇为自信地笑了一下：“大队长放心！这么点事，我哪能出得了纰漏？”
“嘿，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大队长说这事好像挺费劲，想了小半天，才吞吞吐吐说，“我是说，你这份工作以后会复杂一些，也要灵活一点，比如，有些次品就不要入账了。”
我莫名其妙：“要是不入账，我们仓库里堆不下呀！”
大队长就骂我傻瓜，说不入账又不是让它压仓库，鞋子照样让工厂拉走，就是两头都不入账。这样，我们可以有点蝇头小利，上交给食堂，也好给大伙改善改善伙食。
我一下子就吓呆了，说：“这个，这个”我虽然不知道大队长葫芦里卖什么药，但已经隐隐约约闻到那药的气味儿不对劲，也许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大队长脸上一下子就有了寒气：“什么这个那个的，现如今上头发下来的伙食费非常有限，我们女监不自力更生，你们喝西北风呀！你照我说的去做就是，有天大的事儿有大队长我兜着。”
我连忙说：“是，是。”
“不过，这事你只听我一个人的。”大队长又神秘兮兮叮嘱，“其他干部，就是中队长、副大队长、监狱长查问起来，你也别露一点风声。”
“这个，这个”我又觉得这事真够头疼，可是，一个囚犯在大队长面前，还敢说个“不”字吗？大队长的眼睛寒光闪闪地逼视着我，把我想说的话全堵回去了。
大队长也许觉得我已经乐意接受这个任务，识为知己，说话也随和多了，竟自说自话跟我诉起苦来。她说，她手下管着两百多名女犯，这个家真难当呀！比如，一个月搞一两次活动，买纸张要不要钱？做服装要不要钱？拉出去参观，每个女犯吃瓶可乐要多少钱？啃个面包要多少钱？还有，外头有记者来采访，有跑业务的来谈生意，请人家上馆子，一顿要多少钱？她说她腰包里没揣几个私房钱，她寸步难行。
理解万岁！我对大队长的难处忽然就完全理解。刚才我还怀疑她想暗地里搞啥手脚呢？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今哪个单位的头头们，不想方设法搞个小金库，才能在种种公关活动中进退自如、左右逢源？
从此，我就成了大队长的得力助手，在车间里事事跟她配合得非常默契，既能多产少报，又不给外人看出一点儿蛛丝马迹。
可是，慢慢地，我又发觉此事有些蹊跷。就算大队长的家难当，里里外外都得花销应付，可哪里用得着这许多钱？我悄悄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周打埋伏私下截流五十双鞋，一双鞋的批发价只算五十元，每星期的进项就是二千五百元，一月是一万元，一年是十二万，一个大队的开销哪里要用这么多钱？而且，自我帮助大队长做了手脚，女犯们的伙食一点也不见好起来，倒是车间里的活计愈来愈重了。大队长每周给女犯加了几百双鞋的任务，能不把人累死吗？
梁佩芬刚入监那会儿，曾经问过我，活儿干得多干得好的女犯，能拿多少奖金？我回答她，牢里的奖金可不多，囚犯们的“剩余价值”大都归了公。现在看来，我们劳动的“剩余价值”
很可能大部分都进了大队长的腰包，把这些狱中“硕鼠”养得肥嘟嘟的了。
我们三中队有个负责扎鞋眼的姐妹，连着加班加点，实在累坏了，那天开着机器扎着扎着，慢慢地就打起瞌睡来。在迷迷糊糊中，她把中指和鞣皮鞋面一块塞进钻孔机下面，咔嚓一下就轧断了手指，鲜血染红了工作台，人一下子昏死过去。全车间同改都吓坏了，大队长叫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监狱医务所。阿弥陀佛，命算保住了，那个中指就剩下一节短短的肉茬儿。她吃饭的时候，筷子老从手上掉下来，因为她的右手只剩四个手指，巴掌成了树杈儿，拳头也握不紧了，干啥活都不方便。一看见她那只残废的手，我就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其中有我的罪孽。
这起工伤事故引起章大队长的重视，下来找了好些个同改打听，问我们出这事故到底是啥原因？安全操作规程不明确？技术不到家？还是最近活计太重，女犯累得喘不过气？其他同改自然说不到点子上，就是累一点，谁敢吭气呢？而我对问题的症结是了如指掌的。章大队长向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差点就要把洪大队长交待的那个“秘密”抖出来，可是，我一想起洪大队长一脸凶相，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是活得不耐烦了怎么的？纵有十颗脑袋也不敢去惹那只母老虎呀！
我想洪大队长已经尝到足够的甜头了，开头她每周少报五十双鞋，而后就增到六十双，七十双，八十双，现在，她每周几乎要从车间提走一百双鞋。女犯们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了，看见同改们一个个累得像死猪，一回到号房，一离开大队长的监督，就在号房里大发牢骚，骂骂咧咧。有好几回，吕金妹和关飞鸾都指着我的鼻子斥问：“谢芳，你这统计保管员是怎么当的？
我们的活已经做得非常小心了，难道每周能出那么多废品和次品？”我支支吾吾，答不上话。天哪，被同改们骂急的时候，我真想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谁谁的帮凶，我旧罪未赎，又添新罪，真是十恶不赦！姐妹们呀，你们啐我骂我打我宰了我吧！
可是，我又哪有这份胆量和勇气？最近有好几次，洪大队长给我布置任务，我都想跪下来向她求饶，就免了我这个统计兼保管。但只要看见大队长脸一黑，眼一瞪，我就心里发慌，浑身颤抖，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呀，我不知不觉就坐在火山口上，想下不能下，想逃不能逃。只待火山一旦爆发，我就要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了。
就是这个心病呀，时时折磨着我，夜夜折磨着我。我能不做噩梦吗？
梁佩芬——
谢芳床上嘎吱嘎吱的响声停下了，号房里坠入像坟墓一样的死静。我仍然睡不着，婷婷挂着泪珠儿的小脸老是在我眼前晃动。我可怜的孩子，你这会儿睡着了吗？在睡梦中，还叫着“妈妈回家！妈妈回家”吗？
为了工作和事业，为了官场上超负荷的奔波，我至少推迟了十年才让我惟一的孩子来到人间。首先，我的十月怀胎比起年轻的育龄妇女要难受得多。头三个月的妊娠反应就来势汹汹，吃啥吐啥，喝开水也吐个七荤八素，几乎一百来天饮食难进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能吃能喝了，胎儿发育太好，我不堪重负。最后三个月，孩子，你的生命成形了，在妈肚子里特不安分，抡胳膊蹬腿，不止给妈带来许多痛苦，更令妈担心你会不会是个豁嘴塌鼻斜眼睛的怪物，妈整日里疑神疑鬼，忐忑不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最后两个月，妈的双腿开始水肿，妈的心跳不断加剧，妈要把双脚垫得高过脑袋，倒悬而卧，一宿才能睡上三五个小时。
到了临盆时刻，医生一问妈的年龄，没有多说一句话，立即开膛破肚。婷婷啊，妈几乎是拿自己的老命换来你的小生命！
但是，孩子，你的出生，又给妈带来莫大的欢乐，能弥补妈几辈子的痛苦。才六个月呢，你能咯咯大笑；张大没牙的小嘴，笑得天真烂漫，笑得比鲜花还要美丽。才一周岁，你就能奶声奶气叫“妈妈！”只有当过妈妈的人，才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每次下班回家，只要听婷婷叫一声“妈妈”，妈满身的疲惫、满腔的烦恼，立即烟消云散。婷婷啊，妈的宝贝，你真是个超人的天才，两岁三个月零三天，你就会背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三岁五个月零八天，你就会载歌载舞，表演《北京的金山上》。妈和你爸就是那天发现你的艺术天赋，给你买了电子琴，给你请了家庭音乐教师，才四岁八个月，你就以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钢琴练习曲流畅娴熟的演奏，荣获全省幼儿电子琴表演赛第二名。
婷婷，你不止是妈的宝贝，你是上帝赐给妈的小天使。我有时疑疑惑惑地想过，我的贪婪中是否掺杂着某些母爱的成分：我有时也会厌倦官场生活，觉得我的女儿千万不要像我一样碌碌无为虚度人生，我应该把她培养成为世界一流甚至超一流的音乐家。那就需要钱，大把大把的钱可是，这种想法一露头，我立即把它掐灭了，就像掐灭一支冒着毒气的烟头。我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是对我天真纯洁的女儿的亵渎。
白天见到婷婷悲悲戚戚的一幕，我的神经中枢总是异常活跃而敏锐。我摸摸脸颊，脸颊上似乎还留着女儿吻过的余温；我咂咂嘴唇，嘴里似乎还留着女儿眼泪的苦涩；我的脖子上有女儿的小手搂着，我的耳畔有女儿的声音哭喊但我伸手想抓住什么，四周却空空如也，只有惨白的月光，像凉冰冰的蚕在我脸上蠕动。
我已经在我的本子上划上三十五个“正”字，也就是说，我已经在铁窗内度过一百七十五天。十五年刑期，还有五千多个日夜好熬呢，天呀，我熬得到刑满出狱吗？
不愿剪去的长发，我剪了；不肯穿上的号服，我穿了；不能下咽的牢饭，我习惯了；干不了的重活，我也咬着牙关干了：还有同改们不堪忍受的污言秽语、欺侮凌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