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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也酸酸的，拍着她的肩膀说：“别说傻话了！多少刑期比你长的人，都熬过来了！”
梁佩芬哭求道：“彬彬姐，你帮我弄一瓶安眠药来吧，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这时走廊上响起脚步声，我想是女犯们下工回号房来了，一个女犯和一个管教员紧紧抱在一起，这算个啥事呀？我赶紧推开梁佩芬，匆匆走出号房。
这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是叫我作难死了！我要“照章办事”，从严要求你吧，你可把我恨死了；我要对你徇私袒护吧，我还算个人民警察吗？
任思嘉—
一般来说，经过十天集训，不管怎样张狂的女犯，基本上都能树立起“罪犯”意识，也就是说，她应该完全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牢牢记住自己现在是一名正在服刑的罪犯，一举一动都要遵守“５８条”，除了老老实实改造，不应有别的想法。可是，已经当过十多年县长、市长的梁佩芬，却很难完成这种反差极大的角色转换。
我很快发现梁佩芬那拉过双眼皮的眼睛里，有一种冷漠，一种傲气。人家大市长都当过，能把女监的大队长、中队长放在眼里？还不如过去她手下的一个小科长呢！洪月娥多次提醒我：小任呀，梁佩芬是一匹最不肯上嚼子的母马，你要是不狠狠地整一整她，她就天天跟你昂脖子尥蹶子！
我一来心软，二来碍于章彬彬的情面，对梁佩芬总是狠不起来，更不知道要怎样整治她。
大队长洪月娥看见我迟迟没有动作，她早就手痒痒的想给梁佩芬一点厉害。《水浒传》里牢头狱卒对不肯“孝敬”点酒钱的囚犯，动不动就打三百“杀威棒”。我们大队长不会向罪犯伸手要酒钱，可也有她的“杀威棒”，那就是叫罪犯下果园挑大粪。
这天，她要我们三中队挑十名女犯下果园，特意指明不能少了梁佩芬。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章彬彬。章彬彬立时眉毛打结，说梁佩芬刚来，怕干不了这份重活吧？我说，那我就去和大队长说说，换个人。章彬彬想了想又说，算了，既然大队长定了，让梁佩芬吃点苦头，杀一杀她的傲气也好，要不，她老放不下市长架子。
我发现，章彬彬对她年轻时的老战友，像把个小雏儿抓在手上，攥紧些吧，怕掐死了；放松些吧，又怕飞走了。
这天一早，大队长和我带着吕金妹、关飞鸾、梁佩芬等十名女犯出了“半月楼”，从大操场那儿往南一拐，就到了果园。这里有一大片柑橘林，是十多年前干警们带领女犯栽种的，目下到了结果的盛年，一年能产几十万斤果子，大大改善了女犯们的生活。仲秋过后，柑橘压满枝头，女犯们忙乎了一周，才采摘完毕。现在，该给果树除草下肥了，每个大队包干好几百株的活儿。
刚收获过的橘园还飘散着柑橘的芳香，林子里的空气清新得有些甜蜜。我觉得天地一下子宽阔起来，鸟啼虫嘶，花红草绿，心情比老呆在监室里豁朗舒畅多了。再朝围墙外面望去，果园南面是水波荡漾的清水潭，这会儿，为林木掩映着的水汊一角，有几十只羽毛雪白的丹顶鹤在浅滩上寻食，长喙儿一啄一啄的，细脖子一抻一缩的，有趣极了，一下子让女犯们看呆了。
丹顶鹤主要产于我国东北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大雁、鸳鸯一样，秋风起时，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北方迁往南方越冬。但是，它们不像禾雀、麦鸡、水雉和斑鸠们那样随遇而安，到处为家，它们的栖息地一定是有山有水幽深僻静的去处。一群从遥远北方播土重迁的丹顶鹤，竟像我们的老厅长梁建成那样独具慧眼，看上了这群山环抱、风景独好的清水潭。老警官们说，白露一过，正当“白露白茫茫，夜夜秋风凉”的时节，丹顶鹤们就成群结队飞到清水潭安家落户。平常，女犯们囚禁于“半月楼”监室，从铁窗眺望湖面上的鹤群，只是些模模糊糊的白点。现在，女犯们来到湖畔，把鹤们看得真真切切。丹顶鹤是我至今看到的最大的水禽，比家养的鹅还要大得多。除尾部有一束灰褐色的羽毛，全身穿洁白的长袍，头戴一顶朱红色桂冠，那模样比鹅更颟顸可爱，那神态比鹅更优雅高贵。
“咦，走呀！你们，是掉了魂儿怎么的？”洪月娥在前头大声吼了一嗓子。
丹顶鹤们受了惊吓，举目四顾，愣了一两秒钟，扑喇喇飞起，天空立时飘过一片壮观的白云。
我发现女犯们脸上都有些许遗憾，但洪月娥在前头紧催，她们只好恋恋不舍地往前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来自农村的女犯，大多宁愿进果园下大田干农活，却不愿整天关在工场里干工艺活，大自然对女犯们多有诱惑力啊。女犯们轻甩膀子轻迈脚步在松软的草地上走着，放眼这儿瞧瞧，那儿瞅瞅，一个个脸色少有的生动而开朗。走在稍后的关飞鸾，一路蹦蹦跳跳的，忍不住弯腰掐了一枝嫣红的金樱子花，插在耳后的发夹子上，她那青春洋溢的脸蛋儿也像花儿一样明媚好看起来。但是，当走在前头的洪月娥回头一瞥时，她又连忙装作撩一撩头发的样子，把这枝可爱的小花扔到路边的水渠里。那朵小花就极其委屈地在水流中打了个旋转，眨眼间无影无踪。
当晚我在日记上写下这么一句话：“什么叫做囚犯？那些连爱一朵小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人，就叫做囚犯。”
吕金妹和关飞鸾等女犯，在铁窗内已磨炼过好些日子，给柑橘除草培土，简直算不了重活。可梁佩芬没有抡几锄头，白嫩的手掌就起了血泡。她想歇又不敢歇，老拿眼睛瞟洪月娥。我看出来了，就仗着她是章彬彬的老战友，才敢跟章彬彬顶牛，把一肚子怨气毫无顾忌地发泄出来。一碰上洪月娥，她和别的女犯一样，都变得像驯顺的羊羔。洪月娥手上总是拎着一根黑色的电警棍，就像牧羊人手上不离马鞭，一股肃杀之气随着一串电火花在罪犯头上身上爆炸，有谁吃了虎胆才不害怕？我到任后几天，政治处也给我发下一根电警棍，一把六四小手枪。手枪平日都锁在大队部的保险箱里，电警棍挂在各人办公室的墙壁上。我发现，章彬彬、林红、王莹和董雪她们一般都不随身携带电警棍，洪月娥几乎是惟一的例外，电警棍成了她四肢之外的第三只手，走到哪带到哪，给她增添了特别的威严。
梁佩芬好容易把自己包干的五棵柑橘树锄净了草，挖好了坑，下一步是挑粪施肥。这个活可把她难倒了。女犯们纷纷挑起了粪桶，她却坐在树下歇凉，连扁担也不想去摸。抡了半天锄头，她也确实累得不行。
洪月娥走了过来，直着脖子朝她喊：“梁佩芬，你还坐着干啥？快快去挑粪！”
梁佩芬坐着不动：“我、我、我挑不动！你看看我这手！”
她把双手伸出来，掌上至少打起了七、八门“炮”。不知是伤痛还是心痛，或者二者兼有，梁佩芬鼻翼一扇一扇的，快掉泪了。
我想如果这时有章彬彬在场，一定会说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软话。洪月娥却瞧也不往梁佩芬手上瞧，恶声恶气说：“这算个啥？
哪个刚入监的女犯干农活都是这样。”
“可我、我实在干不动了！让我歇一歇再干好吗？”梁佩芬在洪月娥面前不敢对抗，她的话里只有哀求的份儿。
“干不动？你早知道受不了这份苦，你还有本事去贪污受贿？”洪月娥睃了梁佩芬一眼，话里充满了讥讽。
梁佩芬翻起白眼，也把洪月娥瞟了一下，又低头坐着，就是不肯动弹。
“好呀！你敢违抗命令？”洪月娥一下子来了火，倏地抡起电警棍往梁佩芬肩上一“电”，啪啦啦炸开一串电火花。梁佩芬身上一麻，惊叫一声，摔倒在地，大声抗议：“你、你迫害犯人！
你知法犯法！”
“站起来，站起来！‘５８条’上怎么讲的？干部跟你说话，你必须立正站好！”洪月娥的电警棍在梁佩芬鼻子尖下挥舞着，像节日的烟花爆炸出一串串蓝色的火花，还带着噼里啪啦的脆响。梁佩芬吓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正在浇粪的其他女犯，都停下手中的活儿，站在自己负责的那片橘子树下看热闹。吕金妹和关飞鸾不知何时，已经捡到几个“漏网”的熟透的橘子，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一边幸灾乐祸地轻声窃笑。我发现那些底层罪犯对因职务犯罪的贪官污吏们，往往流露出明显的敌意。
“立正！站好！”洪月娥对梁佩芬歪歪扭扭的姿势很不满意，喝道：“你县长、市长都当过，站也没个站相！”
梁佩芬一副极其委屈的样子，可还是立正站好了。洪月娥这才放缓了语气说：“梁佩芬，你听着，现在让我来给你上一课：
你是个犯罪分子，是来蹲监狱劳动改造的。这种劳改带强制性，对于不肯干活的罪犯，我有权强制你，听清楚没有！”
梁佩芬战战兢兢地点头。
这时我想起我正在饶有兴趣阅读的一本书—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成名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其中有许多关于监狱细致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说。他说：“监狱很像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兵营、一所严格的学校、一个阴暗的工厂。”
监狱的管理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而这种强制性的纪律，能“造就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的肉体。”从而渐渐实现惩罚与改造的双重目的。那一霎间，我发现人在许多时候跟牲口也大体相似。再凶再犟的牛牯，在皮鞭的淫威之下，哪有不低头顺眼垂下一对牛犄角的？
洪月娥挥一挥电警棍，像驱赶一匹牲口：“快，挑粪去！今天你必须浇完这五棵橘子树！一棵树浇五担粪，一担也不能少！
听清没有？”
“报告大队长，听清了。”梁佩芬像蚊子那样哼了一声，拾起扁担，挑起粪桶，向池塘边的一间茅厕走去。
站在远处看热闹的女犯们笑得更厉害了。梁佩芬也确实可笑！她挑粪桶的姿势，像古装戏里“黛玉葬花”的林黛玉挑花篮，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扭扭捏捏。我就想，像梁佩芬这样的女市长，可能已经好久好久不干重活粗活了。她们在家里有保姆侍候，在机关有秘书、司机使唤，出门以车代步，下乡前呼后拥。
有时也戴顶草帽在田间走走，有时也戴顶安全帽到工地转悠，那都是为了电视记者拍摄新闻的需要。唉，现在可真难为她了！
恻隐之心又在我心头作怪。我快步追上梁佩芬，跟她一起到茅厕舀粪。梁佩芬没有看出我的好意，只冷漠地瞟了我一眼。这家伙真是不识好歹，在洪月娥面前是只羊，在章彬彬和我面前就变成一只狼。有时我就想，还是电警棍管用，对付罪犯也许不该是观音菩萨而必须是凶神恶煞。
我看见梁佩芬一走到粪窖前就皱起眉头，接着掏出手绢把嘴巴鼻子捂得紧紧的。已经被前头女犯搅动过的粪窖，散发着其臭无比的浊气，我也阵阵作呕，很想赶快逃走。但我还是站住了。
干部虽然不要干活，可也不能一见到脏活重活就逃得远远的，因为这样会造成不良影响。
我尽量屏住呼吸对梁佩芬说：“你发愣干啥？快快舀粪呀！”
梁佩芬拿起粪勺子去舀粪。她真是手无缚鸡之力，一次只能舀小半勺。我想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