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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怜见
程绍国
程绍国 1960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右派”，书面统计55万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独有的、残酷的称呼。“地富反坏右”，那是人民的敌人。除去死灭者外，受害者，占中国知识分子11％的“右派”，过着二十多年的灰色人生。一腔豪情，沦为另类；精英人杰，视为人蛆；金色年华，夹着尾巴。不能有议论，不能有思想，甚而至于不能有表情。
在同辈作家中，和林斤澜关系密切的，有数不清的右派：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可林斤澜不是。林斤澜唯独“漏网”，何哉？对此，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同行有兴趣，我的兴趣也很大。
这个问题见诸文字的有“二说”。一是密友邓友梅的“生女说”。他在《漫说林斤澜》中说：“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林斤澜之女林布谷至今叫邓友梅“小邓叔叔”。“小邓叔叔”写这种随笔很随意，根本不像写《烟壶》、《那五》那么认真。他可能凭恍惚的印象，没有好好梳理他的记忆，或是没法梳理，忘却得差不多了。
二是至交汪曾祺的“性格说”。他在《林斤澜！哈哈哈哈……》中说：“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垫以哈哈的笑声。‘某某某，哈哈哈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他口中掏出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类的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汪曾祺形象记忆特强，同样，对与艺术有关的典故乃至词汇，从记忆的匣子里拿出就用。而汪曾祺判断事物，马马虎虎，经常凭直觉，想当然。
事情是两位朋友说的这样的吗？
2003年10月，林斤澜住在温州均瑶宾馆，我问了这个事情。林斤澜说：
“生女说也好，性格说也好，都错都错。性格决定右派，谈论的人很多，好像真有这么回事。这种思维定势，实是误区。实际上性格与右派无关。王蒙这个人怎样？够精明吧；邓友梅这个人怎么样？够机灵吧，他们也被打成右派。邓友梅说，刘绍棠出事后，他在王府井巧遇王蒙，王蒙警告说：‘邓友梅，你可要小心，你跟我不一样，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过了没半个月，王蒙也被揪出来了。看汪曾祺自己的性格吧，和政治有什么联系？没有。”
邓友梅对汪曾祺当年的描述是这样的：“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汪曾祺派头“名士”，一直“脱离政治”，京华熟悉他的文人谁都知道。林斤澜又说：“友梅的‘生女说’是记忆错误，把时间记错了。‘鸣放’时间要早，在1957年春天至5月初，这时我女儿布谷还没有出生。我女儿是6月8日出生的，而6月8日这一天《人民日报》正好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反右。邓友梅把我女儿出生的‘反右日’，错成了‘鸣放日’。我逃过了一劫，与我女儿出生也没有关系。”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主人士帮党整风，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传得很热闹，也兴奋，觉得共产党不容易，胸怀开阔，高瞻远瞩。知识分子热血沸腾，心情活泼，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叫好，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北京也像沸腾了一样。
突然，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也就是中国作协《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的丈夫，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他自己的家里。他家在北京当年台基厂那里。他们四人有些兴奋，有些惊讶，有些好奇：宣传部长为什么在星期天把他们叫到自己家里去呢？
杨述家厅大，墙壁挂着书画作品，茶几上有好些水果。杨述先让大家品尝水果，问了一些表面上的事，才落到正事上。这正事无它，也就是“鸣放”，中心主题是一句话：“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韦君宜开始不在家，后来回来了，她也插话，口气相同，她也要求林斤澜他们行动起来。夫妻都是大知识分子，读过很多的书，出自“学运”，是学生领袖，就林斤澜个人说，对二位印象挺好。
四人从杨述家出来，在长安街与王府井垂直处傻了一会。为什么呢？宣传部长与他们身份距离太远，召他们到家鼓励“鸣放”，因此事出特别，他们弄不清底细。尽管是傻了一会，刘绍棠还是明显有些兴奋，说必须要行动起来。邓友梅、从维熙说了些什么，林斤澜今天已经忘记了。而林斤澜个人那天基本保持沉默，他不但觉得这事太特别，弄不清底细，而且觉得这事蹊跷。各自回家之前，林斤澜说了一句：“大家自己考虑吧。”
当时很快，在北京，在全国，“鸣放”如火如荼。这火是毛泽东、共产党自己烧起来的。
北京市文联不甘落后，秘书长田家异常来劲，几乎天天开会。他身体敦实，大约操劳过度吧，头顶“荒芜”，因而多少现出点老态来。
文联有一个小礼堂，实是一个大房间。工字桌、办公桌在大房间高低拼拢来，排成一长条，人便绕着长条坐下。这是一圈人，后面还有一圈人坐在沙发上，沙发摆在墙边四围。大家煞有介事，都掏出笔记本。田家坐在长条桌的横头，他是行政负责人，主持会议。这样的会议，老舍基本上是坐一边，连配角都谈不上。田家发言，大家也一一发言，林斤澜也曾发言，林斤澜发言无殊，无非是帮党整风是正确的，云云。
一天下午，林斤澜坐在长条桌的中间，对面是工人小说家赵坚。赵坚是林斤澜落座后挪过来的。赵坚那时是北京作协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林斤澜发现赵坚坐在对面神情不对，面肉不均衡地隆起。果然，赵坚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封信来，在桌面上直直地把信推过来给林斤澜。林斤澜很好奇，见信已开口，便把信肉掏出来。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
林斤澜说，那个时候某地要改编什么，征求原作者单位意见，乃普通情况，当时这类情况，都是单位与单位之间联系，根本不问作者。因此，这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不正常的情况，这不正常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田家的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起来！”林斤澜说，“我非常愤怒。‘此人正在审查中’，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经常审查。今天审查你，明天审查我，全是例行审查，是老规矩，是正常的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这随便怎么说都是错误的。组织原则不是这样的。”
林斤澜说，当时他觉得非常冤枉。但，他还是竭力镇定自己，想了一想：田家还要审查我，他还要审查我什么呢？1938年“反党小集团”事件？台湾“二·二八事件”？这不是冤枉多年，折腾多年，审查了又审查的事吗？田家还想干什么？
所谓1938年反党小集团事件，是指当年林斤澜在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的事。校长粟裕管事不多，具体管事的一个叫黄先河，一个叫吴毓。黄先河是中共温州地委书记，而吴毓是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两人地位相当。两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学生，号称“古典美人”的陈锡荣。结果黄先河得手。吴毓就到刘英那里告状，说学校里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党集团”，刘英听信，结果林斤澜也给搨上。
所谓“二·二八事件”，是林斤澜以地下党的身份在台湾活动。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坐牢一年多，林斤澜由于地下党营救，侥幸释放，躲在姐夫的煤船暗仓中，回到上海。
黄先河到了延安，平反了，解放后做了温州第一任市长。这不清楚了吗？至于台湾的事，怎么说也说不清，怎么查也查不好。
林斤澜说，他要把批示这事拿来“鸣放”田家，的确是重磅炸弹，有好效应，对林斤澜自己相当解气。但审查的内容陈年八代，和眼前谁都没有关系，无论人、地、时，都沧海桑田。陈年八代的事情被人审来审去已经产生神经反射之苦，自己还盯着陈年八代的事情说，对自己并无好处，反而不利。
林斤澜愤怒，却要按捺，整个人就更加难受。他站了起来，他到厕所中去。他站在厕所里，把信掏出来，又读了一次，又看到田家“此人正在审查中”这几个字。这下林斤澜反而平静了许多，他想到了赵坚这个人。他对赵坚这个时刻递来这样一封信感到头疼。赵坚与田家闹矛盾，赵坚他们要打倒田家，便拿林斤澜当枪使，点林斤澜的火，进攻田家。田家的确有错误，林斤澜的确有意见，但，两派斗争，林斤澜决不参与。
林斤澜从厕所里出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把信原路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不是给我的。”
赵坚愕然，可也无话可说。
谁知田家都看在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会议结束，林斤澜便向“鸣放”小组长、儿童作家葛翠琳请假，说自己家里有事，明后天就不来了。葛翠琳同意。
林斤澜说，讨论作品，谈论艺术，他是有兴趣的。文联的什么“鸣放”，实是人事斗争，有小仇大恨，有权欲和龌龊。他倒了胃口。“家里有事”，实是托辞。这一封信，勾起几多回忆，几多烦恼。二十来年雷电闪闪，明枪暗箭，生死悬一线，叫林斤澜怎么都平静不下来。——心里长草了，又像吃下个苍蝇，在肚子里嗡嗡飞撞，怎么吐也吐不出来，甚是难过。
我想，倘若不是林斤澜，换一个人，谁会放过田家呢？纵然私仇不报，那也得“帮助帮助”田秘书长啊，“知无不言”啊，田秘书长犯了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啊。林斤澜却独坐家中，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