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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贯注了类宗教性式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他们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张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十八
阅读戊戌变法中光绪和康有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们不能不为他们炽烈的爱国之心，焦灼的忧国之情所打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宁愿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国家的进步。光绪皇帝在要求改革时曾说，如果太后不同意进行变法，他宁可不当这个皇帝。康有为在回答他弟弟的质疑时，也说：“孔子之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和权欲过强的慈禧太后比起来，光绪皇帝的爱国之心无疑更炽烈、更单纯，改革派的一举一动更少个人算计。然而，政治往往会惩罚那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而鼓励那些自私、丑陋的现实主义者。
“百日维新”虽然进行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正如时人所评“所谓新者，亦不过一纸诏书而已”。各地大臣多认为这些改革措施过急过快，对其中“十居七八”进行驳议。有的大臣反驳的语调，一副以老成教训不懂事的年轻人的口吻，比如说什么“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么“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
改革的阻力远远超过了皇帝的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诏书也发布了数百条，可是居然没有取得任何实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皇帝深感愤懑。他对这些大臣们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为所说，大臣们尽皆守旧。非用霹雳手段，不足以撼此层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开始像孩子一样不顾后果地蛮干起来。他因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礼部的六名正副部长全部罢免。九天后，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企图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再设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员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没有想到太后的反应。
太后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皇帝的表演。改革进行不久，她就已经知道这样的改革一定会失败。不过，她不急于出面反对。通过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这两件大事，她已经彻底对皇帝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才会出手剥夺皇帝的权力。虽然不断有大臣来向她告状，说“皇上任性乱为”，太后却仍然默不作声。只有太后的心腹荣禄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为这公然违反了皇帝对她的承诺，剥夺了她二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不管如何变法，太后有一个最后的防线，即不能动摇自己的权力。在太后看来，皇帝此举，无疑是一场局部政变。而皇帝要开懋勤殿，就相当于一次直接的政变了。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的挑战。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太后可以放弃亲情、放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绝不能放弃权力。她深知，在权力的顶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十九
传统的历史观点认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阅兵之机，废掉光绪帝。这种说法，实在夸大了光绪的权力和能力。事实上，在慈禧太后看来，单纯的光绪皇帝不过是她手心的一个玩物。她只消动一动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实也是如此，八月初六日，太后从颐和园还宫，只是把光绪叫过来，当着众大臣的面训斥一顿，就完成了“政变”过程。因为，那时的皇帝，已经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太后对大臣们说，“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察管束”，如今皇帝终于用行动证明自己确实“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负担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这次失败，彻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够坚强的皇帝。事实上，在百日维新的后期，他也已意识到改革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面对铁板一块、惰性强大的官僚体系，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也再一次预感到自己主导的这次政治大戏将会以惨败收场，就像上次甲午战争一样。失败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宿命。检点自己的一生，他发现，除了学业之外，他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过成功。他从来没有真正赢得太后的欣赏，也没有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甚至于，他没有能力给大清帝国生出一个皇子。
当太后宣布将他软禁起来之时，皇帝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崩溃了。他也认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绪状态一直是循环式的，在大起大落的两极间跳动。而从那时起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间，也就是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黄金年华，他全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在这十年间，他未始没有任何机会重返政坛，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他也未始没有弥和与太后关系的可能，毕竟他与太后日夜朝夕相处。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了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就像一个退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并不嫌累赘。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柄政是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虽然还在呼吸，但他已经没有了内容。光绪朝的吴永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
有人说，光绪皇帝这种表现，是“韬光养晦”。然而我却看不到证据。“韬光养晦”是一种貌似被动的主动，一种建设性的退却。而光绪皇帝的表现，只能让人看到自我放弃、自我逃避和自我折磨。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过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结束了这互为因果的母子的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夹缝里的人生
刘心武
刘心武 1942年生，被人称为“文坛老字号，快乐边缘人”。1977年以短篇小说《班主任》引发“伤痕文学”浪潮，1986年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近年仍创作了很多小说及散文随笔，出版有《站冰——刘心武小说新作集》等。亦致力《红楼梦》研究十多年，2005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举办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出版了相关书籍。最近又开始了“红楼心语”的写作，将在本栏目陆续发表。
1
林黛玉初到荣国府，先去见外祖母。书里交代得很清楚，荣国府中轴线上的主建筑群，正房挂着皇帝赐的金匾，以及一副谦称“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的银联（实际是书中“义忠亲王老千岁”所题），那是贾政和王夫人居住的空间。贾母则住在这组中轴线主建筑的西边的一处院落，林黛玉的轿子是从西角门抬进府里的，走了一射之地，下这轿子后，再换另一乘轿子，又抬了一段以后，才到达贾母院落的垂花门前，林黛玉再下轿，众婆子围随，进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转过穿堂的大插屏，现出三间厅，厅后方是正房大院，正房五间，皆是雕梁画栋，两边以穿山游廊连接厢房。
贾母的院落相当气派，住房面积很大，房架很高。五间正房里有套间，套间里有暖阁，还有碧纱橱，所以不但她自己住得很舒服，还可以把最喜爱的孙辈宝、黛都留在同一个大空间里居住，史湘云来了也常跟她住在一起。第四十回刘姥姥这样表述她对贾母住房的印象：“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那一间房子还高。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我想并不上房晒东西，预备个梯子作什么？后来我想起来，定是为开顶柜收放东西……”
贾母的院落与贾政王夫人的院落之间，是一条南北向的宽夹道，两院各有角门与夹道相通。这夹道的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的抱厦厅，北边呢，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后有一大门，小小一所房舍，那是贾琏王熙凤的住所。王熙凤可谓荣国府的CEO，但她辈分低，居住空间当然也就只好小一些，但第六回，曹雪芹透过一进荣国府的刘姥姥的眼光感受，把那空间里的景象描写得很细腻，凸显着豪门贵族的荣华奢靡。
附带说一下，书里对荣国府内部建筑格局的交代，是随着情节的推移，不断将其细化的。比如，林黛玉入府，进西角门走了“一射之地”，“一射”就是武夫用力拉弓射箭，那枝箭飞过的距离，怎么说也有五十米以上，那么，在贾母院门以外，那么大的一片空间，难道都是旷地吗？看到后面，我们就知道，在荣国府西南的那个位置，以及相对应的东南一带，还有供下人住的群房，金钏被撵出去以后，就暂时被发落在那里，结果她无法承受羞辱感，就投入那东南角的水井“烈死”。第三十九回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正“信口开河”讲“茗玉小姐抽柴”的故事，结果外面人吵嚷起来，原来是府里南院马棚“走了水”，也就是发生了火灾，贾母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见东南上火光犹亮”，当然那火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