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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因为曾经碰过董特首“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不大好”的一鼻子灰，这回没有拼命往前挤，而且说句老实话，当时我的注意力也根本不在采访，而是不相信曾荫权怎么会就这么“平常人儿”一样地在医院里随便出入？身边既没有警察，也没有警卫？他接受采访时身后站立着的几位工作人员，我都认识，都是政府新闻处的，肯定不是便衣。
为了试验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我帮助摄像支好机器、连上话筒，看着他已经拍上了，就一个人悄悄地绕到了“记者区”的后面（这回可没有“红绳”），慢慢地蹭到了曾荫权的身边。开始三米没人管、两米没人管，后来离特首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了，我自己的耳朵都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还是没人上前阻拦——难道曾荫权就不怕被记者刁难？不怕有人捣乱？甚至不怕……？即使他不怕，香港政府保安部门对特首外出的常规保卫怎么也不见有任何配套的启动，还是隐蔽得太好我根本看不见？我瞠目：这样的事情假使发生在内地，别说党和国家更高领导，就是省长、市长有计划地来到公共场所，起码的保卫工作也会紧紧伴随，何况香港的情况又是那么复杂？
曾荫权那天在“屯门医院”和记者交谈的时间至少持续了半小时，香港记者都在向特首发问，只有我一个人心怀忐忑地在周围悠来荡去。当时大厅里还有很多人，挂号的、看病的、陪同病人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我发现曾特首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医院的正常运转，人们该干什么还是在干什么。一对中年夫妇看样子是碰巧前来就诊，开始不大明白医院大厅怎么会与往日不同，围了这么多人？妻子就上前看了看，旋即回到丈夫身旁，边走边递话儿：“曾荫权，记者采访”，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大事”！
我的“忐忑”在那天最后终于变成了来自心底的一声自嘲——香港这个社会在我眼前真是一会儿刻板，一会儿随意。想想媒体要正儿八经地采访特首吧，包括三大司（政务、财政、律政）以及立法会、政府行政会议的要员，那些“大人物”总是左顾右盼，好像下决心难极了，而“屯门医院”，特首说来就来，说采访就采访，中间走“程序”必须的约访、审题，文书往来等等累死人也烦死人的过程全没了！同样的感觉，有时在其他活动场合，“大人物”们到场，其实也就是一辆车，通常和我们记者坐的出租车会停在一处，上车下车，接触几乎是“零距离”。
内地记者身上难脱“官气”，但是真正见了“大官儿”，我们谁也别说自己不紧张。可是香港的记者就不同，他们见了“官儿”，不管大小，不仅不拘束，也不特别地“加小心”。倒是这里的官员，我发现面对媒体或市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让社会不满。他们做官比内地官员所拿俸禄要高得多，责任也更明确，谁管的部门一旦出了事，谁就得马上出来解释或在电视、广播中“谢罪”。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香港政府的官员在纳税人面前注定牛不起来？
2006年4月22日，《香港基本法》颁布16周年，香港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会场就选在中环一家老式酒店，与立法会只有一街之隔。因为这场庆祝式的“座谈”格调甚高，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一般情况下，香港特首、律政司司长、立法会主席等只要在港都要出席。
22日我去采访，没有见到曾荫权，因为曾特首此时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香港特首的职位就按例律由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署理。那天前半场活动完毕，后面就是纯学术的座谈了，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决定撤（新闻要不了太多内容），正在酒店门外叫出租，听到门童说：“不好意思，请让这辆车走先”，这辆车是谁的？就是许仕仁的。说话间“署理行政长官”许仕仁的车已经开到了门前，他向四周笑了笑，一屁股坐进去，就那么简单地走了。我继续招手喊我的出租，同事则好心提醒：“哎，要不要再等一下？范太的车可能也快过来了。”她说的“范太”就是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香港女人习惯婚后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丈夫的姓氏之后，因此“徐丽泰”尽管做了立法会主席，还是被人唤作“范太”）。我说：“不用等了，咱们赶快回去发稿”，说着就继续招手。我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看到酒店门前的空场实在太小，容不下两辆轿车并排停靠，也不是不懂礼貌故意不让领导先行，而是一分钟前，我看到了一幕情景：范太一个人，低着头，胳肢窝里夹着一叠子材料，已经走出酒店，自己悄没声儿地正在过马路。
钻进出租车，同事还在追问：“怎么，你看见范太走了？”
我忍不住笑：“对，刚刚看到她在过斑马线，立法会她的办公室不是就在马路对过儿？”
范太一个人走了，她是因为没有必要坐车，才步行返回办公室。可是我笑什么呀？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好笑？当时真是不明白，事后思量，许还是自己太少见多怪……
“严肃”和“嘴巴”无关
有人说香港这个地方你必须住长了才能慢慢品出它的味道，要我说，最好做记者，记者整天到处采访，触角方便，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感受这个社会的与众不同。
2005年8月，全世界各个爱好和平的地方与团体都在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而紧张忙活，香港也不例外。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我们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挑了几场“规模较大的”进行报道，其中就有11日在君悦酒店举行的香港各界隆重“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午餐会。
又是“午餐会”。
香港君悦酒店我最早熟悉，就在湾仔，这里经常举办各种大型庆典和内地的“招商会”、“推介会”，很出名。而“午餐会”，我当然更熟悉，那是香港非常偏爱的一种开会方式。“开会”与“吃饭”原本不好同时举行，但是香港就经常合二为一。“午餐”当然要吃饭，不过“吃饭”因什么名义而起都好说，因为“战争”？战争总不免让人想到“英勇就义”、“血流成河”，特别是“抗日”和“反法西斯”，那是人类历史上多么惨烈的一场战事？即使是庆祝胜利、缅怀历史、告慰英烈，也离不开庄严悲壮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万众一口”，这“饭”怎么吃？
11日中午，我来到会场，胸前照例还是先被人“啪”地贴上了一块“记者”的标签儿，红绳子的“记者区”也还是老样子，只是这一次大会主办方没有让记者饿着肚子进行采访拍摄，开幕之前就给每人发了一瓶矿泉水和一块大大的“三明治”。
不久大会开始，几百人在《保卫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的乐曲声中步入会场，各自缓缓地寻着桌签儿走到了自己的饭桌前。
我用目光大致扫了一圈儿会场，几十张餐台，统一的台布，盘子碗筷都很讲究，由“饭桌”组成的听众席中央是一张更巨大的长方形餐台，上边摆放了许多鲜花，象征着生命的可贵与脆弱。许多嘉宾，特别是经过抗战的白发老人，都被安排在这里。大家落座后谁都很容易发现会场内摆满了随时可以用来开饭的餐桌、餐具，却不知道有没有人心里皱巴巴的，觉得这样的场面和纪念战争胜利有点不协调？
香港“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午餐会那天请来的大会主持是ATV（亚洲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粉面靓女，身段婀娜。她站在主席台上，手里有一份和我一样的“大会仪式安排”，这份被提前下发的“安排”假使在内地，我敢说记者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仪式”共有12项：第一，“司仪介绍主礼嘉宾”；第二，午餐会主办方代表致辞；第三（这下记者可要开眼了）：“第一次上菜”……
“第一次上菜”算什么“仪式”？
菜名还略有提示：“四式点心＋鱼翅”。
由于“大会仪式安排”被事先通告给了媒体，我其实很早就在琢磨这种“纪念活动”怎么进行报道？“纪念”和“吃”谁是主题？抑或“纪念”是主题，“吃”是方式？
开幕式后不久，“第一次上菜”的程序到来，这次“吃”的时间大约持续了15分钟，会场上几十位一律身着黑色礼服的男性侍者，手上托着美器，盘中摆放着雕刻般的道道美食，不断穿梭在我们的摄像机前。此时，大会主席台的灯光减弱了一半。《保卫黄河》的乐曲已经退去，改为抒情的音乐浅浅低回。台下刀叉、筷子，牙齿、嘴唇，交错运动声响一片。虽然人说粤菜是天下第一美食，但是严肃的会场内到处飘散着说不清是烧鹅或者烤乳猪的香味儿，这些味道没有影响“记者台”上也开始趁机大嚼“三明治”的有些记者的胃口，但是我却怎么安慰自己也吃不下去。
“第一次上菜”后，纪念大会继续进行，有人上台开始发表演讲。这些发言的人既有抗日战争幸存下来的广东东江纵队的女战士（余慧），也有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原型——冀中抗日平原抗日小英雄（燕秀峰）。这些当年参加抗日的年轻人，60年后起码都已是古稀老人，但他们回忆起战争的残酷、环境的险恶，每一次战斗的胜败以及呼吸之间就与战友生死两界，声声打动人心，字字还滴着血泪。
为了使这次大会开到产生绝响，主办方费尽苦心，从全国各地一共请来了32位抗日老战士，其中也包括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如今唯一还活着的一位战地指挥官。这位老人叫仵德厚，当年是国民党“台儿庄”战场敢死队的队长，虽然这位“敢死队队长”2005年已经95岁高龄，没有被主办方安排上台做主题发言，但是会前我曾经访问过他，一双已经变形了的大手，上面深沟一般的伤疤清晰可见，而战争留在他心里的创伤，尽管我们拍不到，我想那却是岁月消灭不了、永远也不会变形的控诉。
会前，我们的摄像师认真拍下了仵德厚老英雄的一双手，会中更抓紧时间拍下了回忆者60年后的老泪和伴随着演讲同步在主席台大屏幕上放映着的注定要弥足珍贵的一幅幅战争老照片，然而不久，“第二次上菜”开始，接着又是血泪，又是“上菜”，我的情绪刚刚找到味道，就被菜香冲淡，再找到，再被冲淡……
终于，我悟出了一个不得已的结论：哦，“严肃”和“嘴巴”无关。这是在香港，香港处理很多事情，从思维到形式都与内地不同——2005年好几百人在已经回归祖国8年了的香港自家土地上，隆重出席“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