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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看到半空中升起一颗红色的信号弹。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上山之前便约定了，红色是进攻失败，白色才是进攻成功。现在山下没有发动进攻，哪来的失败？敌人也发现了信号弹，右边石壁半腰上的那一百多人又开始往隘口里投弹，山顶上的机枪也响了起来，子弹高高地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小刘对我大叫：咱们打吗？我说你们谁也别动，听我的指挥。我不能让他们轻举妄动，因为我看得清清楚楚，隘口中并没有红军战士冲上来。
突然，右侧石壁上响起了连续的爆炸声，原来是红军战士已经登上了左边杂树丛生的崖壁，手榴弹正像小鸟一般朝敌人的头上飞去。他们一定也像我一样把手榴弹改造过了，威力极大，炸得碎石乱飞。小刘又叫：打吗？我再向隘口望去，还是没有红军战士冲上来。天马上就要亮了，再有几分钟我们就会被敌军发现，然后给机枪轻而易举地打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终于，山下的冲锋号响了起来，震天的杀声如同狂风一般当头卷向敌人的弹雨。我大喊一声：打了吧！便一翻身跪在石阶上，将手榴弹投入敌人的机枪阵地。爬石阶之前我们是分了工的，我负责正面最远处，他们两个一左一右。我们投出的手榴弹像一对对双飞的鸳鸯，飞到半空中才分开，多半还没有落地便爆炸了，杀伤面极大，一颗的作用能顶三四颗。投完了事先拿出来的五组手榴弹，我们提起袋子便猛往上冲，因为上边还有碉堡，那家伙从外边炸不开，得把手榴弹塞进枪眼里边去。
敌人的机枪又响了起来，但火力已经远不是昨天那样密集。我们又投出去一批手榴弹，机枪阵地上的敌人便疯也似地跳出来，逃跑了。现在只剩下那四座碉堡还在射击，但另一位战友也牺牲了，小刘和我被压制在石阶下动弹不得。我回头望去，发现山下的战友们已经冲过小桥，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之下。这可不行。我从石阶后跳出来刚要向上冲，却发现小刘早便跳了出来，双手各握两颗手榴弹，正连滚带爬地向碉堡冲去。
我不得不停下来投弹掩护他。我投弹的手艺不错，手榴弹轮流在四座碉堡的顶上爆炸，烟柱腾起来很高。我就这样不住手地投弹，我知道，多投出一颗手榴弹，我就能多一分不牺牲的机会，我得让儿子有机会能见到我本人，至少能见到我写满钢笔字的白纸竖格日记本。
战友们冲了上来，又从我身边冲了过去。现在好了，装手榴弹的袋子空了，没我的事了，而且我还活着，可以去找我的小本本了。
再向山顶望去，我发现战友们早已翻过山顶，追击敌人去了，只剩下小刘一个人，两手各握着两颗手榴弹，正在那里跳着脚大骂。这种情况不稀奇，这一年来经常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常常是有些战士带着必死的决心冲入敌人阵地，本打算是同归于尽，不想敌人却早被他们吓跑了。于是我突然笑了起来，不是从嗓子里，也不是从胸口，而是从肚子里开始大笑不止。我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却止不住这笑声。
大队红军过了腊子口，在哈达铺举行颁奖大会，老马又得到一套奖品。他对我说，那天他早便算清楚了，从石缝中翻身出去，跑四大步再往前一扑，他便能掉到水里。因为红军还没有攻过桥来，敌人的机枪都在往桥另一边打，便给了他这个机会。后边的事情很简单，午夜过后，天最黑的时候他当先爬上了绝壁，然后用绑腿吊上去三十名战士和五百颗手榴弹，于是这才立了大功，又得了一份最高奖赏。对于他再次得奖而我却没有得奖这件事，我没有一点意见，因为事实证明了老马的主意是正确的——他救了所有的人，而我却只救了我自己。
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一）
长 江
长江 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在部队文工团当过话剧演员，有八年报社记者、编辑经历，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迄今已发表作品 300余万字，多次获全国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A
香港人管“走”更经常的说法是“行”。
满世界“走走”就是满世界“行行”（发“hǎnɡ”音，且为第三声）——
2004年9月，中央电视台派出第9任香港驻站记者，我是其中之一，“行”入了香港。作为传媒中人，尤其是喜欢业余涂鸦的一类，谁都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工作之余，但凡有空儿，我总喜欢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像只小鸟儿，兴奋地不断煽动小翅。然而香港毕竟有着一个多世纪的特殊历史，中西合璧、亦古亦洋，前人诸子早把这颗“东方明珠”把玩过不知道多少遍，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要想在这里再发现什么新光景，那可不是件易事。果然，到港的头半年，我只字未成。直到8个月后第一次回北京，抽空到外派前我一直供职的《新闻调查》栏目小坐，老同事许久不见，一抬头“呦，姐回来了？”接着就围在一起嘻哈调侃：“香港人民可好？”“咱可是吃惯了红烧肉的，粤菜，能行？”“说正经的，姐，您在香港咋做记者？和过去在‘调查’还一样吗？”……我心有所动，这个“动”并不是因为老同事久违了再聚还是亲亲热热地一点没障碍，而是大伙最后那个非正式的问题——在香港咋做记者？一个“咋”字可惹了祸，碰着了我内心的一块肿胀，立刻，许多东西都往外冒，辛辛辣辣、酸酸甜甜，直到返回香港，拉拉杂杂地还没个完！
这下我的手指头可忍无可忍，就坐到了电脑前，也不管敲出来的东西日后会不会遭人耻笑……
在香港“咋”做记者？
一个内地人到香港“咋”做记者？
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还是不是一回事？
说老实话，来这个地方前，我并不算是个搞新闻的“雏儿”——1996年，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传媒舞台，大手笔地成立了一个调查性栏目，每期45分钟，讲述一个故事，追究一个问题，揭露一起黑幕，被业界誉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这就是《新闻调查》。来港之前我不仅在这艘“航母”干了近8年，同步读了6年的“电视艺术”研究生，再早还在报纸、杂志以及央视的其他栏目把编辑、编导、记者、主持人做了个遍，资历、学历都可谓不浅。然而到了香港，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但是条条大路不一定通罗马：陌生、尴尬、混乱、无奈，触到“咋做记者”这个话题，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委屈——“在香港做记者和在内地完全不同”，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尝，你扛着机器外出一次，回家就可以关起门来大发感慨——
我的第一次“受屈”是2004年9月底，那时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香港的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要举办一个大型酒会，邀我们前去采访。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然而我和另外一名摄像师到了现场，门前不仅没人等待，没人给CCTV事先预备下一张热情的笑脸儿，相反胸前先被人“啪”地贴上了一块不干胶标签儿，上面用英文印着代表着“记者”的字样，然后就连人带机器被安插到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这个“记者区”很临时、很简约，就是十来米的一个小方台，高有一尺，一面靠墙，三面都用绳子拦着。那绳子粗细很像拔河绳，外面裹着纯正的红绒布，样子既好看又体面。但是“红绳”是专门用来“圈”人的，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再越“红绳”一步。开始我不懂，也不是眼馋偌大的会场内抄手形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也和记者无关），只是台子太小，媒体太多，摆不开机器，就试探着出来，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谁知我的腿刚迈过“红绳”，会场的工作人员就急忙过来，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快快，快请回到记者区，你们不能出来！”我顿时傻眼，香港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对待记者？我们可是……？然而容不得我申辩，工作人员的手已经把“推”这个动作因为需要不断加快速度而弄得有点滑稽，这下，我的自尊心可被当场拍成了一块碎木炭，干巴巴的，火星儿四散，拾不起尊严——看来“红绳”还真并非虚设，是唐僧给“孙猴子”在地上画出来的圈儿。那位工作人员的手势长久以后还令我难忘，像什么？轰鸡？不错，一只小鸡不识趣儿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
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地位，这个“地位”前边一定要加上“特殊”两个字才准确。而“特殊”，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那都是以往我在内地受用惯了的。内地的媒体，不要说正面报道，就是《新闻调查》专事批评，整天到处揭人家的短儿，我们记者的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虎落平阳”，凛凛虎威荡然无存，猫的本事都无法施展。就是进入寻常之日，比如打电话联系采访或初次与人见面，你最好也不要开口说“我是CCTV的”，说了，第一很多人听不懂，第二，CCTV的英文缩写本身就另有含义，是“中央电视监控”，这层意思来港前我不知晓，到了香港才愕然，从此再也不敢穿着台里发的T恤衫逛大街。
2003年SARS期间，我曾经在香港利用探亲做过一期《走进淘大花园》的电视节目，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我的专访，但是临了，距采访只有一个小时了，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因为SARS以来，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国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我要在这里常驻，要天天做新闻，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红绳”的麻烦，总得思索个原因，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
接下来的表现，我真不给自己提气，没有“抗争”。
为什么？
孤军奋战，“抗争”徒劳，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矫情”。
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地位，香港当地媒体诸如“有线”、“无线”、“亚视”、“凤凰”以及海外所有的传媒，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大家被一视同仁，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立法和社会裁制肌体，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拍摄。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供天下媒体采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个部门或者哪位政府官员一不留神，给人落下了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实，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此种“区情”香港媒体习以为常，他们不仅对各种“特权”不存奢望，而且面对“红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