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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众人就说，是啊，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但我确实不知道。
但我突然想明白了张晓峰这段日子的反常。一个快要结婚的女孩子，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呀。
元月15日 天晴
今天是最后一课了，由李敬泽主讲《世纪初的文学精神》，该来的人全来了。
敬泽认为，世界上的小说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俄国式的圣徒，一种是法国式的工匠。而中国小说家的叙述能力（比如第一人称问题）和认知能力（比如技术控制问题）都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学员们普遍觉得，李敬泽谈得很精彩，我也觉得他讲得好，不过他的这种二分法委实也太简单，太肤浅了。且不说还有俄国式的和法国式的，也不说集圣徒与工匠于一身的小说家，还有英国、拉美、捷克的作家怎么分呢。
下午收拾东西，就要离开北京了，心里竟然没有一点波澜。捆扎一部分书，送到邮局去寄，碰到徐坤返回。
刘继明约我去宣儿家做客。他们烧菜，我看碟子：《开往春天的地铁》。到底还是没能碰到徐静蕾。西扬说了几次，要去一个酒吧。说是徐静蕾经常在那个酒吧出没，又说那个酒吧刚刚封了。也许碰不到更好些吧。
宣儿说她很喜欢给我拍片子的那个女孩。于是我就给苏苏发短信。原来她又来了北京。叫她过来，她却不想。她是不愿意吧。过了一会儿，她又要我给她打电话。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上午李敬泽的课，谈婚姻可能带来的矛盾。宣儿说我对婚姻的看法，比艾伟精辟。我暗想，算了吧，谁对婚姻没有一套见解呀，但是谁又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呢。最好的办法恐怕还是睁只眼闭只眼。
酒后，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给苏苏打了个电话，并告辞了，他们把我送到路边，宣儿还给司机塞了打的费。
和红柯、潘灵、欧阳聊了一会儿。红柯说，小说集没能出没有他的责任。这算什么事呀，不想出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出的那套书也太糙了。
元月16日 天晴
翻箱倒柜，整理行李。
中午，荆歌来喊，说是和北京书商李东亮一起吃饭，我坐上李东亮的车，同车的还有李洱和麦家。李洱现在还兼着《莽原》的副主编，他说他还没在《莽原》上发过东西，现在更不好发了，他倒是记得我发过，甚至小说的名字。
我们来到兆隆饭店边上的俏江南，荆歌和艾伟、吴玄乘坐另一辆车，不久，邱华栋也到了。
出来时，在鲁院门口碰到雷抒雁院长，叫我们一定要赶到东土城路，中国作协晚上要给我们欢送呢。吃饭时，雷院长的电话又打来了，我们当然是要去的。
李东亮跟我打招呼，说起时代文艺社出的我那本书《暧昧》有些差错与他无关。
书末部分，竟然排上了史铁生的长篇散文《病隙碎笔》，当时这个散文是和我的小说一起发在《花城》上的。现在，书店正在纷纷退货，退我那本书。
三点半钟，我们和李洱分手，打车过去，进入作协小礼堂，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已经接近尾声，一个过于煽情的尾声。《英雄》开始，张艺谋一如既往地展示他在摄影方面的功夫，只是情节太玄了，思想过于直白，谁是英雄？不太清楚。
我看是张艺谋本人吧。这小子把全国人民都宰了。
苏苏来短信，她在和几个导演一起玩，就不来了，我早就知道这么回事。不管她吧。
晚餐摆在作协对面的大江南饭店。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和党组成员分散开来，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和张胜友一桌。他继续着文学与市场的话题，谈人生观，谈作家出版社的奖金制度，还举了编辑袁敏的例子。袁敏最初是从浙江《东海》杂志社过来的，现在早就是百万富翁了。作家出版社就是不怕编辑富，编辑富了，社里才会富。
不知是谁，率先倡议在金炳华书记赠送给我们的“十六大”首日封上集体签名，于是大家一哄而上，吃饭喝酒倒次要了，不过这样一来，还真有了一点告别聚会的味道。我签了一半，就歇了手。作协和鲁院的车子轮番接送我们回到家，就上了床。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夜里十一点，门又被敲开，不断有人进来，要求签名。相对于很多学员来说，分手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签就签吧。
元月17日 天晴
饭菜票昨天已经退掉，早上让红柯请我吃了一顿。
十点，结业典礼开始。还记得是在教室里举行开学典礼，转眼已是半年的光阴。会议由白描主持，作协全体领导都来了。雷抒雁作总结，关仁山代表学员表决心。金炳华书记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勉励学员与时俱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还希望学员常来看看，常来走走，新的鲁院建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侧，投资四千万已经到账。我突然想起那个叫闻青的女人，下一次她还能找到鲁院吗，在她心目中，鲁院就是回家的路啊。
张胜友宣读了优秀学员名单，我和宣儿都是小组推荐的，最终却没评上。我是因为回家缺课，宣儿就不知原因了，据说是因为恋爱吧，评了她，不就等于鼓励学员到鲁院恋爱吗，难怪。优秀名单中也没有柳建伟。
没了饭票，中午我就请潘灵、红柯等去大鸭梨吃饭，他们有事，没能来，就剩下继明、宣儿和欧阳。碰到谈歌、于卓和那个姓张的书商。我主动去敬了一下酒，也算是和他们道别。
孙惠芬来和我们告别，我们在走廊上和各位说再见的话。两点半，西扬、吴玄送我们到门前上车。
在机场，与荆歌分手。
可能是要留我在北京多呆一会儿吧。四点三十五分的飞机，六点二十才起飞了。
飞机猛一颠簸，我的心也猛的一颤，我知道，我真的是在离开北京了。北京，伟大的北京，以它壮丽的灯火，欢送着我们。
在这一瞬间，又有多少人怀着梦想来到北京的怀抱呀。
八点二十，飞机降临南通。
十点整，我安全着陆海安的家，这座小城立即以他所特有的寒冷，温暖地围住我的身体。
喝了两杯，就和张胜友探讨起图书出版市场的问题，上次他到鲁院讲课，正好我不在。张胜友先生很健谈，用他那浓重的福建口音。但是张懿翎捣乱，嚷着赶紧吃了打牌。那就打吧，打了三局，直打得张懿翎没了脾气。九点半，丁丽英和王艾摸过来了。我和张梅让出来，给他们打，一边看电视，一边翻着他们家的碟片。
眼看张懿翎又要输了，我便站到她旁边，协助她出牌。终于赢了一局，懿翎也长出一口气。可是她毫不领情，我们临走时，她左手抱住乖乖，右手拖着张胜友告状，说这个罗望子太坏了，太狠了，老是欺负她，不让她获胜。我们的胜友同志当然是很公道的了，只是他批评了一通，我一句没有听明白，直听见懿翎还在不依不饶地叫唤，惹得他们家的乖乖也唱起来。
元月13日 天晴
一进饭堂，张梅就告诉我，荆歌不高兴，说是昨天玩，没有带上他。我一看荆歌的脸色，确实是不高兴的样子，而且很不高兴。张梅正在做解释，我一来，她就像是有了援兵，而荆歌也把枪口对准了我。原来他昨天下午一直在宿舍里。
其实我也很不高兴，前天夜里返回时，他和戴来坐在后排，一直用苏州方言对话，讨论他和红柯第二天去拜访陈骏涛，应该带什么礼物的问题。他们的对话我都听得懂，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实在要隐瞒，也不该当着我的面。我不知道，他中午就已经回来了，但我知道他听说我们去打牌，肯定会生气。他果然生气了，那就让他生一生气吧。
金坚范介绍台湾文学，我不太明白，也不感兴趣。
中午魏微过来，请我们吃饭，算是为我们送行，还有朱文颖、徐坤、吴玄、艾伟、戴来等人。饭后又是到我那儿打牌，朱文颖有些醉了，老是出错，好在一说她就笑。
《北京文学》杂志社在二楼会议室开会，我说大家都去一下吧。去了一下，不久又陆续回来睡觉了。会上，副主编杨晓升着重介绍新一年第一期《北京文学》鲁院学员专辑的作品；杂志社的社长也介绍了《北京文学》的发展状态，除了原创版外，新创刊的中篇小说月报选刊版也将投入新的力量。座谈会上，白烨、王干、解玺璋也结合学员的作品和杂志这两年的面貌谈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很奇怪的是，晚上参加酒会的人寥寥无几，只有两桌人不到。
饭后回来，和王干、高伟打了几盘球。王干的球技不像他说的那么可怕，他则自称是场地不适，鞋子打滑。高伟也在鲁院上过，他们那一届的还有柳建伟。一听说我是江苏南通人，他便提起黄少云也在鲁院读过书，现在还呆在北京。我很想和黄少云联系一下，可惜没能找到她的电话。
元月14日 天晴
正在午睡，鲁院保安打来电话，说是门房里有一个叫闻青的人要见我。我说放他进来吧。
赶紧收拾起床，听见敲门声。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矮矮的女人，三十出头的身体和头发，但是脸相还是一个女孩的样子。她的脸白得像瓷。我可能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小女人了。可我并不认识她，更不知道要见我的人是个女的。她也不是铁定要找我，她只是想进来看一看，可是保安不让进，除非她认识里面的人。于是她摸索着学员名单，一下子就相中了我：周诚。她觉得叫做周诚的人能够让她踏实，至少不会拒绝见她。果然，我就答应了。看来名字是有欺骗性的，她则在得意自己没有找错人。
我让闻青临窗坐下，给她倒了一杯茶。她说她是鲁院九九级的，山东人，后来就没回去，留在北京。
说了一会儿小说，她几乎一无所知，有些难为情，但又忍不住想知道的渴望。
她在北京办一个小杂志，一个她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小杂志，算是远离文学了。真不容易啊。我有些同情她，敬佩她。很快又为自己的同情而自责，闻青是不需要同情的，她的眼神里并没有乞求同情的意思。能够在北京活下来的人都是不需要同情的。
我想我在北京是很难活下来的。
她还记得梁晓声的课。她也知道关仁山，很喜欢关仁山。我心里动了一下，一个能够让普通人记住的作家是多么的伟大和幸运呀。我笑道，关仁山就在这里呀，你刚才怎么不找关仁山。她连忙摇手说不敢不敢，她还是怕拒绝。我说，能够让你记住的作家，怎么可能拒绝见你呢。她低下了头。她坐着的时候，特别是她坐着动弹的时候，你一点都不觉得她是个小女人。我问她，你究竟是叫闻青，还是文静呀。
这样一说，她放松了情绪。问我要书，我说没有。又问我要名片，也没有。临行只带了一本书。名片也没带，我觉得作家发名片挺可笑的，现在看来没有名片也是一个问题哩。在她的催促之下，我就把电话和地址写在一张《大家》杂志社的方格纸上。她很小心地折起来，放进口袋。
我本来就敞着门，刘继明在门口晃了两晃，像要被风吹倒一样，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