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觉得难受。真希望我男朋友能赶紧劝慰劝慰她。他果真笨口拙舌地开始讲起了道理。我听见他们在床边坐下的声音，这次床没有响，像是两只乒乓球落了上去。
过了一会小娄不再哭了，她拧开水龙头洗了洗脸。我男朋友问她要不要用温水的时候她回答的声音已经很平静了，她说不用了，谢谢。她把谢谢两个字咬得很清晰。
外面安静了好一会儿，中间有两个人喝水的声音，他们肯定一个用的是玻璃杯一个用的是塑料杯，用这两个杯子喝水时，呼出的气撞在杯壁上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玻璃杯是咐咐的，塑料杯是呼呼的。好像我男朋友用的是玻璃杯，因为咐咐声似乎更粗重些，但咐咐声和呼呼声都越来越重了，呼呼声显得更急促。他们似乎在对着喝水，因为有时咐咐声和呼呼声交合到了一起，我相信他们相距不足半米。然后咐咐声停了下来，接着是杯子摔坏的声音。这个肯定是玻璃杯，那个塑料杯似乎骨碌碌滚了出去，撞到了桌腿上“当”地响了一声。这一震动，我甚至看到了龙爪槐的枝叶都晃了一下，又有一些紫红的花瓣被抖了下来。我躺在地上，有几片就落在了我鼻子上，我一呼气，它们就被吹走了。
小娄说我不想回去了，我男朋友没吭声，小娄又说了半句话，突然停下了，然后是衣服的摩擦声，金属纽扣的碰撞声，和拥抱的声音。这次小娄又哭了，但不再是那种嘤嘤声，而是叹气一样的抽泣了。她问你能带我走吗，我男朋友说能，没多久就响起了门关上的声音。我躺在松软的地毯上，几乎快要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他摇了摇我，问我什么时候付钱给他。我拿了钱给他，他也走了。
后来我的工作空前繁忙起来，小娄一走我们交替轮班就被打乱了。外科五个护士应该分担小娄的值班日。小娄原来和我一组，她一走，似乎我有责任似的，她们把小娄一半的值班日都给了我，小娄走后我忙了整整三天。正在我打算休息的时候，我们医院的急救中心突然接到了电话，要出两辆急救车，接我班的护士跟一辆，我也还要跟一辆。
车很快就到了，原来是一座要拆的楼塌了一角，楼里并没有人，只是似乎有行人被埋在了下面。我们到的时候，早就有居民在忙着救人了，很多人拿着铁锹和撮子，把大块的墙搬走，把砖和石灰撮到远处。很快人被扒了出来，一个中年妇女哭叫着冲上去，喊着那个人的名字，那辆救护车很快就把人带走了，接着又扒了很长时间，似乎没有人了。几乎所有的石块、墙块都被翻了一遍，翻到了那边去。毕竟人多力量大，况且还有人证明确实是没有人了。墙角塌的时候，他说他亲眼看到那个过路的被砸的，只有他一个倒楣鬼。
人们毕竟不放心，把最后的那些碎砖块清理干净的时候，又扒出了一辆被压扁的小三轮车。虽然扁得不成样子了，但还是可以看出三个轱辘。一看见这车，我才发觉这座楼就是那个给我漆白漆的人住的地方。怪不得那时候所有的门都是空的呢。
这时候，管理人员开始驱散人群了，我们的救护车也该回去了。可我说得进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人。他们说，这是座要拆的楼，不会有人了，并且还有再塌的危险。可我坚持说要进去看看。我们这辆救护车的司机拉了拉我。那些穿制服的人，坚决不让我进。我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得为生命负责，他们不再拦我了。
我从原来的楼梯口进去，下面的几层还是老样子，白天看起来，楼里似乎土更多些。我走到塌了的那个楼角，看到这些房间杂乱极了，混凝土的碎块大大小小满地都是。我上到被我当成空中楼阁的这间，这间房子墙都倒了下去，地剩了一半，床落到下面那层楼里了，原来的那只工具箱，在边上摇摇欲坠，很多靠墙放着的小零件，也都不见了。一只没气的轮胎搁在那里，估计落下去也不会砸着人。下面的人问我有人吗，我高声说没人啦。人群里又有人喊下来吧，别砸着你。我又高声地说好。
那个男的似乎不在里面，我后来也没见过他。我下去的时候，人们都夸我勇敢，一个老太太说，姑娘，你真勇敢，是个好护士。上车的时候，一个小男孩站在我旁边，好像他早就想和我说话，知道我要离开这儿了，他才拉住我的衣角，用不大的声音说，护士姐姐，你真勇敢。
旋覆，原名侯子瑛。１９８１年生于河北邯郸，曾发表诗歌若干。
另一种乡愁
周 嘉
我十分精确地知道这一件事。
是在今年年初，国内一个没有名气没有地位且穷得无边无际的作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他要我隐去其名，不知是否愧穷于世），出版了就出版了，一个穷作家还能怎么样？他可没有半分钱儿去买“反响”。可此书被从不认识的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先生看到了，并写信给穷作家说他读那小说时“真的流了泪”，还要将此书推荐给台湾出版社。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内，“马老头儿”已从斯德哥尔摩发来了六封电子邮件，还寄上他尚未发表的散文稿、激愤中刚写毕的俳句诗，一次又一次地与穷作家“摆龙门阵”、唠家常、表真情。
马悦然给他的第六封电邮写于4月3日。那是清明节的前一天，悦然自然要去给已过世的夫人宁祖扫墓——当然中国才有清明节，于是就知道宁祖的籍贯了。
亲爱的：
谢谢你的信。明天早晨扫宁祖的墓时，我一定代你种春天的花在墓旁。
你说得很对，没有宁祖的话，我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微不足道的了。她爱好文学。她比我读得快得多。她也知道我欣赏哪一类的作品。她一读她知道我会欣赏的作品，她就说：“啊，这部小说值得你翻译！”我翻译高行健和李锐的作品都是这样引起的。
不知道你读过三联出版社所发表的《另一种乡愁》没有？那本书里有两篇关于宁祖的散文。你读了以后会懂得她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姑娘。（在我的心里，她总是一个姑娘！）
过了几个小时我三个儿子和所有的孙子、孙女儿到我家里来打牙祭。瑞典的牙祭简直比不上四川的，莫得红烧肉得，莫得回锅肉得，也莫得麻婆豆腐得，只有一个小菜，一块肉和一个点心！莫得啥子吃头得。
不多说了，孩子们快要到了。
祝你全家一切都顺利。
老同乡悦然
如此地被马悦然“扶危济困”决不止该穷作家一人，比他更幸运的大有人在：杨吉甫、杨华、北岛，前者生前毫无名气，死后更无声名，惟由其遗孀油印了五十本《杨吉甫诗选》，不料其五十分之一竟走进了马先生的视野。
“我翻译高行健和李锐的作品都是这样引起的”，是啊，能走进“马氏视野”，真不容易。作为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早年专程来中国，下四川，走巴蜀，过渝州，驻蓉城，对古代汉语情有独钟，对四川方言格外多情，都弄得是那样的深刻与创意，还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篇名著：《诗经》、《楚辞》、《春秋繁露》、《水浒传》、《西游记》，汉诗、唐诗、宋诗、宋词、元曲……当代作家也不等闲看，更翻译了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沈从文、北岛、李锐、高行健等人的大量作品。
我于是想，这一个星球上走着的高、李、北，连同那一位穷作家，都该庆幸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庆幸自己成了马悦然的乡情的一部分。
乡情是人类的共情。
然而生于瑞典长于瑞典的马悦然就把那一腔乡情倾泻给了几千里几万里外的中国。就在不久之前，“马老头儿”专程从斯德哥尔摩飞来中国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聚会，关系到一方宝地的前程。而那是怎样的一个遥远啊，仅仅“飞程”就是三十多小时！然而，一个远在天边的“老外”，一位80岁高龄的“老头儿”，却为了中国的事情，为了第二个故乡，胸怀拳拳赤子心，腹果浓浓故乡情……不知是他这“第二乡情”感动得老天垂泪，还是暴风雨更添他浓浓乡情，80岁的“马老头儿”与几十万中国民众在一起，顶风冒雨，忍饥挨饿，虽然“旗帜湿透了”，“老头儿饿了”，但他仍然坚持了一个通夜，直到天明。
他是在雨中在饿中在冷中坚持的。
但我猜他并没有感冒，因他的胸中是一团火。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种精神。”这是毛泽东赞美白求恩的句子，把它用到“马老头儿”身上，只需要改动那么很少几个词儿。
他为中国奉献出如此的爱，就连好多炎黄子孙也难及，尤其是当今中国那决不缺货的太冷漠一族，他们当在“马老头儿”面前汗颜。
“不知道你读过三联出版社所发表的《另一种乡愁》没有？”
在信中，马悦然是这样问那一位穷作家的。
于是，我就十分荣幸地有了这一本书，这是一本散文集，由五十篇美文组成。仅从诸文的题目就可窥斑见豹：《报国寺》《我们上峨眉山去吧》《沈从文·乡巴佬·作家与学者》《寄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为什么要调查中国方言呢？》《〈水浒传〉的瑞典文译本》。。。。。。这么多，一时难以说尽，但可以汇成两个字：中国。
还可以汇成两个字：乡愁。
合起来是五个字：另一种乡愁。
我立即捧读了诸文，
尤其认真拜读了《我的妻子陈宁祖》与《悼念宁祖》，这可是悦然先生在信中特别提到的。“她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姑娘。（在我的心里，她总是一个姑娘！）”
文中我得知，那是在1948年，旧政权已风雨飘摇，马悦然来到成都研究四川方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住进了华西大学一个教授家中的一间空房，于是，教授的那一位小女儿学英语的任务就幸福地落到了他的肩上，“我准备离开成都的那一天。。。。。。宁祖弹钢琴，唱中国民歌，我最爱听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那天晚上，宁祖跟我通宵坐在我的屋子里，两个人的椅子靠得很近，但我们没有拉手，也没有说话……”
书中还配有大量照片，最悦目的是“宁祖系列”，尤其是她在1950年香港拍的那一张，是那样的美丽、善良、清纯，一看到这一张照片，我就立即懂得了悦然对她的赞美。而当我将两篇文章看进去时，宁祖更加形象，更加生动，呼之欲出，伸手可触，天地间即是一幅又一幅美好的画卷，短短的篇幅，长长的情愫，纯纯的心灵，美美的形象，她与悦然的传奇而又真切的初恋，她与病魔的坚韧不拔的抗争，她把广博的爱施泽于每一个人，厚待每一个来瑞的华人，不仅厚待文化名人，还厚待打工仔等下层民众——而这后一条尤使我感动，她的形象因此又一次提升，要知这〃底层情结〃是发生在一个“上流人物”的身上，发生在一个教授的女儿与教授夫人的身上啊！
于是，我知道了为什么悦然说她“总是一个姑娘！”
于是我看到了书上的另一张照片，那是三个“哥尔摩”的“哥儿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