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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前门廊里，穿过草坪、街道，沿着大堤走到河边。我解开绳子，将钥匙扔进水中，就像纷撒的金币和银币。
当我从大堤上走回时，迪西·李站在路边看着我。
“这是不是叫做毁灭证据什么的？”他说。
“这全是摇滚。”我说。
“你最好相信这一点，伙计。”他说，然后深深吸了口气，看着外面环绕峡谷的蓝色山脉，似乎他拥有它们。
“难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纯净快乐的吗？”他说。
尾声
哈瑞·玛珀斯被关进迪尔洛奇的蒙大拿州立监狱，他被判刑的年头足够过完下辈子了。在路易斯安纳州对我的起诉终止了。我面临着一屁股债，但那是将来的问题了。警察已经从生活中离去，天空变成了真正完美的蓝色，就像在南路易斯安纳州度过的那样。
我邀请苔丝·里根来拜访我们，安排她和城里的堂姐住在一起。但当她上飞机的时间临近时，我得知她不会来了。她说她在博兹曼的祖父母生病了。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没关系。我相信，每个中年男人都记得他认为自己应该娶的女孩，在他孤独时，她重新出现在脑海中，或者在公园里，他会从橡树下买冰激凌的女孩脸
上看到她的影子。但是她属于过去，属于其他人，那种念头间让你的心里有一种你永远不会和别人分享的秘密。
克莱特斯搬回新奥尔良，并在迪凯特开了一间酒吧。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的钱。也许他从萨利·迪奥家离开时，不只拿了两个金烟缸。迪西·李跟着我，在食品店工作了一个月，周末在圣马丁维尔的黑人夜总会表演，之后搬到新奥尔良，并组织了一个三人乐队。他们定期在克莱特斯的酒吧和我弟弟的夜总会里表演。一个晚上，我逗留在迪凯特，在营业时间经过克莱特斯的
酒吧。我看到迪西坐在舞池后的钢琴边，他白色的外套和粉红色衬衫被舞池的灯光照亮。我听见他正在唱：“他们把我埋葬让我安息时，
在我胸脯放了一支玫瑰。
我不想要什么常青树，
我只想要一碗利马豆。“
三周前，我在第一缕晨光中到了湿地深处。一天中的那个时刻，你可以在湿地里听见看见很多奇怪的事：一只雄性鳄鱼在召唤他的伴侣；一只青蛙从柏树的根上跳入水中；海狸鼠的叫声听来像是一位歇斯底里的女人。
死水上方和树干之间，缭绕的雾如此浓厚，让人伸手不见五指。但是我知道那个早晨看到了什么，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一位心理学家这些。当时我正拾起前夜在树丛中留下的钓鱼线。天空开始下雨时，安妮和我父亲穿过高处的树阴，走过迷雾，站在紧靠我船头的沙滩上。
她光着脚，穿了一件白色礼服，颈上挂着用紫茉莉串成的项链。
“这次真的要告别了，戴夫，这次很特别。”她说，然后走入水中，她的衣服围绕着她翻腾。她吻了吻我的眼睛和嘴巴。
我父亲的马口铁帽子在头上倾斜着，他嘴角叼着根火柴杆，咧嘴笑着，举起他的拇指眨了眨眼。然后，他们在湿地里越走越深，雾变白变浓变冷，我不得不伸出短桨，敲击着坚硬的柏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现在，睡眠或者后半夜的雷暴都不能把他们带回来了。我每天在透过山核桃树的阳光中醒来。但有时在黄昏，当农夫们在田里燃烧甘蔗茬时，灰烬和烟雾被风吹起，落在河上。当红色的叶子成堆地漂过我的码头，寒冷的空气中带着一种苦乐参半的味道，这时我会想起印第安人和水中的人们，还有那些透过雨水将我们带人昨
日的声音。在那种时刻，我把阿拉菲尔扛在肩膀上，我们沿着道路奔跑着，穿过橡树回家。巴提斯蒂正在走廊上烤鱼，纸制的灯笼绑在亮灯的窗户上。大腹蛇已经成了填充玩具，被抛弃、没人理睬，就像心灵的阴影一样，在早晨明媚的阳光中，被人渐渐遗忘。
尾声
哈瑞·玛珀斯被关进迪尔洛奇的蒙大拿州立监狱，他被判刑的年头足够过完下辈子了。在路易斯安纳州对我的起诉终止了。我面临着一屁股债，但那是将来的问题了。警察已经从生活中离去，天空变成了真正完美的蓝色，就像在南路易斯安纳州度过的那样。
我邀请苔丝·里根来拜访我们，安排她和城里的堂姐住在一起。但当她上飞机的时间临近时，我得知她不会来了。她说她在博兹曼的祖父母生病了。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没关系。我相信，每个中年男人都记得他认为自己应该娶的女孩，在他孤独时，她重新出现在脑海中，或者在公园里，他会从橡树下买冰激凌的女孩脸上看到她的影子。但是她属于过去，属于其他人，那种念头间让你的心里有一种你永远不会和别人分享的秘密。
克莱特斯搬回新奥尔良，并在迪凯特开了一间酒吧。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的钱。也许他从萨利·迪奥家离开时，不只拿了两个金烟缸。迪西·李跟着我，在食品店工作了一个月，周末在圣马丁维尔的黑人夜总会表演，之后搬到新奥尔良，并组织了一个三人乐队。他们定期在克莱特斯的酒吧和我弟弟的夜总会里表演。一个晚上，我逗留在迪凯特，在营业时间经过克莱特斯的酒吧。我看到迪西坐在舞池后的钢琴边，他白色的外套和粉红色衬衫被舞池的灯光照亮。我听见他正在唱：“他们把我埋葬让我安息时，
在我胸脯放了一支玫瑰。
我不想要什么常青树，
我只想要一碗利马豆。“
三周前，我在第一缕晨光中到了湿地深处。一天中的那个时刻，你可以在湿地里听见看见很多奇怪的事：一只雄性鳄鱼在召唤他的伴侣；一只青蛙从柏树的根上跳入水中；海狸鼠的叫声听来像是一位歇斯底里的女人。
死水上方和树干之间，缭绕的雾如此浓厚，让人伸手不见五指。但是我知道那个早晨看到了什么，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一位心理学家这些。当时我正拾起前夜在树丛中留下的钓鱼线。天空开始下雨时，安妮和我父亲穿过高处的树阴，走过迷雾，站在紧靠我船头的沙滩上。
她光着脚，穿了一件白色礼服，颈上挂着用紫茉莉串成的项链。
“这次真的要告别了，戴夫，这次很特别。”她说，然后走入水中，她的衣服围绕着她翻腾。她吻了吻我的眼睛和嘴巴。
我父亲的马口铁帽子在头上倾斜着，他嘴角叼着根火柴杆，咧嘴笑着，举起他的拇指眨了眨眼。然后，他们在湿地里越走越深，雾变白变浓变冷，我不得不伸出短桨，敲击着坚硬的柏树，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现在，睡眠或者后半夜的雷暴都不能把他们带回来了。我每天在透过山核桃树的阳光中醒来。但有时在黄昏，当农夫们在田里燃烧甘蔗茬时，灰烬和烟雾被风吹起，落在河上。当红色的叶子成堆地漂过我的码头，寒冷的空气中带着一种苦乐参半的味道，这时我会想起印第安人和水中的人们，还有那些透过雨水将我们带人昨日的声音。在那种时刻，我把阿拉菲尔扛在肩膀上，我们沿着道路奔跑着，穿过橡树回家。巴提斯蒂正在走廊上烤鱼，纸制的灯笼绑在亮灯的窗户上。大腹蛇已经成了填充玩具，被抛弃、没人理睬，就像心灵的阴影一样，在早晨明媚的阳光中，被人渐渐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