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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跟在后面。他们靠着我的卡车停下车，踏着凋落的山核桃叶向我走来。两名便衣人高马大，他们把外套留在汽车里，徽章佩在腰带上。俩人的枪套里都带着一把镀铬连发左轮手枪。我站起身，从膝盖上拂去泥土。
阿拉菲尔已经停止除杂草，张着嘴巴盯着两个男人。
“你们已经有证据了？”我说。
其中一个便衣的嘴巴里叼着一根火柴杆，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好的，没问题。我需要几分钟，好吗？”
“你找到人来照看这个小女孩了吗？”他的搭档问道。
他的一只手臂上纹着海军陆战队徽章，另一只手臂纹着一支匕首刺穿流血的心脏。
“对，那就是我需要几分钟的原因。”我说。我拉着阿拉菲尔的手，转身朝屋子走去。“你想和我一起进来吗？”
“靠着走廊扶手站好。”叼着火柴杆的男人说。
“你们这些人能不能谨慎点？”我说，我看着我的州长朋友，他站在后院里，什么也没说。
“你他妈在说什么？”纹身的男人说。
“注意你的语言。”我说。
我感觉到阿拉菲尔的手紧紧贴在我的手心。另一个侦探从嘴巴里取出了火柴杆。
“把双手放到走廊扶手上去，张开双脚。”他说，然后抓着阿拉菲尔的另外一只手，要把她从我身边拉开。
我用手指点着他。
“你在粗鲁地对待这件事，退一边去。”我说。
接着，我感觉另一个男人从背后猛推我一下，推得我失去平衡，冲过绣球花丛，摔在台阶上。我听到他从皮质枪套里抽出手枪，感觉到他的手向下压着我的脖子，同时把枪戳在我的耳朵后面。
“你由于谋杀被捕了。你以为当过警察，就可以让你破坏规则吗？”他说。
我从眼角看到，阿拉菲尔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脸上带着一种从噩梦中醒来的茫然神情。
第二节
他们把我关在拉菲特古老的教区监狱里。监狱的年代非常久远，铁门上有横木，墙壁被漆成蓝灰色。在一间监狱门上，“黑人男性”的字样仍然模糊可见。从新伊伯利亚来的路上，我戴着手铐坐在车后，想弄明白我究竟把谁给杀了。他们的反应是沉默和冷淡，这几乎是所有警察对待一个被羁押嫌犯的态度。最后我放弃了，靠着椅垫坐回去，手铐咬人我的手腕。我看着橡树从窗口轻轻掠过。
现在我被取了指纹，并被拍了照，他们翻走了我的钱包、口袋里的零钱、钥匙、皮带、甚至还有我的肩衣链条。一名警员将所有这些东西放入一个大的吕宋纸信封中。这时我才意识到，一件重要的物品丢失了，一件与我现在处境有可怕关系的物品，是的，是我的彪马折刀。现在，狱卒和咀嚼火柴杆的侦探，准备将我锁进有六
个单人房间的区域，这里是为暴力和精神变态犯人保留的。狱卒转动着铁门上的钥匙，把它敞到最大，然后用手轻轻在我背上推了一下。
“到底谁死了？”我问侦探。
“你这个人真特别，罗比索。”他说，“你将一个家伙从阴囊割到胸骨，却没费心去问一下他的名字。他叫达尔顿·魏德林。”
狱卒在我身后咣当关上门，转动着钥匙，穿进钢锁横木。于是我走进了我的新家。
这里与我曾经见过的任何一个监狱都有所不同。盥洗室发出臭味，空气闻起来像陈腐的汗味和香烟味，床垫已经变黑，上面都是人的油脂。墙上胡乱涂着人名、和平语录、男女生殖器的素描。更多胆大的人曾经爬到房间顶端，并且用打火机沿着天花板烧出了他们的名字。
地板上环绕主门周围有一条“死线”，这是框出一个长方形区域的白色线条，当门旋转着打开或受优待的囚犯发放食物时，这个框里最好不要站人。
但是住在六个单人房间里的，都不是城市或教区监狱的普通住户。其中一个名叫杰勒密，是个罪大恶极的疯狂的黑人，他扼死了幼小的孩子。他后来告诉我，一个警察用警棍劈头盖脸打了他。尽管他到这个监狱已经两个星期了，但在他嘴唇上，仍然有紫红色的伤口，在他多毛的头上有一个鸟蛋大的肿块。我还认识了其他人：
一个来自新奥尔良的摩托车手，他将一个女孩的手钉到了一棵树上；一个系列强奸犯，他在阿拉巴马州被通缉；一个越南暴徒，他和另外一个人为了一个汽车电池，用跳绳绞死了他的商业伙伴；还有一个被判过四次徒刑的罪犯，这是一个肥胖、咧着嘴笑、目光完全茫然的男人，他在从德克萨斯州的苏卡兰农场逃跑之后，谋杀了
整整一个家庭的人。
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话，于是我打电话给拉菲特最好的法律公司。像所有卷入法律纠纷的人一样，我马上意识到，落在我身上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负担。律师的预聘金是二千美金，继续聘用的费用是每小时一百二十五美金。当我努力去思考，如何筹措那笔钱时，尤其想到我的保证金还没有着落，而且我还不知那会有多高时，我感觉脑袋里仿佛爬满了蜘蛛。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自责发现，我总共需要十五万美金。我感觉脸上的血似乎都被抽干了，冰凉一片。律师提出可以减少保证金，并且争辩说，我是当地的商人、曾担任过警局官员、拥有一份地产、还是战争退伍军人。
法官用一个指节支撑着下巴，回头看着他，冷漠得就像一个厌倦的观众，等着一部老电影快快散场。
我们都站了起来，法官离开长椅，我茫然而眩晕地坐到律师身旁的椅子上。警员准备给我戴上手铐，带我踏上返回监狱的旅途。律师用两个指头对着警员作了个动作。
“请给我们一分钟时间。”他说，这是位年长、体格魁梧的男人，红色的头发稀疏而修剪不齐，穿着套装，戴着夹式领结。
警员点点头，退到侧门旁。
“这是照片。”他说，“魏德林的内脏挂出了浴缸。照片看着让人感到恶心，罗比索先生。他们已经得到了带着你指纹的折刀。”
“那一定是从我口袋里掉出去的，当时他俩都向我扑来。”
“玛珀斯先生不是那样说的，酒吧服务生也说了些对你非常不利的事情，你对他做了些什么？”
“我告诉他，他将会由于拉皮条而被逮捕。”
“好的，我可以在他站上证人席时，让他的证词不可信，但是玛珀斯——我们必须要制服这个家伙。一个脸上和后背满是铁链伤口的男人，可以成为致命的证人。
以上帝的名义告诉我，当你走进那扇门时，你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我的手掌湿润了，我吞咽了一下，在裤子上擦拭着手掌。
“玛珀斯知道魏德林是胆小怕事的人。”我说，“我离开之后，他捡起我的小刀结果了他。就是这样。”
他用手指在椅臂上敲了敲，在下巴上鼓了鼓气，清了清喉咙准备说话，接着又沉默了。最后，他站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出法院的侧门。警员抬起我的手臂，绕着我的手腕打上了手铐。
在我被捕那天，巴提斯蒂让阿拉菲尔和他们呆在一起。但是第二天，我安排她去和我的堂姐，一位住在新伊伯利亚的退休教师住在一起，她暂时得到了照料。巴提斯蒂经营着码头。现在我的主要担忧是金钱。除了需要支付律师一大笔未知的数目之外，我必须筹措一万五千美金作为保证金，以获得保释。我的存折里只有八千
美金。
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吉米，在新奥尔良拥有几个餐馆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如果他在的话，现在可能早就给我一张写有全部费用的支票了。但他已经去欧洲三个月了，他的伙伴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时，他正和一伙巴斯克回力球选手在法国游历。接着我发现，我已经认识多年的银行家并不急于借钱给一个被判一级谋杀、而且现住址是教区监狱的人。我已经被监禁九天了，巴提斯蒂仍然在拜访银行，并递送贷款文件给我。
我们的房间在早上七点开锁。一位受优待的囚犯和夜间守卫推进食品车，每天早上都是在铝制容器里堆满粗玉米粉、咖啡和油炸猪前肩。被锁到下午五点，我们才可以得到自由，绕着一个被称为公牛跑道的区域运动、冲澡、玩扑克牌，或者无精打采地望着窗外法院草坪的树顶。但是大部分时间，我呆在我的房间里，填写贷
款申请表或者读一本沾过水的过期《读者文摘》。
我正坐在铁铺边上填着一份申请表，一个影子移过纸面。在房间开启的门上，投下的侧影是那个摩托车手。
他身体粗壮、没穿衬衫、胸口纹着鹰徽，没有修剪的头发和疯长的胡子围了一圈，让他的头看起来像是被一圈鬃毛环绕着。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在我侧面扫过。
“你认为你可以离开这儿吗？”他说。
我湿润了一下铅笔尖，没有抬头，继续写着。
“那会去什么地方？”我问。
“安哥拉。你认为你可以离开这里？”
“我不准备呆在这里。”
“那是我第一次被判刑时说的话，伙计。”
我转到下一页，试图把精力集中到打印的字上。
“守卫说你曾是一名警察。”他说。
我放下铅笔，看着对面的墙壁。
“那和你有关系吗？”我说。
“和我没关系，伙计。但是在那个农场上有些卑鄙的笨蛋。有些家伙会从你的房间门口跑过，并且向你扔一枚汽油炸弹，把你熔成油脂。”
“我不想动粗，但是你挡着我的光线了。”
他咧嘴笑了，脸上闪过恶毒的光。然后他伸展一下身体，呻吟着，露骨地笑着，似乎他正目睹某类荒唐事。
然后他走开，朝法院草坪的窗户望出去。
第三节
我做引体向上，用指尖举着我的铺位练习举重，洗澡，尽可能多睡觉。罪大恶极的黑人不时唱一些歌，如“我的灵魂在你垃圾桶的纸袋里”什么的。后来有天夜里，他在房间里发疯，双手抓着横木，用头猛撞，直到血和汗水飞溅出去。接着，我们听见守卫拉动门上的钢锁横木。
第十三天，我接待了两个意外的访客。一个警员押着我到了会客区，这是间没有窗户的房间。迪西·李坐在一张有很多烟印的木桌旁，一支胳膊吊着，黄色头发上扎着十字形绷带。另一个是我在谋杀案调查组的搭档，克莱特斯·普舍尔。像往常一样，克莱特斯看起来要把衬衫胀破，他穿着运动外套，领带从喉咙处拉松，裤
腿爬到袜子上面。香烟在他手里显得非常微小，穿过他眼眉的缝合伤疤让他外表大打折扣，使他的面孔带上诙谐。
克莱特斯，老朋友，你为什么会卷进这里呢？
他们都笑得非常舒展，看来好像参加一次聚会。我闻到迪西呼吸中的啤酒味。我坐到桌子旁，警员在我身后锁上门，坐在外面的椅子上。
“你已经办好了你的保释，是不是，迪西？”我问。
他栗色的衬衫悬在灰色休闲裤外面，一只脚缠着绷带，上面罩着两层运动短袜。
“比那要好些，戴夫。他们让我获得了自由。”
“他们做了什么？”
“我摆脱那件事了，自由而清白。他们收了些财产费用。”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说。
“他们失去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