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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於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
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
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
矣。要讲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
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兄弟
三个，孤苦伶盯，无依无靠。最小的叔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背井离乡，盲流到
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
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於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日可
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
麽一来，竟然寻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
後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
里剩下的最後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
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於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
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
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
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祥，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
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
到原来的信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
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仅
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恐怕要成为永远的谜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
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
（黄的），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
“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
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
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建在。家
境依然很好。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
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
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跑到大奶奶跟前，清
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
口袋里打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
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麽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
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
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麽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
穷人就来“拾”。因为乘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
我们来说，这己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
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
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後，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
饼子，让我解馋。我於是就大块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
“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
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
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
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
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灾年，连这个也吃不上，
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
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
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後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
办法，农民就在肉锅内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
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
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於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
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一块
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
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
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
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
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
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
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侍而
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到了过年的时候，
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
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
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於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麽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
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
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黄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
边只呆到六岁，以後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
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
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拿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
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
“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怎麽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
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
己的儿子回来呵！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於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上了高中的时侯，自己
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
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
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
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
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
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
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
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麽名誉，什麽地位，什麽幸福，什麽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
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即将远行
何继青
1
副部长余宏荫是在省委熊副书记召集的会议上被告知洪子寒报病危的。
那时候副部长余宏荫正边听其他部门负责人发言，边反复权衡自己的发言怎么
讲合适。会议的议题是人事安排。人事安排成了如今最敏感同时又最引人注目的焦
点，当代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当官这条道相比，其他选择皆属羊肠小
道。羊肠小道的艰辛风险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付出太多而收效甚微。至于官场太苦
太累想开了没什么意思之类的话，大凡是官场失意者的违心之言，或者官道得意者
的虚假托词。还在会议之前，副部长余宏荫就知道洪子寒是这次会议的难点所在。
三年前，机关大院里派了一批正处、副处干部到下面县乡两级任职，现在一年
期满，这批正处、副处干部统统要返回机关大院来做官了，于是位置便成了问题的
要害。如今连国有企业的职．工上岗都困难，哪里还有闲着的官位？何况是这座南
方繁华大都市的机关大院！洪子寒是以正处职务下去的，洪子寒的情况与三年前下
去的这批干部有着很大的不同，这还不完全因为洪子寒去的是边远地区最贫困的县，
洪子寒下去当县委书记的起因背景均十分复杂，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的。按理洪子
寒这次回来怎么也该安排个副厅。争夺副厅的位置自然又要更为激烈尖锐、错综复
杂。这次，明摆着的只有一个副厅空缺，而竞争这个位置的强有力人物至少有五到
七名，其中洪子寒和古传利是实力最强最为突出醒目的两个人。论理，这个位置给
洪子寒相对合适，即使是排队轮班也该洪子寒了，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古
传利那里，古传利在机关就是正处，到下面任的是市委书记，给个副厅当属正常。
可是把话说回来，与洪子寒相比古传利已经比较轻松地得到了不少的好处，还在很
年轻的时候由于某位领导人偶尔讲了句话，便从普通办事员一步跨上了副处长的位
置，利用副处长的位置他几乎结识了省里所有领导的秘书。他到下面一个富裕的县
级市当了一年市委书记，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访问参观、与外商洽谈合作项目。
从情理上讲，把不多的利益分一点给别人也属应该，尤其是给洪子寒。这是余宏荫
的想法，古传利不会这么想，古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