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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军官接受军衔。”虽然令狐恩强生性内向孤僻，不好打斗，但是他一穿上绿军装，就感到自己变了个人。战士装，红领章，不仅使他显得英气豪迈，而且让他听到了神圣的呼唤。
学员宿舍是幢四层楼，令狐恩强住在二层。十平方米的军舍简陋整洁，六个男生合住一室。学员们要将统一的军被叠成见棱见角的“豆腐块”，教导员经常进门抽查，稍有不整，就是一痛严厉训斥。好偷懒的学员干脆将叠好的“豆腐块”用针线缝好，睡觉时宁可不搭不盖。校园里只有一个澡堂，男女学员隔日轮用。不过只要不是冬天，小伙子们便可以大呼小叫地在宿舍楼内的盥洗室冲凉。
宿舍楼下是大操场，是学员们平时“放风的地方”——集会，操练，散步，嬉闹，天气好时，周末能放两场露天电影。放映机就设在宿舍楼二层的窗口，令狐恩强和舍友们不用下楼，就可以享受“主席台”的位置。军校里放电影大多回避爱情，不是《渡江侦察记》，就是《奇袭白虎团》，再有就是《南征北战》、《苦菜花》，以免拨动男女学员的“利比多神经”。不过回想起来，令狐恩强并不抱怨：凡事一分为二，有失有得，禁欲的军校生活不仅培养了他们很强的自控能力，更为后来的医学生涯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说起医学，其实对令狐恩强并不陌生。他爷爷是个“药罐子”，由于患有慢性病，一天到晚离不了药。老人以前做小买卖，见过世面，经常从各地带回稀奇古怪的中草药，然后照着医书上配方琢磨着吃。令狐恩强记得，爷爷曾将蜂蜜跟核桃仁混在一起炼成胶冻治咳病，他经常趁爷爷不注意时偷嘴吃。那时家里穷，买不起糖果，爷爷的药就跟冰激凌一样甜。
恩强还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纸页泛黄的《本草纲目》，是解放前出版的线装书。他有时偷出来胡乱翻翻，并且一知半解地学两招，有时还搞点儿“小发明”。比如说，恩强小时得过癣病，一到二三月份就开始起皮，先是奇痒，后是刺痛，去过几家医院都没有治好。于是，他一遍一遍地在癣上涂酒精，结果烧得皮肤通红。他小时还患过脂溢性皮炎，头上有的地方结了痂。当时还没有各种药效的洗发水，就连香皂都是奢侈品。于是，恩强像一个偶发奇想的炼丹士，将拣来的牛角在瓦片上烤干，然后在石臼中捣碎，研成粉面儿撒在头上，再用缝衣针点刺头皮，直到出血。结果虽不灵验，但也算他生平所做的第一次临床实践。
十七岁本该还是天真少年，可是十七岁的士兵应该告别少年时代。“部队是个大熔炉”，令狐恩强对此最有体验。在他大学读书的五年里，身边发生过两件震动全国的英雄事迹：一个是大学生张华为救掉入粪池的老农不幸牺牲；另一个是轰动一时的华山抢险。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光荣。
张华是黑龙江人，1979年考入四医大。1982年7月11日，二十四岁的张华正在西安康复路南口散步，忽然听到“救人”的呼喊，一个掏粪老农掉进了粪池。张华立即扔下挎包和相机跑过去，一把拦住一个正要下去救人的老伯说：“你年纪大，让我下！”说着纵身跳进了粪池，结果被浓呛的沼气熏昏溺死。中央军委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称号，叶剑英元帅亲笔题词：“新一代的理想之歌”。张华的死，不仅掀起了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激烈辩论，也使象牙塔内的令狐恩强突然意识到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换句话说，社会对个体的期望。
时隔一年，1983年5月1日清晨，正在华山春游的一百多名四医大学员突遇险情：十几个游客像石头一样从“太华咽喉”的千尺幢翻滚下来，任建军、王强等学员冒死用自己的身体拦挡，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十几条性命。与此同时，另一批学员在百尺峡的悬崖边筑起一道“身体护栏”，疏散游客。还有些学员以超人的毅力连成一条肉体传送带，将遇险游客抢救下山。尽管令狐恩强未能亲历抢险，但是校友的精神感动了他。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呼唤英雄”，在平凡人的平凡事中，仍可蕴涵伟大的意义。这种和平时代的“新英雄主义精神”，更激发了令狐恩强的军人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他后来的工作态度与生活理念都影响至深。
时隔二十年，当功成名就的令狐教授回到母校参加校庆活动时，他特意敬谒了竖立在校园内的“华山抢险英雄集体纪念碑”。时光流逝，景物更迭，似乎早已淡忘了的往事又重新想起。也许生活并不存在遗忘，所谓的“遗忘”，其实是一种铭刻式的沉积。
在昔日校园里，令狐教授与久未谋面的老同学并肩漫步，谈笑风生，不时与三五成群的年轻学员擦肩而过，看着一张张单纯明朗、未经挫折的笑脸，许多往事历历在目。曾几何时，自己也有过这般青春的岁月和激情。那个年龄的人，总是盼望能快点儿成长，早日成材；等到真过了不惑之年，当了主任、教授，人们这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的幼稚，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
阳光下，教学楼的玻璃熠熠反光，空气里，他隐约嗅出一丝与植物或土壤气味相掺和的福尔马林味儿。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悠久历史，它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八路军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1954年它与第五军医大学合并，而五医大的历史要比四医大更早，其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创立的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四医大不仅拥有雄厚的师资和科研条件，就连学校解剖室的尸体储存量，也都让兄弟院校刮目相看。令狐教授说：他入校时，解剖室里居然还有已经保存了半个世纪的尸体！那些成年累月泡在福尔马林防腐液中的尸体，由于蛋白变性变得又黄又硬，不仅没有光泽，也早已失去了弹性。解剖课上，锐利的手术刀划下去，如同在割轮胎的胶皮。
说到解剖，我顿时找到了可以引起共鸣的兴奋话题。原因是，我和令狐教授不仅年龄相近，而且我也体验过六年的医学生经历。对于学医的学生来说，解剖课都是我们要过的第一关。面对死尸，要克服巨大的心理恐惧。
我读大一时，一个小组解剖一具尸体，每个小组都是三男三女。记得我们组分到的是一具体格健壮的青年男尸，顿时引起临近小组的嫉妒。他们分到的是个干瘪老妇，不仅解剖起来不美观，而且器官成比例的小，皮下脂肪不成比例的厚，操作起来难度增大。最恐怖的是，所有尸体的眼皮、鼻翼和嘴唇都被割掉，想必是怕万一遇到相识的亲友。所以每次上课掀开遮尸的油布，都会看到那张鬼笑的嘴脸。
令狐教授听了频频点头，并说他解剖的尸体比我说的还要可怕：整张脸没有皮，面肌暴露，牙龈外呲，眼睛像弹球似的鼓鼓地瞪着。“带我们实习的是一位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副教授，他教学严谨又乏幽默，还经常给学员讲恐怖故事。他说他带过一个梦游的女生，在宿舍枕头下藏了一把剪刀，夜里梦游到解剖室铰死人肉吃……听得我们心惊肉跳，天黑不敢进解剖楼。”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我看到死尸时并没觉得害怕。但当我看到尸体上挂的编号牌时，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我解剖的是个80年代死亡的年轻人，死亡年龄和我当时的岁数相同！十七岁，我还是头一次面对生死，对死亡我还从来没有过概念。”
我接着讲：我们刚上解剖课的几周还谨小慎微，课本要包上好几层书皮，操作时总要戴胶皮手套，稍有不慎划个小口儿，都会跟老师要一副换上。那段时间，香肠、火腿之类的熟肉绝对不吃。但是没过三个月，大家的胆子就大起来。手套不戴了，因为隔着层胶皮缺少质感。香肠、火腿不仅照吃，解剖课本上也不再包书皮了，直接摆在开膛破肚的尸首上，纸页被浸得油黄透亮。原先满脸苦难的女生也变得兴奋，用镊子捏着刚割下的睾丸和附睾给老师看。
令狐教授听了哈哈大笑，畅笑之余又颇为遗憾，因为他读书五年都是在“光棍儿班”，没有女生，自然没能体验到与异性同窗的妙处。一般来讲，医学院校的男女生比例各占一半，因此学生们的心态和悦，阴阳调和。比如北医，只要一办周末舞会，北航、北邮、钢院甚至清华的小子们都往北医里钻。北医的男生不仅开花较早，而且还习惯对异性挑剔。四医大的情况就不同了，从招生开始就阳盛阴衰。令狐恩强报考那年，招生不管考分高低，录取比例一刀
切——“九男一女”，山西全省只给了四个四医大名额，报考女生多达七百人！结果可想而知，男生人数招不够，宁可降低录取线，结果让高分的女生之间自相残杀。
四医大各年级属于正团编制，年级为大队，下设中队，一个中队有百十名学员，九名学员组成一班。他人学那级，医疗和口腔专业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四名女生。令狐恩强所在的班是清一色的光棍儿，不要说谈恋爱了，平时就连个异性的影子都难见着。即便哪个小子艳星高照，幸得一女，但只要被队领导发现，就会“棒打鸳鸯散”。
“我们年级有个很俊的男生，观念总比别人前卫，”说到这儿，令狐恩强回味似的笑了笑，“军校管理很严，校内禁止跳舞。他就在宿舍里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抱着凳子自己转圈儿。呵呵，现在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即便前卫，也不过如此！还有同学偷偷到其他大队找女同学，结果被一脸严肃的老政委撞见，吓得屁滚尿流撒腿就跑……可以这么说，直到毕业我们都不懂爱情。”
事实上，大学时代的令狐恩强心里偷藏了心仪对象，是他的小学同学。女孩也学医，但不与他同校，两个人鸿雁传书了好些年，毕业以后结成了伉俪。不过令狐教授解释说：“那时我们的思想都很单纯，虽然一直保持通信，但还算不上真正恋爱。确切地说，只是一种朦胧的好感或拘谨的友谊。”
总之，军校生活如同寂寞修行，青春的欲望在体内分泌，但只能转化成专业学习的动能消耗掉。尤其是大学生活的前两年，令狐恩强是在“准军营”里磨炼的；直到进入临床见习，他才算真正接触外面的世界。
令狐恩强的见习医院位于西安“霸桥”的纺织城内。医院附近有农田、砖窑和硅酸盐厂，也有张华牺牲的那类化粪池。闲暇时，令狐恩强经常沿着“希望乡”的麦地田埂轻快地慢跑，阳光，田野，草叶，清风，金黄的麦浪，泥土的气味，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或许，这就是他大学时代最浪漫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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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真不是那么好当！学员们接受的军训虽不像正规部队那样系统，但对十几岁的孩子们来说怎么也要脱一层皮。每天早晨点名出操，晚上点名睡觉，即便熬到周末，星期天下午四点还要点一回名，学员们几乎没有自由时间。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军医大学员要上半年的军事医学课：扛着背包、行李，带着干粮、水壶，从西安出发，行军几十公里到咸阳，接受各种实战演习。令狐恩强最感兴趣的是“军事地形学”，学员们不仅要学会如何看军事地图，还要根据军事地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