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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6年第02期-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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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某些时候,萧红对自己的写作抱有足够的自信,她曾经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的这些话可以看作她对文坛主流价值体系的对抗,另一方面,它也体现出萧红的宿命:她的文学之路和生命之路,必然是寂寞的。 
  1938年,萧红和冯乃超的夫人一起离开汉口,此时她已经和萧军分手,但怀着他的孩子。在宜昌,同伴病了,萧红一个人在天还没亮的码头被绳索绊倒,虚弱到无力站起。于是就躺在那里,事后她向朋友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据骆宾基说,写作《呼兰河传》的决心和最后的腹稿也许就是在这时候形成的。最后,她借助一个赶船人的帮助站了起来,到重庆后她对那里的友人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 
  萧红的“一个人走”不仅是她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预言,这预言同样印证在她的文学创作上,对于最怕孤独的萧红来说,这应该是最大的悲哀。萧红的情感经历过于复杂,又因为纠纷的人事,至今也没有人能够以纯客观的姿态加以解析。她和萧军的分手,和端木蕻良的结合,友人的不理解和责难,婚姻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最终注定了萧红的孤寂。与这种情感上的孤寂相比,她的文学创作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真正理解,也许是更深一层的束缚。萧红的两任丈夫都是东北作家群中有代表性的作家,然而在友人的回忆中,屡次提及这两位男性对妻子的“轻视”。萧军在和友人谈话时,说到萧红的散文,评价是:“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一旁的朋友也附和道“结构却也不坚实”。端木蕻良则是看了萧红的回忆鲁迅的文章,“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反过来,萧红却要花用自己的时间,为这两任丈夫抄写他们的作品,即使那作品并不值得占用她的时间。 
  当萧红以文字的形式传达自己生命中的悲凉和寂寞时,即使亲密如萧军,也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1936年萧红从日本写信给萧军,在这封长信中她描绘了自己的环境、思想、感觉、情绪,萧军坦官自己不欣赏,不过能够理解和同情。随后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两人之间的距离:“如果按音乐敝比方,她如用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肖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一根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我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ymphony(交响曲)!这与性别的和性格的区分是有一定关系的。” 
  萧红对于别人的评价是敏感的,但她的敏感和自尊并不能改变评论家的“误读”,萧红对自己的作品有自信,但是也难免有摇摆犹疑的时候。在她的作品中,因此出现了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大的历史叙述;一套是个体的,能充分展现她个性的私人化的叙述。这两套叙述话语时常相互纠缠,成为萧红文学创作的特征之一。萧红的女性身份在她的创作中是明显的,她的性别意识在文体、风格、语言包括主题上无不凸现。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强调“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选用了“越轨”这个词,倒是相当契合萧红的写作风格,从胡风对她的评论中,不难看出她和当时文学主流之间的隔膜。 
  茅盾在《呼兰河传》的序言中,接受了萧红那严格来说不算小说的写法,可是仍然要追究作者“思想的弱点”,认为“在其中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茅盾惋惜在香港的萧红,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私生活圈子里,和那“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评论让人自然地联想到胡风对《生死场》抗日主题和反抗精神的赞许,这“误读”也许是源自那个时代,也许是源自评论者自身的文学理念,然而不论如何,这两位在萧红的创作中极为重要的评论者对她多少有些错位的“期许”正预示着作者的寂寞。 
  面对着这样的“期许”,萧红的选择颇耐人寻味。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她的作品是符合着主流文学价值的,比如《王阿嫂的死》、《看风筝》、《哑老人》等,下层民众的苦难是她小说中常见的文学主题。到《生死场》,更是直接以民族命运的时代主题作为小说的中心。《呼兰河传》虽然是以私人性的回忆为主体,以情绪为线索的小说,但在儿童视角之外,萧红仍以成年人的叙述姿态继续着鲁迅所开辟的国民性批判主题。这些,正是她的创作为主流文坛的批评家们所看重的地方。 
  但萧红也有自己的坚持,不论文学主题是否鲜明,她对自己的叙述风格是不愿加以改变的。虽然从一开始就有人指出她的弱点在于结构,萧红自己也承认自己暂时无力去改变,但到后来,她显然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缺陷,相反,这种介于诗歌、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松散文体结构成为她的独创和特色。如果说文体不仅仅是形式的文体,它就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别林斯基语)。那么萧红无疑找到了一种最适合她的独特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对于她来说,不单是作品的组织形式,更是对作品的统摄。她的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转换,她那不合语法常规的“越轨”的笔致,她对意象的营造和情绪的把握,合成萧红式的诗化小说,是常人所无法取代的。 
  不少人强调萧红的女性意识对她的写作的影响,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她对时间、空间的特殊感受、她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包括作为一名女性,她如何通过写作重组自己的历史。不过,和萧红写作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的女性意识,同样要承受来自文坛主流的压力。很明显的例子是萧红所写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与大多数从“民族魂”、“斗士”、“战士”、“导师”等这样的高度来评价概括鲁迅的文章不同,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的回忆文章中最为特殊的一篇,萧红以片断式的回忆,为我们连缀起一个私人生活场景中的鲁迅,他对女性衣着的评价、他的日常生活习惯、琐碎到他吸的纸烟、他的饮食习惯、他放在枕边的画等。萧红没有作任何带公共话语风格的评论,她对鲁迅的回忆和她对自己的生命的回忆一样,是细节性的,私人性的,也是情感性的。但这文章赢得的评价照例仍是“琐碎”。而在戏剧这种公共性更强的文体中,萧红则直接以《民族魂鲁迅》为题。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萧红是有意地在不同的文体中采用了不同的叙述方式,这种有意识的区隔展现出她对文体本身的敏锐程度。 
  在《呼兰河传》之后,萧红在小说中力图追求一种新的境界。比如《后花园》,重新处理了《呼兰河传》中曾经出现过的题材,仍然以磨房中的磨倌冯二成子为主角,但作者不再是那个在童年回忆中寻找温情的叙述者,而是尝试着直接发掘人物故事中蕴涵的人生哲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的故事,一个人对于自我存在意识从忽略到唤醒再到重归平静的过程。萧红似乎不满足于《呼兰河传》中纯粹的情绪性的书写方式,而开始追求明白的讲述故事背后的意义,或者说,一种将诗意叙述和哲理探讨结合的可能。这种新的追求在她口述的《红玻璃的故事》中有所延续,虽然最后是由骆宾基成文,但故事和文风都延续了萧红的风格,《红玻璃的故事》同样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故事,它可以拿来和《后花园》对比阅读,和冯二成子一样,王大妈在完全偶然的境遇中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悲剧性,最终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如果这种写作风格延续下去,也许萧红的写作会进入另一个阶段,当然我们无法推测到这种新的突破有无成功的可能,死亡以它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文学上的“突围”。 
  1930年,萧红实现了第一次“逃亡”,她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表哥陆振舜来到北京求学。那一年的冬天,这个当时叫张乃莹的姑娘在房里中了煤气,突然昏倒了。朋友忙乱了好一阵子,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大家谈到了“死”,乃莹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1942年1月,在日军攻陷的香港,萧红被送进玛丽医院,因为医生的误诊她的喉管被切开,已无法说话,只留下“不甘”字样的萧红在X日上午辞世。她所害怕的噩梦还是成了事实,她最终被安葬在已经没有什么朋友的香港浅水湾。诗人戴望舒,曾来到她的墓前,用诗歌为她的“寂寞”作一注解: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非洲高原的风
沈爱民 
  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地球仪,手就会痒起来,就会去转动它。有些蹊跷的是,当地球仪停下来时,正对着我的那块大陆,总是非洲。 
   
  看见了亚的斯亚贝阿的灯火 
   
  一直想去非洲。小时候就想。那年看了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走出非洲》后,更想。这些年,看了更多的片子,接触更多的诸如美国《国家地理》、《发现》电视节目等媒介的介绍,尤其想去。而且不是去埃及、南非那样的旅游地方,想去普通的非洲。 
  地球的七大洲、四大洋和南北两个极中,非洲是我唯一没去过的地方了。 
  2005年,有了机会。《中国科学探险》(DEEP)杂志组织科学考察队,考察东非大裂谷的埃塞俄比亚境内部分,负责人张波邀我参加。据了解,由于是科考,去的都是偏僻之地,没什么精彩景观,看不到印象中荒草中狮子野象游荡、火烈鸟如云浮动的景象。不过,这正是我想找的、看的。 
  虽然如此,8月2日,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ET629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时,并不太兴奋。也没作什么准备,多年经验告诉我,最好的准备,是不抱太大希望上路。这次走,也没告诉谁。陪着我的,是笔记本电脑和摄影包,走到哪里,它们大都跟着我。 
  飞印度德里,6个小时。德里转机,等两个小时。再飞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阿(Addis Abeba),5个小时。不算太长,但是个无聊的航程。想听音乐,带着耳机找了一圈,非洲音乐太节奏,又不断重复,最后还是回到爵士。 
  向南飞,飞机转向西,从昆明进入缅甸。 
  回想起来,走过了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人讲不同语言,其实,除了语言这个沟通的工具以外,其他都是可以沟通的。可我不想说话,不想和邻座聊天,也不想与队友沟通。队友中,有些是曾经一起走过天涯海角的,其余大部分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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