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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念远古的祖先”，而是“致远”的意思。所以比较起来，我更倾向于南怀瑾先生的解释：
曾子说：“为使结果圆满，就要追溯到我们的出发点和一路以来的努力，懂得这个规律，社会的道德风气就自然归于淳厚了。”
也就是说，凡事欲慎其终，必先追其远。这是因果规律的表述：看到奥运冠军获得荣誉、金钱，就要想到他们是付出了艰辛和努力的。看到罪犯在判刑的时嚎啕大哭，就想到他们是因为犯罪而导致悲惨结局的。建立起“慎终追远”的因果的观念，民风自然归于淳厚，大家都不会投机钻营。
古时候的官员去世都要给他定一个谥（shì）号，对他的一生进行简短的评价——“盖棺定论”。普通百姓死了，也会根据他一生的性格、行为，为他再取一个名字。皇帝死了也逃不了后人的“谨慎”评价，如哀帝、献帝是末代皇帝常用的谥号，武帝是对赫赫武功而又好战征伐君王的评价等。所以“慎终”如果非要狭义地定义在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也不应是“谨慎地对待葬礼”的意思，而是慎重地对待亡人一生功过、得失的评价。“追远”是说要追溯他一生的努力，同时要观察其言行对后世的影响。比如评价毛泽东，他有丰功伟绩，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但是他在文革中也犯过错误，这些都注意到了才算是“慎终追远”。如果全社会形成了这样的风气，人们做事时就会考虑后果——是给子孙造福增光，还是遗臭万年？如此可“民德归厚矣”。
过去中国人的因果观念很强，大家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不敢做坏事。宋明的理学家为了弘儒而抑佛，说“因果报应”之说是佛家拿来吓唬老百姓的，结果弄得社会大乱。实际上因果不是佛家的专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又余殃”就是出自《易经》，它是道家的经典，也是儒家的“必修课本”。“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是道家的话。佛、道、儒其实都积极提倡因果教育，因为因果并非是为吓唬人而杜撰出来的，而是客观的规律。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无不是因果的相续。“犯罪下狱”就是最常见的因果，陈水扁如今弊案缠身、众叛亲离，不都是因果吗？
运用到做学问道理也一样，想获得成功，就要从一开始就好好努力。所以本章提到了另一个为学的态度：慎终追远。
『10』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郑玄所注《论语》说他是孔子的学生，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未载此人，故一说子禽非孔子学生。他在《论语》中出现了几次，总是想探听一些有关孔子的“八卦消息”，不象是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比孔子小31岁，生于公元前520年。子贡善辩，孔子认为他可以做大国的宰相。
“闻其政”是闻达、预闻政事的意思。有人将之解释为：“孔子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打听政治上的事情，是他想求官职，还是他想给那个国家提供一些建议？”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闻”者，听闻，不是打探的意思。其实这里是强调个人修养是博学多闻的基础。品德高尚的人，就有人愿意向你倾诉并听取你的意见，这也使他自己得益。人格完成了，道德就完成了，道德完成了，学问也自然就成就了。所以本章可解释为：
子禽问子贡说：“我们的老师每到一个地方，总能预先知道那里的政事，这是他刻意打听到的呢，还是别人告诉他的？”子贡说：“我们的老师温和亲切、心地善良、尊重他人、生活节俭、谦虚礼让（，人们愿意向他请教而让他知道很多政事）。老师了解到政事，与一般人了解到这些事也是不一样的吧？”
“温、良、恭、俭、让”是孔子的画像，也是我们要努力学习的地方。老子的自画像说：“吾有三宝持而保之：曰勤，曰俭，曰不敢为人先。”孔子、老子个人的修为也大同小异，圣贤之人总有很多相通之处。
“温”是温和、温文尔雅，是我们平常说的脾气好，容易亲近。人发脾气，体内会产生毒素，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凡是脾气不好的人，多数都短命——刚则易折，和气百年。我见一些佛教徒，越学脾气越大，看谁都是魔，却不懂得躬身自省，结果搞到家庭不和、朋友不睦，心情整年都是紧张的，实在是求死之道。
“良”者，心地善良敦厚，心行皆善而不以为功。
“俭”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可中国改革开放，百姓生活好了，浪费的现象也很严重，导致木材、水、电等资源的短缺，生态环境也遭到破坏。中国未来要建设成为节约型社会，还非得从“俭”的品德入手不可。懂得勤俭爱物，便能对劳动人民产生感恩之心，其他很多的美德都会因此一一长养。
“温、良、恭、俭、让”在内是指一个人的人品，在外表现出的是求学的态度，你能做到“温、良、恭、俭、让”，老师会格外喜欢你，领导会格外器重你，都愿意将你作为重点的培养对象。所以知识易学而品德难成，为学先为人的道理就在此地。
『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mò）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dǎo），可谓孝矣。”
这句的争议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有人解释为“三年不改动父母的规矩习惯”，甚至还有将“父之道”解释为“父亲走的路”的。那如果父母过去所定的是坏规矩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又解释为不改动父母规矩中“合理的部分”，可原话没这样的意思啊。就算如此，如果父亲是建筑工人，儿子是不是也要去工地干三年活才叫孝？所以“父之道”解释为父母的规矩、道路不合理。
我们解释一句话，就应该对整段话完整地领会，而不要局限于一词一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的“其”，指的是子女，如果指父母的话，那“父没”——人都死了，还怎么看他的“行”？所以前边的意思是说：判断子女孝不孝敬，要看父母在的时候，子女有没有高远的志向，父母去世后，他还能不能按照之前的志向切实去努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便是对前两句的一个总结，三年指“多年”，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本章可解释为：
孔子说：“父母在世的时候，看他的志向。父母去世了，看他的行动。三年的所作所为都符合父母在世时的教导，就算得上孝了。”
“父之道”，指“父母在世时所认可的志向和道路”。道者“导”也，父母的教导。孔子称其为孝，可有三方面的理解：其一，这个人诚恳踏实，不会因为父母督促得紧就随便立空头志向；其二，这个人有抱负又有毅力，不会因为父母去世没人管了，就志气消沉，放松自己；其三，这个人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小的时候，我们入世未深、所知有限，对父母的教导未必心服口服，只有“三年”在实践中加以思考和体会，才能明白父母之心是爱人之心，父母之言是成人之言。这样即便志向有所更改，也能体会到父母的舔犊情深了。
孝敬父母不仅要孝父母之身，还要孝父母之志。自己立志成为有益社会的人，满足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志，方是大孝。立志不是为糊弄父母，而是自己能自觉地为之努力，始终用以指导人生方向的航标，不能因父母离世而有所改变。所以，做学问应早立远大的志向，并志行合一。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讲的是人诚实、坚毅的品德和向着远大志向勇敢迈进的求学态度，与上章讲孔子“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品质是一致的。
知人识礼
『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说：“社会礼乐的运用，以创造和谐社会为贵。中国古代先王治理国家的原则，就宝贵在‘和谐’这个地方。如果不管大事小情，都由着他不管，想自然而然达到和谐的社会，往往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和谐’的宝贵，而一味地迁就‘和’，不通过礼乐、道德的力量来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也是行不通的。”
前面说学习、做学问，怎么突然说到“礼”呢？这就是《论语》的魅力之一，让你在突兀中寻找答案。关于“礼”我们往后还会再深入讨论。这里有子说了礼用的核心原则——和。有子总结尧舜到周武王时代的政治，最宝贵的就在于“和为贵”。实际上，“和谐社会”是一切政治行为的最高境界，但要真正创造“和谐”社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子说了两种错误的追求“和谐”的观念：
一是“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什么事情都任由它发展，是行不通的。比如市场经济是不是完全自由的经济？当然不是，政府需要宏观调控、服务和管理，否则人们为了钱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各企业也可能因重复建设而产生巨大的浪费。企业管理的道理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古人所谓“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不乱管”。
另一个错误观点是“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我们要留意这个“亦”字，就表明与上句的并列关系，表明“知和而和”和“小大由之”一样是错误的。如果仅仅为和而和，凡事只当和事佬，对矛盾双方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板子，表面维护一团和气的假象，不以“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也是行不通的。
“小大由之”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行不通，可不少人会有意无意地犯“知和而和”的毛病。比如家庭暴力，有多少妻子因为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而一再地纵容丈夫的变态行为？比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问题，政府会否因为担心丑闻外扬，影响执政党的形象而不彻底查办呢？有子告诉我们，真正的和谐是在圆满解决各种矛盾中形成的，而不是表面掩盖矛盾。圆满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以礼节之”，以法律、道德为准则来处理各种问题。
“和谐”更进一步讲，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其他生物的和谐、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三个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来又包括了法律、礼乐等多个影响因素在内。国家禁黄、赌、毒的工作还仅限于法的一面，而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则起“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对建设和谐社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在决定事情成败的因素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知书达礼的人才能“得道多助”。所以，懂得礼用“和为贵”的基本原则，才能将学问切实运用于实际。学习“利益时代、利益他人、利益自己”的目标就是以“礼用和为贵”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礼乐是孔子十分推崇的治国手段，它既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又事关学问能否真正付诸实践。本篇从这一章开始转而讨论礼与为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