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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福,不准百姓奋起疾呼,只准父母为所欲为,不准子女直言相劝,实在害人不浅!它使“儒家”光明烁耀的大智慧,掉进了“奴家”昏暗蒙昧的深渊。今天我们再学习儒家思想,就需以《论语》、《礼记》等根本经典为依据,“求真务实”才能得其真髓。
实在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描述的就是以礼治国、天下兴仁的美好局面,是“政治文明”的实现纲领。孔子认为天下归仁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能克己复礼,否则整个国家真正的礼教就推行不起来。
礼用为仁
『12』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孔子说:“只凭单方面的供词就可以断案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承诺过的事,一定会做到。
子路做事风风火火,干脆利落。“无宿诺”是说子路承诺过的事,没有不尽心去办的。重信是礼,能将别人的事如此上心,此“礼”也便是“仁”的心行了。所以本章的着重点不在鼓励“片言折狱”,而在肯定“无宿诺”,讲由礼而能使自己近“仁”的作用。
『13』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是一样的。要说有所不同,就是我希望使社会和平稳定,没有案件发生吧。”
“使无讼”便是天下归仁的表现。我们自己做到克己复礼,再努力教化其他人,让社会无讼。这是一个理想,克己复礼、严以律己可以,想整个社会的人都有崇高的道德品德就相当难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讼的理想社会也许要经过若干世的诗、礼、乐的教化才可能做到吧。本章讲由礼而能使“天下归仁”,使无讼的作用。
『14』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张问怎样治理政务。孔子说:“对所担当职位不生懈怠,办事认真尽责。”
里仁的人,对他所担当的职位不会心生懈怠。因为他不将此看作负担,而视为利益别人的手段,所以办事能尽心尽力。
本章讲为政无倦、忠于人事,就是言行以礼来成就仁德的具体行止。
『15』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仁的启蒙需从学文、习礼开始,先不要离经叛道,再慢慢使之走入克己复礼的仁道。《雍也第六》中也有本章内容,用以强调中庸之道,与这里的“以礼成仁”、强调礼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不同。《论语》中不少文句的重复,其实是各有不同作用的。
『16』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不成全别人的恶习。小人则刚好相反。”
君子总是希望帮助别人成就美德、好事,避免他人犯错误。小人则刚好相反,因为小人行为卑劣,为寻求内心的平衡和安全感,最好的方法便是拖人落水,使“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太重要了。
然而,成人之恶并非小人的专利。父母对孩子说:“你如果考试拿第一,我就给你二百元零花钱。”这就是在成子女贪钱之“恶”,如此不消十年,孩子必定是“爹亲娘亲,不如钱亲”。“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宠爱孩子、宠爱老公、纵容父母的恶行,都是在成人之恶。有些小毛病本可扼杀于萌芽状态的,可能因为你一时的感情用事,兴妇人之仁,反而变得不可收拾。
克己为仁
『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您自己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
《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者有私心私欲,则公平必失,小人得志。小人一旦当权,就象劣币驱逐良币一样,迅速排挤君子,近亲繁殖,祸患越来越大。特别是国家逐渐富裕时,更容易滋生腐败等不正行为。如李隆基后期沉溺于女色,而李林辅、杨国忠等小人便得志乱国。乾隆晚年沉溺于自己营造的太平盛世,致使和绅等墨吏当道,清政府由世界第一迅速沦为列强鱼肉的对象。国家也如同人体的健康,正气强,邪气就难以入侵。而即便正者当政,也还要小心防范,因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其中利害大相径庭。
国家的大治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平衡,随时可能失衡,并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所以从政者需要端正心态,对已取得的成绩有清醒的认识才行。
仁之用,在为政来看,便是以身作则,克己之邪,率民以正。
『18』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觉得盗贼太多,问孔子有什么解决办法。孔子回答说:“假如那是你不想要的,就算赏给别人,他们也不会要。”
孔子罕言利,因为风气总是上行下效的。《老子》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如果以德来判定人的成功与否,就能形成全社会的进德之风。而现在的电视节目,多是为富不仁者的表演,怎么能让普通百姓甘于平凡、不走邪道呢?所以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是尚德的。
克己之“贪”,扩充到为政方面,可使天下无盗,达到天下归仁的目的。
『19』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行善。在上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位者的品德好比草,风在草上吹,草就自然随风向而倒了。”
以杀为政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些动则叫嚣以杀治国的人,是非常典型的小人心态,是一种黑暗的心理动机。今天我们知道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暴政,其败亡不正是藐视伦常、藐视生命的直接反映吗?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一定是建立在美好的品德之上的。率民以德,百姓自可乐享其成。
克己之“杀”,扩充到为政方面,则能风化百姓的德行。
『20』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士怎样做才能达?”孔子说:“你说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国家的要员、卿大夫家的管事都知道他。”孔子说:“你说的是出名,不是达。所谓达,就是品性端正,合乎道义,能听清他人的话意,看穿他人的神情,思虑周到而谦恭待人。这样的人,对朝廷的官员、家邑的管事,都能通达。至于出名,那只要表面仁义,虽行为自私而能心安理得,就能赢得政府官员、家邑管事们的知晓了。”
子张问的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为政第二》中“子张学干禄”,一是本章问“士如何能达”。前一个问题是说子张想学习如何求取爵禄,这个问题是说普通的士如何出名,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从这两个问题,我们似乎能隐约感到子张的利欲之心,也可见《论语》的编辑者对子张用了暗贬笔法。
孔子将仁的外用阐述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更进一步明确仁用时的察人之智、中庸之德,表明孔子之学由道、仁而“一以贯之”的特点。
言行不义但心中还会疑悔的人,迟早能回头。那些“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的人,则是彻头彻尾的混蛋,深得《厚黑学》精髓,他们要打响知名度确实容易,但能“响”多久就全靠运气了。
复礼为仁
『21』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tè)、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说:“请问怎样提高道德修养?怎样改正自己的邪念?怎样辨别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努力耕耘,后问收获,不就是提高道德修养吗?反省自己的过错,却不攻击别人的过错,不就是改正自心的邪念吗?因一时的气愤,就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以至于牵连自己的亲人,这不就是迷惑吗?”
慝,邪念、心中隐藏的邪恶。我们留意孔子对“克己复礼”的修仁方法,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表述。这里则偏向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克己复礼,以推己及人为不惑的依据,强调仁“慈爱”的一面。孔子提出修身时应注意的要点:先事后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遇事考虑长远及亲人,也就是能由己及人的意思。
“复礼”推而广之,则是天下归仁,所以本节重在谈“复礼”的外用。
『22』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xiàng)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能爱一切人。”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能知一切人。”樊迟还不明白。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佞的人,就能使邪佞的人也变得正直。”樊迟退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我见到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佞的人,就能使邪佞的人也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呀!舜得天下,在众人中逃选人才,把皋陶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商汤得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人才,把伊尹选拔出来,不仁的人就被疏远了。”
《中庸》记孔子之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与本章“爱人”内涵一致,只不过《中庸》还强调“亲亲”而后“亲天下”的先后关系。乡通“向”,过去。皋陶是传说中舜时掌握刑法的大臣。伊尹是商朝的第一任宰相,《孟子》说他出身低贱,“耕于有莘(shēn古国名,在今山东省曹县北)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汤三使往聘之”。据说他擅长烹调,还发明了中药的汤药,使中国的医药水平从原来只能咀嚼单味药发展到能配煮复味药,降低了药物的毒性,获得了更好的治疗效果。
我们留意孔子“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意思,是说提拔正直的人,罢黜邪佞的人,能让邪佞的人也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