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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后来呢？
李：后来就简单了。1989年，我通过关系，调入河北省计委建设投资公司。之后，工作就顺了起来，做过河北省政府某副省长的秘书、省长的秘书、省委书记的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
乔：你当初从政时的理想是什么？
李：做个好秘书。
乔：没有受贿这个概念？
李：其实，我开始当秘书时，听到某某人受贿多少多少，我还有点不可思议，觉得距自己很远。权力来之不易，为什么不为群众做事还要受贿呢？
乔：能否讲得具体一点？
李：我是1990年10月开始做秘书的，是给一副省长做专职秘书。我记得，在我做秘书前几个月，中纪委向全国发了一个部级干部及其属下一些人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的通报。那时，我一方面为这些身处高位的人犯错误而惋惜，一方面又觉得贪污受贿距离自己太遥远了。
乔：当时中纪委的通报就引起了你的重视？
李：对。我还把那个通报压到了自己桌子的玻璃板下。
乔：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到省政府做秘书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有许多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其中有一多半是认我做老乡的。那时，我就想，职位稍微变化，就有人认我了。我在省计委建设投资公司工作时，为什么就没人主动找我“认老乡”？那时就感觉秘书这个职业很神圣，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第二个星期，开始有人请我吃饭。当时我推脱过好几个人，但有一次实在没办法推开，就去了。吃完饭，有人要送我一条烟，我忘记是什么牌子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牌子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我坚决不要，可那人像疯了似的往我衣兜里塞，我拗不过，就要了一盒。
就是那盒烟，让我的心不平静了一个星期。那时就想，今天收一盒，明天收一盒，一年下来就是300多盒。300多盒烟，这可不是小数字，一想这个数字，我心里就发紧。恰好我在找一份文件时，发现了中纪委那份通报，作为警示，我就把它压到了桌子玻璃板下。
乔：还能记得那份通报里总结的教训吗？
李：大部分都忘了，但中纪委通报里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革命干部和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时我想，这句话说得太深刻，也太精彩了。后来，我在写材料时，还经常引用这句话。
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你印象较深？
李：我在做秘书半年多后，一次看电影《焦裕禄》，曾使我泪流满面。小时候读书，中学课本里就有焦裕禄的事迹，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焦裕禄患肝癌，到了晚期，还带病听汇报，痛得支撑不住时，就用东西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在椅子上，时间长了，硬是把椅子顶破了一个窟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电影《焦裕禄》中那一个个感人的场面。焦裕禄那风雪中瘦弱的身影，在“政治错误”的重压下为群众的生死勇于负责的正气，还有去看望受伤的老农，去送别要离开兰考的大学生，临终前留下的一块手表和谆谆教子的半块窝窝头……我记得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本单位青年人，起初曾以＂怀疑＂、逆反的心态去看《焦裕禄》。但走出电影院时，他却变得与我一样眼睛沉默无语、湿润。
那时我就想，20多年前的一个典型，到了90年代，间隔这么多年，中国社会几经变化，民族心理也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为什么仍然能够对人们产生如此大的冲击？这说明人民呼唤＂焦裕禄＂，亿万群众渴望有多一些再多一些的焦裕禄式的干部，期望在他们带领下能消除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走富民强国之路。 乔：这部电影对你影响很大？
李：很大，而且持续了好长时间。有一个镜头一直让我忘不了。影片开始时，为焦裕禄送葬的人成千上万。那时我想，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秘书工作做好，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临终前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可现在……就是死，落得却是骂名。唉……
为了那个焦裕禄式县委书记的梦，那时我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本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我一咬牙，还是上班了。我记得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个时候也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反正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为什么李真一旦大权在握，或掌权时间稍长，就大肆腐败呢？
我们不禁要问：权力的“保质期”究竟有多长？信念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摇？
李：几天后，我又遇到一件对我触动更深的事。
乔：什么事？
李：有一次，我在石家庄火车站见到一个卖报的孩子。他站在寒风中，浑身发抖，他追着我买他的报纸，我不耐烦地赶他走开。等他真的走开时，我对他又有了兴趣。他的嗓子是哑的，我的心不由得一颤，就又叫他过来，问他：“嗓子是卖报喊哑的？”那个孩子说：“是呀，你想买报吗？”我顺手从衣中掏出一元钱，买了他一份报纸，并劝他：“想买报的自然会买。不买的喊死你，他都不买。”那个孩子笑着说：“大声一喊就不冷了。”这时我才发现那个孩子穿得很单薄。我问他：“你没有棉衣？”他向旁边一指，说：“有呀，给那个孩子穿着呢。”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南墙下，一个女人正抱着一个婴儿坐在那里，孩子身上搭着一件棉衣。
孩子告诉我，那个妇女是保定人，嫁到了（河北省）栾城县。被丈夫打了后，她一气之下就抱着孩子赶到火车站，想坐火车回娘家。可到了这里，她一想，她母亲身体不好，不想回去让老人家跟着着急，就在候车室呆着。两天后，身上带的钱花完了，向别人要别人不给。当她向他要五毛钱想买个烧饼时，他就把当时身上仅有的六元钱全给了她。她感动得哭了。这样，那个妇女就抱着孩子跟他一起卖起了报。他还有个哥哥。哥哥趸报纸，他转悠着卖，那个妇女守摊。那个妇女红着眼睛告诉我：“这两个孩子可好了。今天一天他哥俩就吃了一顿饭，说是我带孩子，让我吃饱。我哪能吃得下？因为天冷，怕冻着我的孩子，他就把他自己的棉衣脱下来，搭在了我孩子身上……”我被深深感动，眼睛一热，泪水夺眶而出。那个手里抱着一摞报纸、穿着单薄衣服的孩子的形象在我眼里越来越模糊……尽管周围声音嘈杂，但“卖报……卖报……”那沙哑的声音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乔：这两件事又使你心绪难平？
李：是。现在想起来，我还心如刀绞。无论是那个出资100万元资助无依无靠孩子的企业家，还是那个自己挣钱不易、还倾尽全力资助那个妇女的孩子……他们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高的地位，但他们都有做人的品德、感人的良知……他们贡献出了物质上的一切，却获得了精神上的富有。而我自己呢？手握人民的权力，只想为自己谋利益……地位高了，钱多了，精神却成了乞丐。但就是这样，动摇了的信念仍然没有被稳固住。
乔：你的思想受到如此大的震动，为什么动摇了的信仰仍然没有被稳固住？
李：一融进现实，一走进朋友的圈子中，一行使权力，看到有利可图时，私欲就又蠢蠢欲动了……
乔：为什么这么讲？
李：我记得，我把那两件事讲给几位朋友后，他们先是被打动，可很快就不以为然，甚至说些风凉话……有的还提到了刘金国……就是（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你知道吗？
乔：（我点了点头。）他现在已是河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他当公安厅副厅长时分管户籍，但38个亲属没有一个“农转非”；身为副厅长，妻子却是一个集体合同工，买公房还得借钱、贷款……
李：但这些人对刘金国的议论，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
乔：没关系，说说看。
李：有的说，刘金国与现实社会脱节，跟不上形势；有的说，他过得太苦，不知道他当官还有什么意义；有的说刘金国是先图名，后图利，图更大的利。过去，我也是听说过刘金国多么多么廉洁。直到我进看守所后，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他的事迹，我才想为什么我就成不了刘金国。
乔：现在进来后你对刘金国怎样看？
李：刘金国就是廉洁。那些人议论的言外之意就是：不滥用权，不贪，不知享受，要权就没有意义……不要说把我们的钱全部拿出来去帮助别人，就是把我们手中的权用好，我们都做不到，还奢谈什么党性？我们不要说每月拿出一半工资资助别人，更不要说像那个企业家、那个孩子一样把所有的力量拿出来帮助别人，退几步说，我们可以不像刘金国那样拼命工作，但要求我们像刘金国那样廉洁、不滥用权都很难，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党员干部的底线，坚守这道底线怎么都成了难题？
乔：反思，诅咒，说明你对自己的行为已有所认识，为什么信念还会一点点地丧失？
李：从那次回来后，可以说有几个月，我一直在努力工作。我还想，“河北第一秘”这个职位要不要都无所谓。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当你持无所谓态度时，这个事情就办成了……我坐上了“河北第一秘”这个宝座，但更严峻的考验、更痛苦的感受也就开始了。
乔：怎么这样说？
李：在我给省委书记做秘书后不久，就有北京的一个高干子弟给我打电话，想通过我联系一个工程……说实在的，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可他过去帮助过我，甚至可以说对我有恩，我也不好意思立即回绝。我口头上答应了他。放下电话后，我就在办公室里转起了圈，想怎么回绝。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事就这样扔下了。
乔：后来呢？
李：一段时间后，他亲自过来了，催这个事。我看怎么也糊弄不过去了，转而一想，这个工程，他不干，别人也得干，总得有人干呀。管他成不成，我先打个电话再说。没想到这个工程还真弄成了……他要给我几十万元中介费。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一想，这笔钱我不要，就全进了他个人的腰包，不要白不要。再说，我觉得这样的钱，要了也没人知道……不管怎么讲，就这一次……但就是这次收钱后，竟让我常常想这样的问题：要权究竟干什么？权到了哪一级才是个边？
乔：你给自己未来设计的蓝图是什么？
李：不是给你说过吗？我想做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这个想法是在做秘书之后产生的。
乔：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李：错认为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也错误地认为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更错误地认为，官做得越大，越没人敢找你的事，自己就越保险。
乔：也就是说，你追求权力未必想的是恪尽职守，造福于民？
李：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