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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具体谈谈？
李：我在会上决定把这个工程给那家公司后，省局还为此成立了基建办。会后，我告诉了北京的朋友，并让他转告那个项目经理直接与省局基建办联系。接着，按着我的指示，承德市国家税务局向承德市政府打了报告。
乔：理由是什么？
李：肯定也很冠冕堂皇。时间太长了，想不起来了。
下面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个报告：
“承德市国家税务局培训中心工程项目，已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经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正式批准立项，列入重点投资项目。该工程计划投资2200万元，全部由省国税局拨款，为确保工程按期开工，尽早投入使用，如采取公开招标将延误工期。加之我省国税局北戴河培训中心是由××公司承建，工期短，质量好，受到省局和当地政府的好评。故我们的意见，我局培训中心工程项目，采取议标方法，由××公司承建。”
乔：这个报告得到批准了吗？
李：承德市政府有个领导作了同意的批示。但这也引来了很大麻烦。承德市政府其他领导及主管部门的许多干部提出了异议甚至是反对，言辞相当激烈。
乔：针对的是什么？
李：针对这个工程发包。有的认为承德的基建项目应由承德市的建筑公司来建，不然就会扰乱承德建筑市场，有的就公开说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当时，我听了很不舒服，既怕有人拿这个工程做文章，又怕自己的面子受到伤害。想来想去，我决定还得硬着头皮把事办下去。
乔：怎么办呢？
李：我就亲自出面找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做工作、做解释。
为了平息这件事，我再次让承德市国税局向上打了一个要求那家公司议标承建承德市培训中心的《请示》。
乔：这个《请示》再打上去后，是否就一路亮起了绿灯？
李：那是当然。随后就签了合同。签订合同时，我把负责合同条款协商起草的省局基建办的人叫到办公室说，合同套用北戴河培训中心使用的合同。就这样，我最后在合同上代表省局签了字。
乔：工程是什么时间动工的？
李：我记得好像是1998年八九月份。
1998年八九月份？那是什么时间？长江告急！松花江告急！那是洪水滔滔，南北为患，大火熏炙着华夏儿女眉目和心房的时间。
面对滔天的巨浪，党员干部冲上去了，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冲上去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冲上去了……
冲上去，冲上一线的还有中央及省部委的各级领导。自1998年8月13日至9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踏着浊浪激拍的堤岸连续亲赴长江沿线的湖北、湖南、江西及嫩江、松花江流域的黑龙江等抗洪第一线看望、慰问、鼓励奋战在那里的广大军民，指导抗洪抢险斗争。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李真讲的那个投资3000万元，到后来又追加了一部分投资的豪华培训中心却开工了。
工程开工了，中介费又该要了。
对承德培训中心工程受贿这个问题，李真不承认。他说，他从这个工程中得的钱，是为中介人——北京的那个朋友代存的。
但据专案组查证，在承德培训中心合同签订前，李真对中介人即北京的那个朋友讲，能不能按6％提取中介费。由于已有北戴河工程那个先例（中介费为工程造价的6％），那个朋友当时就答应了。李真说，那合同签订后还要补齐北戴河工程追加预算的那个点。那个朋友回到北京后，找到承揽这个项目的经理，当面同他讲了中介费的问题，这位经理表示只能给五个点（5％）。1998年5月18日，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同那家公司正式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预算3000万元。李真打电话给他北京的朋友说：“工程已给了那个公司了，你应该找他们要中介费了。”开工后不久，在李真的多次催要下，北京的朋友给了李真170多万元。
从这项工程决策、立项、施工、受贿的过程中，李真除去违反前面所述的中央规定和精神外，还连续撞了几条党纪政纪“高压线”。
乔：中央出台的这些规定和中央领导的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李：知道。对其中的一些规定我还向下传达过。只是自己对党的规章制度理解不深、领会得不好。
乔：可你手里还攥着硕士学位证书呀，怎么能说理解不深？
李：（李真笑了。）
乔：承德培训中心工程从开始决策、签订合同到最后受贿，你是闯了一路红灯，撞了一条又一条高压线，可以说禁令出台的速度赶不上你腐败的速度。
李：不只是我。我觉得许多人缺乏遵守制度规定的意识，就像开车闯红灯、加塞儿一样。
乔：正如《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指出的：“社会急遽变化所造成的人类最大危机乃是在人的心灵上丧失了三种东西： 共识、秩序和意义。因为缺乏秩序，显得无规范、无纪律，似乎伦理和组织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现在有一些官员出事，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官员缺乏遵守制度的意识上。你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规章制度多吗？不就是一部有名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吗？……依我看，一个官员要是真想廉洁从政，一部宪法，一部党章就足够了。
乔：一些人不想遵守制度、规则的心态是什么？
李：有些人当然包括我在内，不仅没有不守规矩的羞愧感，倒是多了逃过监督、逃过别人指责的侥幸心态。还有就是，针对制度、政策中的一些漏洞，有些人总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只要不妨大局，弹性利用一下政策的空间有何不好？”“有原则地变通，就是出了事又会怎么样？
乔：不想遵守制度、规则的根子在哪里？
李：你问的都是我过去不怎么思考的问题，让我好好想一想。（李真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皱起眉头，好像陷入了沉思。）除了我上面讲的侥幸心态外，还有就是……
乔：特权思想在作祟？
李：可以这么说……特权思想往往能令人振奋。到下面检查工作，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多人簇拥。在这种环境中，你享受到的是权力与荣耀。时间一长，很难再恢复到平常人的那种心态。所以一遇事，什么规矩呀、制度呀，这一切都为我开路吧……
乔：难怪有人说，特权思想是制度的第一杀手。
李：没错。现在回头看，我过去做秘书时表现出的狂傲和做局长后的独断专行、无视制度、规定和法律等，表面上看是缺乏修养，实质上就是有特权思想。你想想，谁不想拥有特权？谁愿意去遵守制度、规定和法律？
乔：以你之见，怎样才能约束特权和克服特权思想？
李：（李真哈哈大笑。随后边摇头边撇嘴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不早了，我也累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约束特权和克服特权思想的确不容易。
但是，特权以及特权思想让人入迷，最终也会害人。
我们不妨听一听诺贝尔经济学奖2000年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赫克曼的警告：“没有人向我挑战，是我最大的危险，这意味着我已经死亡！”
李真的毁灭正是对这一警告的诠释。
乔：李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自古至今的贪官都不怕死？
李：（李真笑了。）你这不是说笑话吗？谁不怕死？
乔：怕死还贪？
李：（李真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那时谁会想到问题会败露。
封建社会受“官本位”与“钱本位”合一的双本位结构影响，人一踏进官场，无疑就是踏上一条不归路。可你是共产党在新时期下培养起来的干部。共产党从它宣告成立那一天起，就与腐败势不两立，前有刘青山、张子善毙命，后有胡长清等贪官出事，你怎么能不想想这些？
李：（李真没有说话。）
乔：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腐败的根子在哪里？
李：不是过去都给你讲了吗？
乔：我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个别高官的不负责任宠坏了你，个别下级官员的奴性捧坏了你，一些制度的漏洞纵容了你。
李：（李真点了点头。）
乔：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呢？
李：我对党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看来，信念太重要了。
乔：你现在为什么把信念看得这么重？
李：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这也是我想奉劝给现在还在位的官员们的话。
乔：你过去怎么看待信念这个问题？
李：觉得可有可无……虚无缥缈……我也曾有过信念……
乔：只是后来一点点地丧失了。
李：其实，人的信念发生变化也是很痛苦的。
乔：具体讲呢？
李：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父亲的正直、母亲的善良教育了我……我曾是一个热血男儿，青年时曾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做座右铭。参加工作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拼命工作，视党的事业如生命。那时看到一些不正之风，我也特别恨。还设想自己一旦有权后，一定要把整个身心献给党和人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的变化，职位的升迁，面临人生的一系列挑战，我的信念开始发生变化。
1981年，我从柴师（柴沟堡师范学校河北师大师资大专班）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张家口地区果树场中学教书，第二年调入张家口市电子研究所工作，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大转折。我到研究所后，跟一个老所长搞电磁辐射项目研究，并研制出了一种提高接收电磁波能力的新技术。当时国内还没有这种技术，一些单位主要通过进口设备获取类似技术。由于我们研究所的牌子不亮，所以推广这项技术遇到了困难。我记得为推广这项技术，我当时跑了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产品推出去了，可我被累了一场病。后来，所里因为我业务突出，要提名我做副所长，但不知怎么回事，不仅副所长没有被提成，还把我排挤到生产车间里最差的一个班组生产电阻。事业突然降到了最低点，这一持续就是近两年时间。事业初断，心里自然很难受。
乔：后来呢？
李：1984年，我调入张家口市计经委工作。我一度很珍惜这个工作环境，在这个单位也展露过自己的一些才华，可没想到事业再次出现了波折。当时，党政机关纷纷办公司，我因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因而被选派到公司搞经营，我也想在那里大干一场，以雪在电子研究所事业受阻之耻。可过了一段时间，由于许多党政机关办公司出了问题，中央又收回了那一决定。这个公司一撤，我也干不成了，想回也回不去，因为原来的位子已经被人占了。
后来，我在北京遇到国家某部委的一个人，他说可以推荐我出国留学。这样，我就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开始进修外语，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半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骗局。我东凑西借的钱也被骗光了。最穷时，我身上只剩下两毛钱。就在那一年（1988年）父亲得肝癌去世，我心情极度不好，再加上工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