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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图达只是笑笑,她仍然跟马利奥一道出去闲逛。
又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回教授顺便到门房来看我的时候,把我叫到一边去,压低了声音问:“您听我说,乔万尼……图达是个正直的姑娘吗?”
“是啊,当然啦,”我说。“很傻,不过很正直。”
“但愿如此,”他还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说:“不过我丢了五本很有价值的书……我可不希望……”
我又很坚决地对他说,这跟图达没有关系,那些书当然是会找得到的。不过我得承认,这些情况使我觉得担心,我决定要留心一点。过了几天以后,有天晚上我看到图达和马利奥一道上了电梯。马利奥说,他要上四楼去,看看太太有什么吩咐。他是说谎,一个钟头以前太太就出去了,这一点马利奥是知道的。我让他们上去了,然后自己也上了电梯,直奔教授的寓所。凑巧他们把门半掩着。我悄悄地进去,穿过走廊。从书房里传来了他们的声音,如此说来,我没有弄错。我很小心地往门里面一瞧——我看到什么了?马利奥爬上搬到书橱跟前的扶手椅,伸手在紧靠天花板的书堆里摸索。而她,这个面颊红润的伪善者,却给他扶着椅子,说:
“喏,那一本,上边的……那本更厚的皮封面的。”
于是我从藏着的地方走出来,说:“好哇,干的好事!真是好样的!……可叫我撞上了,亲爱的!……教授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他呢……哼,干得多漂亮啊!……”
你们看见过从窗户里泼下一桶水来,倒在一只猫身上吗?马利奥就像这么一只猫一样,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从椅子上跳下来溜了,丢下了我和图达两个人。我开始翻来覆去地责备她,别的姑娘处在她的位置上,准要放声大哭了。可是,不,乔恰利亚人可不会这样。图达听着我责备她,低下了头,一言不发。后来,她抬起眼来望着我,眼里没有一滴眼泪,她说:“谁偷他的东西了?他交给我去买东西的钱,我总是把找头给他拿回来……我从来也不像有些女厨子那样,买了东西,加倍谎报价钱。”
“没受过教育的女人……你也没偷过书吗?还是这不叫偷呢?”
“可是他有很多书啊。”
“不管多少,你都不该碰它……你要当心!要是再让我捉到你一次,你马上就得给我滚回乡下去……”
这个固执的人哪,她怎么也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她甚至连一秒钟都没有想到过,她是在偷窃。
不过,几天以后,图达腋下夹着一包书到门房里来找我,她说:
“这就是那些书,教授的书……我这就把书还他去,叫他别再抱怨了。”
我对她说,她这样做很对,心里却暗自想:归根到底,图达不是个坏姑娘,一切全都怪马利奥不好。我和她一同登上电梯,去到教授的寓所里,好帮着她把书放还原处。正当我们解开那包书的时候,教授回家来了。
“教授,”我说:“这就是您那些书……图达把它们找到了……她把它们借给她的女朋友看图画去了。”
“好的,好的……我们再不谈这个了。”
教授没脱大衣,也没摘帽子,立刻跑到这些书前面来,从里面拿了一本,刚一翻开,就突然大声嚷道:“可是这不是我的书呀!”
“怎么不是您的?”
“那些都是考古学的书,”他说,说着急急忙忙地翻阅其他几本。“这却是五卷法学方面的书,而且是残缺不全的。”
“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图达。
这一回图达坚决地抗议说:“我拿了五本书,归还五本书。你们还要我怎样呢?……我为它们花了很多钱……比我卖掉那些书得到的钱还多呢。”
教授惊愕得望着我和图达,张着嘴,一句话也不说。
“你瞧……”图达接着说,“封面也是这样的……甚至还漂亮些……你瞧……连重量也一样……都给我称过了……这些书一共四公斤半,和你那些一般重。”
这一回教授笑了,虽说这是苦笑。
“书并不像牛犊那样,要称分量……每一本书都和另一本书不同……我拿这些书来干什么呢?……你懂吗?……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内容。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的作者。”
可是图达她什么都不想了解。她固执地重复说:
“本来是五本,现在还是五本……那些有封面,这些也有封面……我什么都不懂。”
最后教授打发她到厨房里去了,他说:
“你做饭去吧……够了……我不想再伤脑筋了。”
等图达走了以后,他说:
“我非常遗憾……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不过太没有知识了。”
“教授,她正是您要用的那种人呐。”
“Meaculpa。拉丁文:我的过错。”他说。
图达在教授这儿又住了些日子,同时在另找工作;后来她在牛奶店里找到了一个洗碗的差事。有时她还来看望我,我们都不谈起卖书的那回事。不过图达对我说,她已经在学习读书和写字了。
小店新嫁娘
[美国]本·杰克逊著方陵生译
“……丈夫们是如此的乏味,最好他们总在熟睡之中……”
——摘自安东·契诃夫的《小妻子》
八月的日头晒了一整天,店铺门前停车坪的碎石路面上滚烫滚烫的,外面,潮热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没有一丝风。莎丽妮·达丝古普塔想起了家乡印度加尔各答的夏天,虽然有空调,店堂里非常凉爽,但她宁愿放弃这一点舒适来换回她记忆中没有空调享受的生活。莎丽妮凝视着丈夫威克拉姆,此刻他正在停车坪那儿,等着他那辆梅塞德斯—奔驰车的柴油机发动起来。
她那双乌黑的眼睛里盈满了强忍着的泪水,就像风雨欲来前的乌云般,含着阴郁的预兆。威克拉姆将她叱骂了一顿后对她说,“我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我去银行时可能会来电话,希望你能靠得住,将来电内容给我记下来。”
她一直忍着泪,直到他离开店堂,此刻店里没有顾客,没有人看见,她终于可以让泪水自由地流淌下来了。威克拉姆在一扎十美元的钞票里发现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不过她记得曾仔细地分拣过,并将它们分扎成一捆捆准备存银行的。
“我还以为你已经分得清十元和二十元的钞票了,”威克拉姆说道,“你长得倒不像是那种愚蠢的乡下女人,可你连这都分不清。”当确信他没有注意看着她的时候,她从深红色纱丽的折层里抽出一片纸巾擦了擦眼睛。她嫁给他还不到一年,而她来到美国马里兰的时间更短。她是春天来到这里的,现在还不到九月。
站在店门口,莎丽妮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玻璃门上映出了她的倩影,她看着额头上的那个小红点,在印度,这红色的额痣是已婚妇女的标记。自从作为他的妻子来到美国,有许多次她觉得自己很蠢。她与威克拉姆的婚姻闪电般地定了下来,甚至比她挑选婚纱的时间还要短。他来到印度,第一天到她家相亲,十五分钟后,一切就都决定了,她跟着他走了,将成为他的新娘。
“我们的儿子威克拉姆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店,华盛顿可是美国的首都,”威克拉姆的父母向她的父母大吹特吹着。“在美国我们这样的商店叫做高质高价的自助食品商店。”
母亲将这些告诉她的时候,莎丽妮皱了皱眉,“像你这样皮肤又黑,牙齿也长得不整齐的女孩,能找到像他这样的有钱人是你的福气。”莎丽妮的母亲抓住她的手臂在空中舞动着。“你呀长得就像你父亲家的人,没错,就是这样。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不要老在太阳下晒。”莎丽妮为父亲感到难过,母亲老是当着父亲的面说这种话。
如今身在美国,她发现周围许多人都有着与她一样暖棕色的皮肤。她刚到美国的时候,向威克拉姆求了一件事:让他出钱为她矫正牙齿。他嘟嘟囔囔发了顿牢骚,不过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她想要的畸齿矫正钢丝架。
几分钟前,威克拉姆出门去银行时,她微笑着挥挥手,强迫自己不要去想那些不好的念头,那些念头充塞着她的头脑,就像一群作怪的猴子在里面捣乱。她从小就被告知,人有邪念就会招致邪魔,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幸。
威克拉姆的车刚离开停车坪,她就看见一辆又破又脏的福特牌敞篷小型载货卡车向这里驶来,卡车后部装着割草机,还有其他一些园艺用具,看得出这车原先是红颜色的。车就在威克拉姆刚才离开的地方停了下来。
远处,就在刚才威克拉姆离开的那个方向,莎丽妮看见黄昏的天空中,被云层裹挟着的太阳正在由黄变红,向着遥远的天际飘浮着。
两个男人从卡车里出来,他们也像那卡车一样,脏兮兮的,卡车两侧都插着美国国旗。两人停住脚,用双手拍打着衣服,一阵飞尘扬了起来,尘粒在西斜太阳的光影中腾起,闪闪发光。当他们渐渐走近时,莎丽妮看出他们是美国的白人,虽然他们现在的皮肤黑糊糊脏兮兮的。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在店里,她有点害怕,所幸的是,威克拉姆已经将店里的营业款安全地存到银行里去了。
两个男人向小店走来,边走边说,可是莎丽妮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她经常不太听得懂这里人说话,如果说话人的嗓音是她所不熟悉的,她就更不知所云了。在印度上学时,英语是她学得最好的一门功课,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在美国南部马里兰的一个小店里她会用得着它。
两个年轻男子径直向啤酒冷冻柜走去,两人提起一箱六瓶包装的啤酒,其中个子较高的那个年轻人,身着T恤衫,衣服本来的颜色似乎应该是白色的,另一个则穿着运动衫,上面印着“哈佛”字样。她认得这个单词,那是波士顿最有名的大学。她注意到这两个人的后脖颈处被晒成了深红褐色。“这些人通常都是在外面太阳底下干活的,”威克拉姆曾告诉过她。
高个子青年将啤酒放在柜台上,莎丽妮准备把款项记入计价器。
“还没好,”他笑着说,“光有啤酒怎么当饭吃呢。”
那个个子稍矮的人又加上了一包薯片,可当她准备结账时,他又摇了摇头说“不”。
那个高个子的微笑使她想起了远在印度的表哥,他叫兰达那扎尼,和她一般年龄,她很喜欢他。高个子在他们选中的那堆货物上又添了一包巧克力纸托蛋糕,但他似乎还没有买完。莎丽妮注意到他裸露着的手臂上的文身图案,像是心形图案和一面美国国旗。
接下来他们似乎在玩游戏——每当她觉得他们已经买好了,准备结账时,他们就会再加上一样。他们往往会拿走一样东西,再换上另一样东西。一会儿她就像一个女学生一样咯咯地傻笑起来,而不像是一个自助食品商店店主神情端庄的妻子了。
突然她止住了笑,用手捂住了嘴,差点忘了她嘴里的牙齿矫正架了,让别人看见总有点不好意思。再说,威克拉姆曾告诫过她,只管做生意,别和顾客瞎搭讪。
“好了,我们买好了,”高个子将一包脆饼干放上柜台说,“你可以结账了。”
莎丽妮从个子较矮的那个人面前的那堆东西开始算起,她拿起一样东西,确定价格无误后便加上去。
“比利,我敢打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