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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了屋。屋里有了变动。笨重的白皮长桌被挪开，一头靠墙去了。空出的地方，搭起床。床上躺着个病人。病，看样子不轻。瘦。颧骨和下巴成了个尖尖的倒三角。满脸的黑胡茬儿，跟留着高茬子的草地似的，一大片。眼熟。他内心一惊，没等得及清醒，便已经喊出一声：“赵队长！”
他不敢相信，恁样一个“人干”，怎么能是赵队长？！他后悔这么胡叫，这么冲动。不觉茫然失措。一转身，却看到渭贞嫂。她拘谨地、疲乏地而又不无忧郁地搂着孩子们，靠墙坐在一条长板凳上。那就没错了……
赵长泰到师拘留所便要求见师首长。不见师首长，便什么也不肯说。师政法科长亲自找他谈许多次，也不管用；替师首长带话给他，嘱他先服从业务部门的安排，配合他们，搞清自己的问题。别的，不用担心，慢慢再说。他嘿嘿一笑，说，我的问题本来就清楚着哩。现下，就得跟师首长“摆乎”。师首长单批他一天一斤白面。早起做碗白面糊糊喝。中午晚上，蒸个“杠子馍”、“刀把子”、“银包金”什么的改善个伙食。他不要，偏跟着别的那些人犯，排大队，刮桶底。后来，他就病了。厨血。他的一些老战友，师里的几位科长，纷纷到师首长家里力保他。对于赵长泰的问题，师里一直模棱两可着。只是羊马河党委力主要判他刑，叫师里为难，下不了决断。到这地步，师首长才决心了结此案。驳回了羊马河的报告，把他发回羊马河劳动。
“我们……又凑到一块儿了……”赵长泰无力地挣扎坐起，微笑，慢慢抬起柴火棍似黑瘦的手，轻声轻气跟谢平打了个招呼。
“缘分。”老爷子感喟地笑笑。他转业来羊马河，奉命在鸦八块组建武装值班营。当营长。那阵子，赵长泰也被调到值班营管过一阵机务。他们搭档过。
“缘分……”赵长泰轻轻地笑应。
这时，两个车把式在伙房里管饱管足地吃喝了一通，粗黑的脸皮下泛着浓重的酒红，进屋来问：“呢……东西……呢……东西卸哪达？”
谢平忙擦去因一时激奋而不由自主地涌上来的泪水，上前说：“我去卸车吧。”
老爷子说：“这事，我让淡见三安排人去干了。你别管。你准备准备，去场部。”
谢平一惊：“去场部？”
老爷子说：‘你们上海名堂多。来什么慰问团了。“
谢平按捺住激动：“场里让我见慰问团？！”
老爷子瞪住他：“你这是什么情绪？什么叫‘让你见’了？”
谢平不吱声了。
老爷子说：“你跟送赵队长来的马车去场部。我就不另派车了。”
不一会儿，淡见三。于书田、关敬春等原先在值班营待过的转业战士都来见他们的老领导赵长泰。帮着腾房子、卸车。用抬把把赵长泰抬走。眼看日头西沉，那两挂车今天动不了身了。赶车的老伙计索性卸了套，把马牵到马号里，叫人往草料里多搁些苞谷豆，小心照料着，自己便跟着韩天有们找睡的地方去。谢平一直也没离开赵队长身边，帮着忙完，在他们家喝的糊糊，吃的苞谷面贴饼，被赵队长叫着，在他床沿上坐下。赵队长拿起他的手，翻手掌心，摸摸指节肚上平常容易结茧盖的地方，笑着问：“咋搞的？老茧都消了？”
谢平不好意思地答道：“分场长让我教学。劳动少了。”
赵队长问：“党籍转正了吧？”
谢平答道：“分场是报上去了。我估计场里不会批。大概要延长我一年吧。”
赵队长马上挣扎着撑起身，追问：“场里是这么批下来的？”
谢平说：“还没有。我自己这么猜……”
赵队长又靠回到那用旧棉袄垫起的靠枕上，叹口气笑道：“你倒是比几个月前显着有心计了……”
谢平迟钝地问：“……我把手套从你那儿要回来，你骂我吧？”
赵队长笑着摇了摇头。倒也没说什么。而且也不想再说它。没意思。
但谢平似过意不去，仍说道：“那几天里，你心里一定很难过吧？觉得连我也对你这么无情无义。”
赵队长笑道：“你怎么恁婆婆妈妈，丁点儿大的事，老倒腾啥？”
这时，渭贞嫂端来碗煎药，晾温了伺候赵队长喝下。赵队长自己义从床底下一只柳条筐里翻出一个小布包，找出几个不小的药瓶，倒出一把各种颜色、大小不等的药片，拿水过来，一口吞了；闭上眼，歇了会，精神好了些，主动问谢平：“知道他们抓我的原因吗？”
谢平说：“一句半句地听说过。”
赵队长拿湿毛巾擦擦嘴边的药渣，又问：“知道叶尔盖那地方吗：）”
谢平迟疑地点点头。
“大概没去过吧？以后有机会，倒是该去看一看。前年有一批老兵转业到叶尔盖，其中有百十来个就到了叶尔盖五队。那个队原先是个劳改队。后来边境紧张，劳改员后撤，把转业兵换了上去。条件自然是差些。队长指导员原先带惯劳改，待人接物，方式方法也简单。自己呢，也是老兵，就没把这批新来的转业兵太怎么放在心上，待他们确实也冷清了点。天又下雨。地窝子里潮湿。没供上取暖的煤。弄点红柳柴吧，又太湿，只冒烟，不起火头。跟着一起来的老婆都才一二十岁，哪吃过这苦？就埋怨。四处看看，一片荒野。买卷卫生纸得走十好几里。后来其中一个的孩子，满月不多久，得了急病，又让队上的卫生员误诊，给治死了。找队长指导员说理。队长指导员还护着那卫生员。那话大意是说：谁工作能保证不出点差错？你们要样样都行，部队早留下你们提干了。凑合着点吧。这一下炸了窝了。所有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的女眷都吵着要起车票、回口里。那些老兵呢，去找部队带队来的干部，要求澄清，他们到底是犯了啥错误，才让部队给‘发配’到这达来的……”赵队长说得很慢，几乎是一句一喘。说到这里，还擦擦额角的冷汗，歇了一会子。“事情到这一步，本来还还有转圈的余地。但那队长一跺脚，让人把死婴的爸爸给扣起来了。说是他带头挑动顶撞领导，无理取闹。你要知道，在那地方，那时候，凭‘顶撞领导、无理取闹’这八个字，就能判你劳教，加你刑期。但那批老兵一个个可不是盏省油的灯。多一半都有七八年军龄，六七年党龄。在部队，最不济，也挂过下士领章、尿你那一壶？这儿就不是共产党天下？怎么就不能给你提两毛钱意见？提了意见你就拿大帽子压人，就扣人？哗——百多战士一起上来把队部围上了。把队长指导员扣了起来，要求场里、师里派人来解决问题。还把已经埋了的死孩子又挖出来，晾在指导员家门口了。其实到这一步，事情也还没绝了退路。队领导作个检查嘛！体谅一下这些刚从大部队转业下来的老兵嘛！把取暖的煤供上嘛！别让小孩再得肺炎嘛！你对当兵的好一分，他对你好十分。当兵的都是直肠子，秤砣心。实打实。好弄着哩。可那两个队领导就是扯不开这面子。以为这批转业兵跟劳改员一样，给点硬的，就能低头。连夜派人往师里报材料。师里得信儿，让幅师长和政法科长带着一个警卫连全副武装去解决问题。一到五队，哗，把机枪架了起来，这就麻烦了……”
谢平急问：“把那些老兵都抓起来判刑了？”
赵队长叹口气道：“开始还没有。一百多个战士家属在武装押送下离开了五队。把他们拆开，分散到十几个农场后，才一个个收拾的。有两个判了刑，两个开除了党籍，有一批记了过……”
谢平又问：“怎么又把你掺和进去了？”
赵队长说：“我当时在五队附近的老乡公社支农搞春播。他们上大队部来找大夫，给那孩子看病。知道我也是个老兵，就特亲近。我呢，也给他们四处找大夫，就这么有了来往……出事以后，我又到处替他们说话……我不是还有点资格，有点身份吗？”
谢平问：“是你挑拨他们起来闹事的？”
赵队长说：“谁挑谁呀？事实是一哄而上，没头儿。我得到风声赶去，他们已经把死孩子挖出来晾那儿了。我倒是给师警卫连做工作来着，让他们把机枪收起来。警卫连老连长，跟我一起干过。很熟嘛。我还算好的。他们部队的那个护送干部，让这儿往部队上参了一本，说他同情这些闹事的大兵。部队上为了尊重地方的意见，还汁除了他的军籍，送回原籍劳动。那也是个四七四八年的老兵……”
谢平问：“前年发生的事，怎么拖到去年年底才抓你！”
赵队长：“再深一步的事，就跟羊马河的一些人有关系了……他们要调治我，也不只是从这回抓我才开始的……”
谢平问：“谁死活跟你过不去，干吗呢？”
赵队长笑笑：“这，小孩子家就不必问恁细了。”
第二天吃罢早饭，谢平动身去场部。桂荣把谢平叫到老爷子跟前。老爷子给了他一包干粮，又叮嘱道：“见了你那些‘上海阿拉’，头脑给我放清醒些。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自己把住。就是跟慰问团的人，也别乱冒炮。他们转一圈，拍拍屁股就走了。你可得在这儿待一辈子。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
谢平用力地点了点头。
慰问团原计划在羊马河活动三天。但等到第三天上午，依然没见着谢平和齐景芳，决定再延迟一天走。一头恳请场部接待办催催骆驼圈子方面。一头由秦嘉陪着齐景芳的大姐夫，搭车去找齐景芳。谢平凋去骆驼圈子以后，齐景芳也觉着没脸在场部待了，便主动提出要去四棵桩煤矿；到矿上代销店当了个销货员。场接待办倒是早就通知了矿上。矿上也立即把她大姐夫随慰问团到羊马河的消息通知了她本人。但她不肯来。只捎话给大姐夫，请他转告她姐姐，只当这世上没有过她这个妹妹的……
慰问团的人那么坚决想见谢平，出乎场机关许多人的意料。他们原想敷衍一下，算了。四千七百九十五个，哪能个个见上？！但慰问团领有这样的任务，不管用什么方式，是单独晤谈，还是集体会面，但凡还活着的，都得见一见。况且慰问团里有一部分在区团委、区劳动局。街道党委工作的同志，都是谢平的老熟人。自然是非见不可。再加上，来之前和来以后都听了不少关于谢平的议论，不能不信，又不甘全信，就更想见见这个当年的“小伙伴”。慰问团到羊马河，了解了阿屠的情况，立马给上海发了急电，让上海有关方面接收了阿屠的户口。这使秦嘉和计镇华他们也寄希望于慰问团，想他们在谢平这件事上起点作用，改正场部的人对谢平的印象，改善谢平眼前这点处境。为此，秦嘉和计镇华一日三次走地方邮政线，发电报，打长途电话，用接待办的名义（在这一点上，郎亚娟帮了忙）催骆驼圈子。但每一次骆驼圈子方面都回答说，谢平早动身去场部了。这就叫他们更急了。最后一次，电话里才问清，谢平搭乘的是马车。老天！一百七十公里。三百四十华里。那得走到猴年马月？！秦嘉转过身就给修理连的上海青年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找辆空车，马上去路上接谢平。这样，谢平赶到场部已是离开骆驼圈子的第三天下午四点来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