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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地狱里的温柔-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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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用无神论和泛神论思想与同学进行争论,并试图说服别人放弃犹太教信仰。
  在受到无国界、反传统的科学影响的同时,卡夫卡还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并在犹太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冲突中,以他特有的方式站在社会主义思想一边。
  关于科学对世界观的作用,量子物理学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海森伯曾指出,在现代科学背后隐藏着哲学理论和哲学精神。人们在接触现代科学的同时,必然接触到这些哲学理论和精神,并导致对家族和种族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W·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章。并非偶然,在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对犹太教的背离等倾向之间存在着内部关联,它们一致表现出卡夫卡对家庭、犹太教和社会的某种敌意,反映出卡夫卡心理上引人注目的反传统动机。8年的中学学习结束了。1901年夏天,卡夫卡通过了中学升学考试,同年11月在布拉格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注册入学,开始为期6年的大学生活。
  最初,卡夫卡与同学和好友奥斯卡·波拉克和胡果·贝尔格曼一道,选择了未受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所能选择的最好专业之一:化学。然而他很快发现,实验室的工作对他并不适合,于是在两个星期之后便转入法律系,在那里一直读到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关于这些选择和变化的心理动机,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也作了堪称经典的自我分析:〃……就我而言,并没有什么固有的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与那件性命攸关的事相比,其他一切事,犹如那中学里的课程,都是无可无不可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于是,学法律便是势在必行的事了。虚荣心、无谓的奢望使我作了几次方向相反的小小的尝试,例如那14天之久的学化学,那半年的学德国文学,这一切,到头来反而更加强了我的那个基本信念。于是乎,我就学法律。〃
  既然怀着这样一种无目的的目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必修的法律课程,卡夫卡基本上应付了事,至多临到考试才死记硬背。而在必修的课程之外,他在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校园内的各项活动,包括选修课程,则充分反映了他内在的兴趣。
  从第二学期开始,卡夫卡选修了布伦塔诺的学生安东·马尔蒂所开设的哲学讲座〃描写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其后4年之间,他又持之如一地参加了〃布伦塔诺沙龙〃的活动。布伦塔诺学说的内容是对人真实存在本性的思考,这是一门专门的深层哲学,具有十分抽象的形式。卡夫卡不善抽象思维,却难得地对布伦塔诺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当事人回忆,那个圈子的人个个都很高傲,令常人难以接近。〃他们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弗朗兹·布伦塔诺当然不在场,但是他那强有力的影子笼罩着所有的谈话。〃据报道,卡夫卡有时还到该沙龙一位主要成员家里,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文学-哲学晚会,并且还是颇受欢迎的宾客。
  10年后,即1917年,卡夫卡的人生陷入重大的危机,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当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一压倒一切的人生思考时,在他那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又出现了有关〃描写心理学〃的记述。似乎可以确切地说,布伦塔诺的学说对卡夫卡的人生、思想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二节 布伦塔诺沙龙
 
  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的思想是当代哲学主流最重要的源头之一。1874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从经验立场看心理学》一书,提出了所谓〃心理对客体的指向性〃。其大意是说,在我们对客体的观察中〃渗进〃或〃投射〃了我们主体的心理因素,换句话说,我们所观察到的,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客观现象〃;相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中包含着我们自身的主观心理成份:如知觉和观念作用,包括感觉和想象;如判断,包括承认、否定和回忆;如爱和恨,包括欲望、意向、希望和情感;等等。在布伦塔诺看来,没有什么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分,只有一个一次形成、一次赋予的世界,一个〃发生学〃的世界,一个〃现象世界〃,一个〃生活世界〃,一个〃自明〃的世界。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存在〃本身。自明性是这个世界最真实、最朴素的本性,只有一目了然的判断,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真理,从中,别人也不会走向相反的理解。从布伦塔诺的基本理论可以得出许多重大的推论,例如,从一个方向,人们探及心理现象的主观性、〃投射〃性、个人性和表象性,深层心理因素的潜在性等;从另一个方向,人们可以深入到存在的意向性,存在对于本质的先决性,存在的主体性、个体性、个人性,以及存在的自明性、澄明性等。在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中,这些概念有着举足轻重的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布伦塔诺被认为是开启了精神分析和现象学(以及存在哲学)两大思想路线的伟大导师。事实上,弗洛伊德和E·胡塞尔也正是他的学生,从代代师承的关系上说,马克斯·舍勒尔、马丁·海德格尔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他的弟子。当然,布伦塔诺思想还有着其他重大影响,但是,在上述两个方向上,布伦塔诺思想表现出充分的、极为可贵的当代性。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上卷,第一章。通过胡塞尔、弗洛伊德以及舍勒尔、海德格尔等人,布伦塔诺实际上对存在哲学、生存论哲学及精神分析都有根本性的影响;而正是这两大思想主流的交汇形成了本书所涉及的生存论心理学。 
  并非偶然,正是上述两方面的意义使得布伦塔诺哲学对卡夫卡的影响令人格外关注。一种广阔的视野让人看到,在卡夫卡的人生与布伦塔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血肉相关的联系。从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说,两者都是中欧和奥地利土地上破碎不堪的存在和生存之反映。布拉格的大学生们对布伦塔诺哲学情有独钟,绝非偶然。同样,这也许说明,为什么高度抽象的布伦塔诺哲学对不善抽象思维的卡夫卡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甚至,这也许还能说明,为什么后来卡夫卡成为现代派小说公认的开创者,并反过来对生存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卡夫卡与布伦塔诺思想血肉相关的联系中,我们看到了卡夫卡当代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不难理解,布伦塔诺哲学首先要求人们真诚而明彻地站在〃生活世界〃的大地上,站在自明的存在立场,对繁复而又自以为是的心理世界进行重新检讨。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那就是〃设身处地〃——既针对他人,更针对自己。这一思想精髓首先是对卡夫卡心理需要的一种满足。在破碎的土地上,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和战战兢兢的生存中,面对自己悬而未决的存在和深不可测的不安,如果一个人不幸生而为〃最瘦的人〃,不具备足够的〃物质性能量〃,无法与一个哥伦布的世界展开〃肉搏〃,但又不愿意牺牲内心的自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真诚和明彻去换取廉价而扭曲的安全感,同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存之舟在现实的大海上轻易地被倾覆,那么,他就只有不断审视和检讨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世界,实现心理平衡,〃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对于卡夫卡来说,不管是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还是认识世界,主要都出于生存的需要。固然,在一个基本上以物质性能量为准则的世界上,理解别人常常意味着放弃自己,但是,正如我们不止一次指出过,在〃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一种真诚而明彻(哪怕是在潜意识的层次)的放弃,实质上往往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布伦塔诺哲学潜在地为破碎的人、为〃最瘦的人〃、为永远不安的犹太人准备了一种存在精神、一种生存思想、一种心理眼光。
  1904年,正在定期参加〃布伦塔诺沙龙〃的卡夫卡在致友人信中说:〃我们像搜查鼹鼠一样去检查我们自己,当我们从隐蔽的、用沙土造的地窖走出来的时候,都蓬头垢面,身上沾满污垢。〃在同一封信中,卡夫卡深刻的自我分析又使人感到他自己就像一只为不安的存在而终日操心操劳的鼹鼠:〃我们在不停地装饰自己,暗暗希望,这些装饰品能成为我们的本质特征。当别人问起我们的生活目的时,我们总是习惯地摊开双手,好像对某一事情下断言,是荒唐可笑的、是多此一举。〃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45-46页。约20年后,在自知必有一死的最后时光,卡夫卡写作了小说《地洞》,在全部3万字的篇幅中,他用惊人的细腻笔触刻划了一只至为弱小但又本能地渴望活下去的鼹鼠。在危机四伏的〃生活世界〃,为了生存,它无休无止地对自我和他人进行不厌其烦的心理分析和检讨,并根据其结果采取相应的〃装饰〃和补救行动,实际上,所有这些〃装饰〃和补救就构成了它几乎全部的生活。在参加〃布伦塔诺沙龙〃期间,卡夫卡写下他第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其中两个部分后来曾经发表。根据现有的资料看,这篇小说可能正是对布伦塔诺〃设身处地〃哲学的一个图解。小说描写〃我〃与一位新相识在一段旅途上的经历。一路上两人情绪和经历都变化无常,宛如梦境。后来〃我〃爬到树上入睡,醒来后看到河对岸若干人往河里走来。后来其中一人讲述一个恳谈者的故事,与原来整个故事毫无关系,然而,〃我〃又出现在这故事中的故事中,〃我〃把〃田野中的杨树〃和似乎毫不相干的〃通天塔〃、〃挪亚〃等等联系起来,正在这时恳谈者说:〃我很高兴,你所说的话我都没有听懂。〃通过这种令人如堕五里雾中的描写,卡夫卡大概是想表明,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理解世界、体认世界的方式,因而,每个人都有一个全然自我的世界,一个全然自明的存在。它具有全然的主体性、个体性、个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一个存在,一种生活。不同世界之间的相互理解,从根本上说没有可能,只是,对它们的〃描写〃却有可能。《一场斗争的描写》正是这样一个描写。也许,这种对不可描写之物的描写,正好表明了卡夫卡为了生存而〃拥抱〃和理解世界的心理倾向。也许,卡夫卡从布伦塔诺哲学中找到了一种健全而合理的两面性,使他得以用一种一无所是而又无所不是的世界观去认同世界,从而肯定自己的生存。
  当然,一种深刻的方式往往也是一种危险的方式。至少在最初阶段,卡夫卡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容易作为一条重要的因素导致自我的困惑。有人正确地指出,在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中,许多人物具有犹豫不决的特点,对周围环境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疏隔感,行动没有目的,甚至无所适从,往往被非内在的作用力所支配。在1908年的《乡间的婚礼筹备》和1912年的《判决》中,这些特征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
  然而,另一方面,理解世界,理解自我和他人,却意味着艺术创作上的自明性。关于这一点,天才的文化和艺术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尚未得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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