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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常常更优先于情感，这样情感才有起飞和降落的土壤。
◎奥斯丁的择偶教科书（1）
文/黄晖菁
无论从调查统计，还是从电影作品，或是从现实生活中看，奥斯丁的书迷大都是女性。只有女性才会对由舞会、下午茶、钢琴、花边、裙子、书信、流言蜚语、闲聊八卦堆积起来的一部小说痴迷，更重要的，正是女性，尤其对爱情痴迷。
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们，穿梭在各式各样的客厅，跳跃着不同的舞步，漫步在英格兰各郡的草地上，展开不同落款的信纸，与闺蜜、姐姐或亲近长辈倾心长谈……她们的世界虽然也免不了世俗愁烦之事，但生活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却总是和爱情有关，确切地说，是和嫁人有关。在她们出嫁之前，嫁人作为一个终极话题，有时静止得像空气，呼吸其中浑然不觉，有时刮起微风，让人心神激荡。
这样的生活内容，让女人爱不释手。更何况，历经百转千回之后，总有一个圆满的婚礼等在最后。不独如此，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英式贵族生活细节，起居室、壁炉、藏书室、宫廷舞、屈膝礼、纱裙、绣有姓名首字母的帕子、马车、家庭教师、树林、草地……都散发着人与自然和谐时期美好物质的迷人魅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达西先生依然是无数女性的梦中情人，伊丽莎白依然是无数女性羡慕的对象。而奥斯丁的小说，依然是择偶社会学的教科书。
一旦家里有了成年的女儿，做父母的就要开始操心。有条件的就在自己家里举办各种聚会，没条件的也要送女儿出门远游一番：或去海滨度假胜地洗洗海水浴，或去城里的有钱亲友家玩住几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遇见合适的男人。所有的择偶过程，都从社交场合开始。社交场合便于以财富和地位定位一个人。
因此，每个男主人公出场，都要不厌其烦交代清楚他的身家背景：是否继承人，年入多少，有几辆马车。每个女主人公出场，她们父亲的收入和地位，也要进行一番说明。社交场合就像一个大牌桌，每个人进去时候都握着一手牌，不同的财富地位就是不同的牌，决定着不同的表现、遭遇和结局。
英国学者H？。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说，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在一个以等级、财富为择偶标准的社会，可能会出现很多爱情悲剧。但是奥斯丁的笔下，等级和财富却并非就是爱情的对立面。等级能够保证趣味相投，财富能够保障生活无虞——这些都是健康爱情的土壤。
等级是个大背景。《爱玛》是奥斯丁小说里最特别的一部。男女主人公门当户对，两家人是世交，也都是乡里望族，爱玛的姐姐还嫁给了南特利先生的弟弟。小说里的戏剧冲突，全都来自与爱玛的乱点鸳鸯谱。爱玛一心撮合赫蕊埃特与牧师，这让牧师深感侮辱，因为赫蕊埃特不过是个身分不明的私生女。牧师追求爱玛，同样让爱玛感到恼羞成怒，不仅因为他鄙弃自己的好友，还因为他竟敢对自己起念。而赫蕊埃特在爱玛的开发之下，后来竟对南特利先生起了爱慕之意，这对爱玛不啻于一记惊雷。她发觉自己让赫蕊埃特走上了歧途，而且走得太远了，同时也才发现自己对南特利先生的真实情感。而赫蕊埃特最终也被证明更适合与她阶层接近的农场主罗伯特。
财富是硬道理。社会地位高低是相对的，远没有财富那么直接、一矢中的。奥斯丁笔下的圆满爱情，必然是理智与情感相结合的，必然是物质和精神双保障的。
◎奥斯丁的择偶教科书（2）
单有理智，只考虑物质需求，不考虑感情，并不可取。《傲慢与偏见》里的夏洛特选择嫁给愚蠢刚愎的柯林斯先生，获得了她想要的小康之家，但她更愿意劝丈夫经常进行室外活动，由此可以避免经常见面。《理智与情感》里，负心汉威洛比为了富家千金抛弃了自己真正爱的玛丽安，一辈子都避免不了家庭的争吵和内心的追悔。
单有感情，没有可靠的物质基础，也不被看好。《劝导》的女主人公安妮虽然和温特沃思上校真心相爱，但在男主人公发迹之前，作者仍然安排了两个人的分手。假若温特沃思上校没有发迹，假若两人没有重逢，那么安妮可能会怀着逝去的爱情孤独终老。韶华渐逝的安妮曾后悔当年没有顶住家庭压力选择爱情，这也可能是奥斯丁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个感慨，然而人生无法重来，无论是作者本人的还是安妮的。作者给了女主人公一个现实没有发生的结局：让男主人公拥有了财产，并且依然爱着她。最终，还是爱情和物质的圆满结合。
爱情和物质圆满结合的最佳典范，自然是达西和伊丽莎白。达西的魅力，不只在于他的正直善良、宽容深沉。他的英俊外表，他的巨额财富，他的门第权势，都使得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单身汉。妈妈们只要知道他年入一万英镑，就已经认定他是一个乘龙快婿。若不是因为他傲慢难处，会有更多的年轻小姐围绕在他身边。面对这样条件优越到强大的求婚者，伊丽莎白虽然听从自己的内心拒绝了，但是那些优越的条件却并非没有一点打动人的作用。当伊丽莎白亲眼看到宏伟壮丽的彭伯里庄园时，也难免虚荣地想，如果当时接受了达西的求婚，那么她现在就会以女主人的身份在这里接待舅父舅母了，而不是作为一个观光客，装作陌生人的样子，听管家太太夸耀自己的主人。甚至连狷介孤傲的班纳特先生，面对女儿的这样一位求婚者，都说出了“像他这样的贵人，只要蒙他不弃有所请求，我当然只有答应”。
那句著名的开篇语“一个有财产的单身汉，必然需要一个妻子”，其实也可以解读为：一个要娶妻的单身汉，必须拥有一份财产。并非每个人都像伊丽莎白那样好运，遇到一个富甲一方的对象，但至少也得有一份能够维持小康生活的产业。在拥有这样的产业之前，婚礼永远不会举行。《理智与情感》里，爱德华由于和贫寒女子露西订婚，被母亲取消了继承权。值得注意的是，两人订婚多年，一直隐瞒，除了男方日益发现择偶的草率之外，还因为男方尚未继承家产，无法成婚。在埃莉诺的引荐下，布兰登上校向爱德华提供了一份微薄的牧师产业。婚礼虽然能够举行了，但贪慕荣华富贵的露西却甩掉了失去继承权的爱德华。埃莉诺不但重获爱人，连几乎现成的婚礼都在等待她，就像从天而降的幸福。
通过继承、庇荫或自我奋斗，男方可以获得择偶的物质前提。而女方物质基础差一些，社会地位低一些，则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她们往往可以凭借美貌和美德，获得尊贵男士的垂青，从而补充财富和地位的不足。《诺桑觉寺》的凯瑟琳和《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芬妮就是典型例子。除了男主人公，她们还吸引了其他有钱男人的倾慕。（当然，有时候也会反过来，男人拥有美貌，女人拥有财产。）
事实上，即便没有美德，仅凭美貌，也可能获得财富和地位。庸俗愚蠢的班纳特太太为其丈夫提供了一辈子讥讽取乐的材料，都源于班纳特先生年轻时头脑发热，被美貌迷昏了头。如果不必顾及班纳特先生的家庭福祉，那么班纳特太太可以说借助美貌完成了一次“重生”，从律师的女儿变成了贵族的妻子，乃至两位大贵人的岳母，以及可以想见的——世家彭伯里未来继承人的外祖母。
在奥斯丁的择偶规则里，女人必须拥有美貌，就像男人必须拥有财产。前者甚至比后者更理所当然。在奥斯丁的全部六部小说里，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美女。伊丽莎白、玛丽安、爱玛都是当地出名的美人儿。埃莉诺没有妹妹玛丽安娇艳，但也是清秀佳人。芬妮和凯瑟琳，一开始可能是不起眼的瘦弱丫头，但很快就出落成百合花般清幽雅致的淑女。安妮是年龄最大的女主人公，一开篇已经27岁，青春和美貌都已经逝去。但随着故事进行，安妮在逐渐展现美好内心、变得成熟有主见的同时，风采也逐渐展现，而且比年轻时更加出众。在一干少女中，她竟然更加吸引陌生人的注目和搭讪，自然，也激发了昔日情人的嫉妒和热情。
奥斯丁笔下的美满爱情，其实是在一个安全环境下发生的。所谓安全，包括等级、财富，也包括肉体的魅力。所谓安全，比如在父母的监护下，双方家庭知根知底，男方经常来女家吃饭，受到父母的热情接待。小伙子当然可以约女儿出去，听个音乐会，看个电影。上门接送是必须的，晚上10点之前回家的禁令是不可打破的，婚前同居是闻所未闻的……然后，在双方父母的祝福下，按部就班，花样年华，新娘嫁给新郎，又圣洁又幸福。而这种幸福的前提是：不要离开安全的环境去择偶。
奥斯丁一生都在写理智与情感的戏剧冲突，理智常常更优先于情感，这样情感才有起飞和降落的土壤。否则，仅凭情感的迷人外表，如伊丽莎白而言，“随便一首十四行诗，都能将它葬送。”
人类快乐世界竟潜藏如此奇妙的乐园，丑化作美，恶成为善。
◎以爱之名，泅渡暗河（1）
文/不一定驴驴
妻子与人通奸，对丈夫而言最大的耻辱恐怕莫过于此。作为东方文化道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东方比西方更禁止私通。且看《水浒传》中杨雄对潘巧云私通的虐刑：“将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剥尽，割两条裙带绑在树上，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树上。”这往往被认为是私通者罪有应得的下场吧。日本江户时代幕府则有明文规定的所谓“报妻仇”制度，即由遭到背叛的丈夫杀死自己的妻子和通奸的对方，斩取头颅，或者对通奸者实施将其绑在柱子上刺死的残酷处罚。
西方基于基督教义的骑士精神纵容了私通精神的存在，当对君主夫人的爱与对君主的忠诚产生矛盾之际，骑士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者。而日本武士道处于这种情况则往往要牺牲前者，而选择对君主的忠诚。当然，私通因为背德与风险性，无形中也具有了一种犯忌的快感，江户时代曾有这样的谚语：“偷人家妻子，惊心动魄又美味，有如尝河豚。”私通者终究可以理解，不可理喻的却是自发成为通奸受害人，主动蒙受耻辱的丈夫的存在。
谷崎润一郎晚年（1956年）的小说《钥匙》，描写身处上流社会的丈夫策划妻子与自己的学生通奸，发现人类快乐世界竟潜藏着如此奇妙的乐园。这在日本文学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的谴责声不断。当然，它也许同西方的虐恋小说暗暗有关，前提是丈夫处于心理或生理上的性无能状态。
小说的主人公，带有谷崎润一郎自身影子的暮年老者安西教授，罹患高血压，风韵犹存、精力过剩的妻郁子令他颇感房事力不从心，然而郁子伪善的寡欲、恪守妇道的所谓教养更让他耿耿于怀。作为“恶魔主义者”谷崎润一郎的化身，一个“异端者的晚年的悲哀”，安西老人妄图把爱妻改造成具有自我欲望的新时代女性。他故弄玄虚地偷偷记录房事日记，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