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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把信放进口袋，漫不经心地拽了拽身边的野草。
他得知她结婚的消息之后，就不再想她了。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他想给她写一封简短的祝贺信；他明知不当还是这样做了，当然信是寄到她父母家中的。她寄来一封更为简短的回信，感谢他的好意，并要求他从今以后不再写信给她。
他总是在想，他俩总有一天会团聚；或许她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他们两人中没有一个会忘记对方，六年了，他俩一直是朋友、知音和情人，成为对方生命和人格的一部分；他俩在一起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从未想象过分离的生活。但外部世界终于闯了进来，她在信里说得明白：他俩之间的事确实完了，永远结束了。可是，他从来不信这话。
在他驻扎欧洲之后，她在婚后几个月又给他来信了，对她上一封信的语气表示歉意，并说写信无妨，但请寄到邻县她姐姐泰莉家里，由姐姐转交。
他在欧洲没给她去信，直到他回到美国才从华盛顿给她写了一封信，话不多，只是说他回国了，还要在五角大楼再待上一两年。从此他俩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通信往来，每年数封，内容不外乎是最新消息、孩子的降生、他通信地址的变更、他调往国防部工作、她听到的关于斯潘塞城的新闻、他奉命派去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他俩从未交换过照片；两人中没一个向对方要照片，也没一个主动送一张。基思心想，似乎他俩每人都想在记忆中保持对方动态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让一连串死板的快照搞得复杂化。
他俩的通信中除了长久的、成熟的友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暗示——不过，也许偶尔在深夜写的信中有一两行的意思不止是“喂，你好吗？”之类，他有一次从意大利写的信中有这样一句：“我第一次在夜间看了古罗马竞技场，我希望你也看过。”
她回信说：“我看过，基思，是在欧洲旅游时看的。说来奇怪，当时我也想到了你。”
但这类的信极少，而且他俩在信中说的话都没过分出格。
每当他的通信地址改成某个新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地点，她会来信说：“多么羡慕你的世界旅行和令人激动的经历啊。我总是想，我应该是个过冒险生活的人，你倒是该待在斯潘塞城。”
他通常回答这样的话：“我多么羡慕你的安稳生活，身边有孩子，周围有邻居。”
他没结婚，安妮也没离婚，克利夫·巴克斯特更没有很快死去。生活在继续，世界在前进。
他第三次出国供职是在西贡。北越的军队于一九七五年攻占该城，他是最后一批乘直升机撤离的美方人员之一，他从东京给安妮写信说：“五年前我就知道会打输这场战争。我们是多么傻呀。我们机关中已经有人辞职了。我也正在考虑辞职。”
她回答道：“过去我们同高地橄榄球队进行球赛时，我们在上半场处于36：0的劣势，你出来打下半场，打得棒极了，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一次，我们还是输了。但现在你记得最牢的是比分，还是那场比赛？”
基思聆听远处成行的林木上夜莺的歌唱，随后又眺望马勒农舍。农舍厨房的灯光亮着，可能正在准备晚餐，他想，他过的一天比马勒家有趣，可到了晚上，他们却能聚在一起吃晚饭。说实话，他很想要孩子，但有点奇怪，安妮有了孩子他也感到高兴。他闭上眼睛，倾听夜晚的各种声音。
他几乎结了婚，在后来的五年或六年里有两次机会：一次是跟一个同在莫斯科供职的同事，另一次是跟住在乔治城时的一个邻居，每次他都跟对方分手了，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心理准备。实际上，他永远不会有心理准备的。他明白这一点。
他认为他俩必须停止通信，但他做不到彻底断绝书信来往。于是，他拖了几个月才给她回信，而且信的内容简短且又冷淡。
她对于他语气的变化和来信的稀少从不发表意见，却继续在信中用两三页的笔墨告诉他一些新闻，偶尔还叙叙旧。后来她终于与他同步，于是他俩之间的通信比先前少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俩的通信往来似乎断了，只是在圣诞节和生日互寄贺卡而已。
当然他偶尔也回斯潘塞城一次，但从不事先告诉她，每次都打算到家之后再去看望她，却从未去过。
一九八五年前后，在他回斯潘塞城数次以后，她写信对他说：“听说你回城参加过你婶婶的葬礼了，可我去时你已经走了。我本来是想跟你一起喝杯咖啡的，但也许不会。在没肯定你是否离开之前，我一想到你在城里就紧张得要命。当我知道你确实走了之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真是个胆小鬼。”
他回信道：“恐怕我才是胆小鬼，想到要在街上碰到你，我宁可去打仗，有一次我开车经过你家的房子。我记得从前有个华莱士老太太住在里面，现在你已经把房子修缮一新，弄得很漂亮。门前的花儿真可爱。我为你感到十分高兴。”他又补充说，“我俩的生活在一九六八年就分道扬鏣了，再也不可能走到一起了。对我们俩来说，相会意味着离开各自的道路，走进一个危险的区域，当我出现在斯潘塞城的时候，我仅仅是路过而已，不想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不过，如果哪天你有事来华盛顿的话，我会很乐意陪你喝那杯咖啡的。两个月后我将去伦敦。”
她并未立即回复，但在他到达伦敦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及他俩上次的通信。他还记得她回信的内容，她写道：“我儿子汤姆上星期六第一次踢球，这不由得令我想起我第一次坐在体育场里看你穿着橄榄球队的运动衫走进球场的情景。现在你的周围看不到这些熟悉的场所和熟悉的事物了，但在我的周围却能看到。有时候一场球赛之类会使我回忆往事，于是我止不住要淌眼泪。对不起。”
他立刻给她回信，不再装出一种孤傲冷漠的态度，而是坦率地写道：“不，虽然在我的周围看不到能让我想起你的那些熟悉的场所和事物，但每当我孤独或害怕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
从那以后，他俩的通信多了起来，更确切一点说，信中的语气比以前亲密了。他俩已不再是孩子了，而是人近中年，有了岁月蹉跎之感。她在信中写道：“我无法想象不能再见你一面。”
他回答说：“我保证，如果上帝许可，我们将再次相会。”
上帝显然是许可的。
然而，六年过去了，保证过的相会并来实现；也许是他在等待某种事情发生，譬如说，她离婚了，或者她生病了。但没有这类事发生。他的父母离开了斯潘塞城，他已没有理由再回去了。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他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场面，后来他又被派驻莫斯科，目睹了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未遂政变。他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为华盛顿制定政策出谋划策。他的名字时时见诸报端，他在事业上不乏功成名就之感；但就个人来说，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某些东西。
八十年代末的兴奋到了九十年代初变成了沮丧。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在他的同事们中反第九章
下了一整天的雨。这场雨并不是那种时常从西方或西南方来的夏季暴风雨，而是从伊利湖上空来的一种凉爽的绵绵细雨，带着一丝秋意。雨下得可谓及时，因为玉米尚在生长，要到万圣节与感恩节中间的某个时候方能成熟。基思想，如果那时他还没走，他会去马勒家和詹金斯家帮助收割。尽管现在大部分农活都是由机器来干，但如果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在收获时节坐着无所事事的话，仍然会被认为是犯了一种懒惰的罪孽，注定是要下地狱的。反之，那些忙于收割的人显然是被上帝拯救了。基思对基督教的这种“得救预定论”有些不以为然。他怀疑他的大部分邻居，除了那些阿曼门诺派①教徒，已不再十分相信这种理论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大多数人的表现还是属于被拯救的一类。不管怎么说，基思希望今年再有一个好收成。
①基督教保守派别。创始人是17世纪欧洲门诺宗长老阿曼，该派衣着朴素，生活不从时俗，作风独特。该派不用电话、电灯，不用汽车而用马及马车。他们精于耕作，但往往不使用现代农业机械。家长仅让儿童上公立小学，不让他们上中学。义务教育法实行后，该派有些信徒宁肯入狱也不许子女上中学。
房内还有一些活儿要干，所以他并不在乎下雨。那是一系列的零碎杂活——修管子、查电路、补帘子，这儿要拧紧，那儿要放松等等。他父亲在地下室里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工具间，里面有全套的工具与家用五金。
基思发觉自己很喜欢干这些零碎活儿，这给予他一种成就感；他已有好些日子没有这种感觉了。
他开始给房子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换上新的橡皮垫圈。他想，也许其他的前高级情报官此刻并不在干这活儿，但这活儿不动脑子，正好给他时间思考。
上一个星期过去了，平安无事。基思注意到巡逻警车不再驶过他家门口，这恰与安妮出门在外巧合，说不定克利夫·巴克斯特也去了博灵格林，但他心里却有些怀疑。他怀疑这点是因为他了解巴克斯特这类人。克利夫·巴克斯特不仅是具有美国小城镇最坏传统的那种敌视知识分子的人，而且从他个人来说，巴克斯特也不愿意去一个他妻子在婚前与别人同居了四年的地方。
换一种人也许会安然地想，自己的妻子在大学的四年不过只有一个情人，并未与球队的全体队员都上过床。但克利夫·巴克斯特可能认为他当然应当对他妻子的婚前性行为感到恼火。无疑，他的女人在嫁给他这位优秀先生之前是不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的。
基思考虑过开车去博灵格林。如果他俩要相遇的话，还有什么地方比那里更好呢？不过，她说过回来之后来看他的。而且，还有可能克利夫·巴克斯特陪她一起去了，为的是监视她，并为了要看到她在带女儿游览博灵格林城和大学校园时的难受心情。当温迪·巴克斯特宣布她已申请去她妈妈的母校读书并被录取时，巴克斯特家真不知发生了怎样的争论；基思只能想象当时的情景。
基思也明白，现在安妮·巴克斯特的一双儿女都已离家上了大学，她必须思考一些问题了。安妮在她不久前的一封来信中暗示过这一点，不过只是说：“决定是否要完成我的博士课程，或者找一个有工资的全日工作，或者做一些已经搁置了太久的事情。”
基思心想，也许正如威尔克斯牧师所说，有一种宿命在起作用；生活看上去像一团乱麻，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基思·兰德里回到斯潘塞城毕竟与安妮·巴克斯特家里突然冷清起来形成一种巧合，不是吗？但这两件事的汇合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基思从安妮的信中得知温迪即将离家去读大学，或许就是这个消息不知不觉地影响他做出了回家的决定。另一方面，他被迫退役也可以发生在两三年之前或者两三年之后。但更重要的是，他已做好改变生活的准备；从她信中的语气可以看出，她早就有这样的准备了。因此，这是一种巧合、一种下意识的安排，还是一种奇迹？毫无疑问，三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