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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一晃就从台阶上跌下来。
我从地上爬起来，本来我想算了，可这家伙又走下来踢了我一脚，还说：
“要饭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火一下子上来了，我骂道：
“老子就是啃你家祖坟里的烂骨头，也不会向你要饭。”
他扑上来就打，我脸上挨了一拳，他也挨了我一脚。我们两个人就在街上扭打起来。这小子黑得很，看看一下子打不赢我，就瞅着我的裤裆抬脚。我呢，好几次踢在他屁股上。
我们两个都不会打架，打了一阵听到有人在后面喊：
“难看死啦，这两个畜生打架打得难看死啦。”
我们停住手脚，往后一看，一队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大兵站在那里，十来门大炮都由马车拉着。刚才喊叫的那个人腰里别着一把手枪，是个当官的。那仆人真灵活，一看到当官的就马上点头哈腰：
“长官，嘿嘿，长官。”
长官向我们两个挥挥手说：
“两头蠢驴，打架都不会，给我去拉大炮。”
我一听这话头皮阵阵发麻，他是拉我当壮丁的。那仆人也急了，走上前去说：
“长官，我是本县县太爷家里的。”
长官说：“县太爷的公子更应该为党国出力嘛。”
“不，不。”仆人吓得连声说，“我不是公子，打死我也不也敢。排长，我是县太爷的仆人。”
“操你娘。”长官大声骂道：“老子是连长。”
“是，是，连长，我是县太爷的仆人。”
那仆人怎么说都没用，反而把连长说烦了，连长伸手给他一巴掌：
“少他娘的说废话，去拉大炮。”他看到了我。“还有你。”
我只好走上去，拉住一匹马的缰绳，跟着他们往前走。我想到时候打个机会再逃跑吧。那仆人还在前面向连长求情，走了一段路后，连长竟然答应了，他说：
“行，行，你回去吧，你小子烦死我了。”
仆人高兴坏了，他像是要跪下来给连长叩头，可又没有下跪，只是在连长面前不停地搓着手，连长说：
“还不滚蛋。”
仆人说：“滚，滚，我这就滚。”
仆人说着转身走去，这时候连长从腰里抽出手枪来，把胳膊端平了，闭上一只眼睛向走去的仆人瞄准。仆人走出了十多步回过头来看看，这一看把他吓得傻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只夜里的麻雀一样让连长瞄准。连长这时对他说：
“走呀，走呀。”
仆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哭带喊：
“连长，连长，连长。”
连长向他开了一枪，没有打中，打在他身旁，飞起的小石子划破了他的手，手倒是出血了。连长握着手枪向他挥动着说：
“站起来，站起来。”
他站了起来，连长又说：“走呀，走呀。”
他伤心地哭了，结结巴巴地说：
“连长，我拉大炮吧。”
连长又端起胳膊，第二次向他瞄准，嘴里说着：
“走呀，走呀。”
仆人这时才突然明白似的，一转身就疯跑起来。连长打出第二枪时，他刚好拐进了一条胡同。连长看看自己的手枪，骂了一声：
“他娘的，老子闭错了一只眼睛。”
连长转过身来，看到了站在后面的我，就提着手枪走过来，把枪口顶着我的胸膛，对我说：
“你也回去吧。”
我的两条腿拼命哆嗦，心想他这次就是两只眼睛全闭错，也会一枪把我送上西天。我连声说：
“我拉大炮，我拉大炮。”
我右手拉着缰绳，左手捏住口袋里家珍给我的两块银元，走出城里时，看到田地里与我家相像的茅屋，我低下头哭了。
我跟着这支往北去的炮队，越走越远，一个多月后我们走到了安徽。开始的几天我一心想逃跑，当时想逃跑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每过两天，连里就会少掉一、两张熟悉的脸，我心想他们是不是逃跑了，我就问一个叫老全的老兵，老全说：
“谁也逃不掉。”
老全问我夜里睡觉听到枪声没有，我说听到了，他说：
“那就是打逃兵的，命大的不让打死，也会被别的部队抓去。”
老全说得我心都寒了。老全告诉我，他抗战时就被拉了壮丁，开拔到江西他逃了出来，没几天又被去福建的部队拉了去。当兵六年多，没跟日本人打过仗，光跟共产党的游击队打仗。这中间他逃跑了七次，都被别的部队拉了去。最后一次他离家只有一百多里路了，结果撞上了这一支炮队。老全说他不想再跑了，他说：
“我逃腻了。”
我们渡过长江以后就穿上了棉袄。一过长江，我想逃跑的心也死了，离家越远我也就越没有胆量逃跑。我们连里有十来个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有一个叫春生的娃娃兵，是江苏人，他老向我打听往北去是不是打仗，我就说是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当上了兵就逃不了要打仗。春生和我最亲热，他总是挨着我，拉着我的胳膊问说：
“我们会不会被打死？”
我说：“我不知道。”
说这话时我自己心里也是一阵阵难受。过了长江以后，我们开始听到枪炮声，起先是远远传来，我们又走了两天，枪炮声越来越响。那时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村里别说是人了，连牲畜都见不着。连长命令我们架起大炮，我知道这下是真要打仗了。有人走过去问连长：
“连长，这是什么地方？”
连长说：“你问我，我他娘的去问谁？”
连长都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村里人跑了个精光，我望望四周，除了光秃秃的树和一些茅屋，什么都没有。过了两天，穿黄衣服的大兵越来越多，他们在四周一队队走过去，又一队队走过来，有些部队就在我们旁边扎下了。又过了两天，我们一炮还未打，连长对我们说：
“我们被包围了。”
被包围的不只是我们一个连，有十来万人的国军全被包围在方圆只有二十来里路的地方里，满地都是黄衣服，像是赶庙会一样。这时候老全神了，他坐在坑道外的土墩上吸着烟，看着那些来来去去的黄皮大兵，不时和中间某个人打声招呼，他认识的人实在是多。老全走南闯北，在七支部队里混过，他嘻嘻哈哈和几个旧相识说着脏话，互相打听几个人名，我听他们不是说死了，就是说前两天还见过。老全告诉我和春生，这些人当初都和他一起逃跑过。老全正说着，有个人向这里叫：
“老全，你还没死啊？”
老全又遇到旧相识了，哈哈笑道：
“你小子什么时候被抓回来的？”
那人还没说话，另一边也有人叫上老全了，老全扭脸一看，急忙站起来喊：
“喂，你知道老良在哪里？”
那个人嘻嘻笑着喊道：
“死啦。”
老全沮丧地坐下来，骂道：
“妈的，他还欠我一块银元呢。”
接着老全得意地对我和春生说：
“你们瞧，谁都没逃成。”
刚开始我们只是被包围住，解放军没有立刻来打我们，我们还不怎么害怕，连长也不怕，他说蒋委员长会派坦克来救我们出去的。后来前面的枪炮声越来越响，我们也没有很害怕，只是一个个都闲着没事可干，连长没有命令我们开炮。有个老兵想想前面的弟兄流血送命，我们老闲着也不是个办法，他就去问连长：
“我们是不是也打几炮？”
连长那时候躲在坑道里赌钱，他气冲冲地反问：
“打炮，往哪里打？”
连长说得也对，几炮打出去要是打在国军兄弟头上，前面的国军一气之下杀回来收拾我们，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连长命令我们都在坑道里呆着，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别出去打炮。
被包围以后，我们的粮食和弹药全靠空投。飞机在上面一出现，下面的国军就跟蚂蚁似的密密麻麻地拥来拥去，扔下的一箱箱弹药没人要，全都往一袋袋大米上扑。飞机一走，抢到大米的国军兄弟两个人提一袋，旁边的人端着枪，保护他们，那么一堆一堆地分散开去，都走回自己的坑道。
没过多久，成群结伙的国军向房屋和光秃秃的树木涌去，远近的茅屋顶上都爬上去了人，又拆茅屋又砍树，这哪还像是打仗，乱糟糟的响声差不多都要盖住前沿的枪炮声了。才半天工夫，眼睛望得到的房屋树木全没了，空地上全都是扛着房梁，树木和抱着木板、凳子的大兵，他们回到自己的坑道后，一条条煮米饭的炊烟就升了起来，在空中扭来扭去。
那时候最多的就是子弹了，往那里躺都硌得身体疼。四周的房屋被拆光，树也砍光后，满地的国军提着刺刀去割枯草，那情形真像是农忙时在割稻子，有些人满头大汗地刨着树根。还有一些人开始掘坟，用掘出的棺材板烧火。掘出了棺材就把死人骨头往坑外一丢，也不给重新埋了，到了那种时候，谁也不怕死人骨头了，夜里就是挨在一起睡觉也不会做恶梦。煮米饭的柴越来越少，米倒是越来越多。没人抢米了，我们三个人去扛了几袋米回来，铺在坑道当睡觉的床，这样躺着就不怕子弹硌得身体难受了。
等到再也没有什么可当柴煮米饭时，蒋委员长还没有把我们救出去。好在那时飞机不再往下投大米，改成投大饼，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牲畜一样扑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出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两样。
老全说：“我们分开去抢。”
这种时候只能分开去抢，才能多抢些大饼回来。我们爬出坑道，自己选了个方向走去。当时子弹在很近的地方飞来飞去，常有一些流弹窜过来。有一次我跑着跑着，身边一个人突然摔倒，我还以为他是饿昏了，扭头一看他半个脑袋没了，吓得我腿一软也差一点摔倒。抢大饼比抢大米还难，按说国军每天都在拼命地死人，可当飞机从天那边飞过来时，人全从地里冒了出来，光秃秃的地上像是突然长出了一排排草，跟着飞机跑，大饼一扔下，人才散开去，各自冲向看好的降落伞。大饼包得也不结实，一落地就散了，几十上百个人往一个地方扑，有些人还没挨着地就撞昏过去了，我抢一次大饼就跟被人吊起来用皮带打了一顿似的全身疼。到头来也只是抢到了几张大饼。回到坑道里，老全已经坐在那里了，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抢到的饼也不比我多。老全当了八年兵，心里还是很善良，他把自己的饼往我的上面一放，说等春生回来一起吃。我们两个就蹲在坑道里，露出脑袋张望春生。
过了一会，我们看到春生怀里抱着一堆胶鞋猫着腰跑来了，这孩子高兴得满脸通红，他一翻身滚了进来，指着满地的胶鞋问我们：
“多不多？”
老全望望我，问春生：
“这能吃吗？”
春生说：“可以煮米饭啊。”
我们一想还真对，看看春生脸上一点伤都没有，老全对我说：
“这小子比谁都精。”
后来我们就不去抢大饼了，用上了春生的办法。抢大饼的人叠在一起时，我们就去扒他们脚上的胶鞋，有些脚没有反应，有些脚乱蹬起来，我们就随手捡个钢盔狠狠揍那些不老实的脚，挨了揍的脚抽搐几下都跟冻僵似的硬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