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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红所知道的南非就是这些。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南非，在她到达南非之前，无论她拥有多少南非的资料她都无法拥有一个事实中的南非。南非浸泡在海水中，镶嵌在黄金和钻石里，浓缩在南红的身体内。南红体内的南非，有着红色的山和蓝色的海，有大片大片的草地和绵羊，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宽大的叶子曾经出现在南红蹩脚的诗歌和素描中，它们的沙漠跟三毛的撒哈拉沙漠差不多，它的黑人跟Ｎ城的农学院的黑人差不多。
南红携带着这个南非，躺在赤尾村出租的农民房子里。
南红：闯深圳的简历
韦南红在艺术学院读的是艺术师范系，毕业后她的同班同学大部分分到了市、地、县各级中学当了美术教师。南红不想当中学教师，由于她交际广泛，这一点很容易就做到了。于是她分到Ｎ城一家金属工艺品厂技术科，两个月后跟领导彻底闹翻，于是不要档案空手去了深圳。
先是在Ｇ省驻深圳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睡那种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上铺，正好有一个空床位，不用付房钱。住了一周之后，找到了一个月收入三百多元的工作，在国贸中心当文员。结果试用期未满就被炒掉了。只好又回到Ｇ省办事处招待所，住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跟临时打工的服务员挤在一起。
后来她得到一个机会到新丽得珠宝公司干，她在金属工艺品厂学到的见识还派上了用场。新丽得在一家大酒店的其中一层，有职员住房，条件不错，又能学到业务，总算落下脚了，却不料部门经理是个色鬼，一天到晚性骚扰，南红忍无可忍，辞了工作住到一个女友家。
后来又找到了一个工作，后来又辞了。最后才到了珠宝城搞销售。
我知道，这个简历就像一出肥皂剧那样毫无新意，平庸乏味，我连写一遍的耐心都没有。但这就是南红自己告诉我的她闯深圳几年的经历。由于她事先所渲染的坎坷，使我觉得这份经历不够曲折、不够大起大落、奇峰突起、悬念丛生。在她没说完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好奇心在支撑着，当她说完后我回头一想就觉得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所记得的只是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被人偷光了所有东西，又被抢了钱包，此外还交了几个男朋友（这事她开始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后来她才忍不住说他们，控制不住地说），得了一场妇科病。这些全都是一些概念，它们像砖头一样有着一目了然的外形。我作为一名局外人所看到的不外就是这些概念的连缀，就像砖头连着砖头一样乏味。
我想南红经历过的那些没有被讲出来的时光才是真正的时光，它们深藏在一个又一个概念的内部，那些切肤的疼痛只有南红才能辨认出来，在她把它们变成了话并且说出来的同时，真实的碎片在她的身体中掠过，它们碰痛了她，使她情绪动荡，但我一点都看不见它们，我跟南红处在两个不同的心理时空中，互不相干，我无法碰到她。
后来我发现，在她几年的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尽管她或者略去他们，或者蜻蜓点水一晃而过，但他们化为了碎片拥塞在她的内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逸出。她从来不对我刻意隐瞒他们，只是她在讲述她的异性交往史时支离破碎，时序倒错，混乱不堪，我很难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头绪对她不重要，对我也不那么重要，反正每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单独的头绪，谁先谁后无足轻重，他们这些头绪交织到一起形成一张网，女人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写作
现在我想解聘也许对我是一件不坏的事，我突然有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时间，再也不用去上班了，再也不用看领导的眼色，再也不会挨批评了。现在《深港建设报》下马，我一时找不到别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来了，写作本来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我始终没有实现这点隐秘的心愿，一次都没有。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这一切对于我的写作愿望就像一些蛀虫，它们在我的生活中乱爬，把我的愿望蛀得所剩无几。
日常生活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地挡住了我的梦想。梦中的光亮—碰到现实就被挡住了，它的影子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我对自己也越来越不自信，我想即使我把一切都扔掉，我是否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干什么都晚了，一切未知的事情全都有了答案，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一切就定型了。本来是一汪水，流来流去，任何一个点都可能发光，定型就意味着被装进了容器里，各种形状各异的瓶子，不管什么样的瓶子，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不能流动了，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除非瓶子破了或倒了。但是水怎么能撑破瓶子呢？
命运这个词又一次站立在我的面前，它是多么强大和不可抗拒。我不愿意被解聘，但还是被解聘了；我不想到深圳来，但还是来了；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写作，但我突然间发现，内心的念头一下来到了，时间也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我是一个经常会听到命运的声音的人，那些声音变幻莫测，有时来势汹汹，像铺天盖地的噪音，啸叫着环绕我的头脑飞转，它们运转的速度又变成另一种噪音，这双重的噪音一下就把你打倒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它们在说出什么，但它们从空气中源源不绝地涌过来，墙上窗上天花板和地板，桌子、凳子和床，到处都是它们细细的声音，它们平凡得听不见。有一些特殊的时候，命运的声音是一种乐曲，它踮手踮脚，轻盈地逶迤而来，像一阵风，从门口进来，砰的一声，令人精神振作。就像现在这样，那句从久远的Ｎ城岁月里来到的乐句一下驱散了形形色色的噪音，它使空气纯净，并且产生宜人的颤动，它像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从已经逝去的Ｎ城岁月中浮出，亲切地站在你的面前。
关于南红
南红经常提到两个男人，一个是江西人，再一个是家在军区的男人。她自始至终也没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她在讲他们的时候总是说江西人，家在军区的那人，后来我告诉南红，我不想在小说中直接写江西人，这样所有江西籍的人看了都会心里不舒服，我必须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南红想了一会儿，说可以把那个江西人叫老歪，因为他的眼睛有点斜，而那个家在军区的男人，我可以随便给他取一个名字。
南红那时身体调养得好些了，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她两三天就洗一次头，每天洗澡换衣服，屋子里弥漫着洗发剂和浴液的清香气味，平添了清洁和积极的新气象，我刚住进来时那种无处不在的晦气也像被这弥漫的清洁气味所驱赶，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我们同时发现，最好的空气清新器原来就是我们自身，而真正的空气清新剂就是良好的心情。
南红的头发已经长了寸把长，她的头看起来像一只刺猬，这种不长不短的样子总是最难看的，还不如全秃的时候别有一种妩媚和性感，还有一种决绝的悲哀之美。再加上有陈冲《诱僧》正领风骚，秃头也算得上是一种时髦，只有不长不短才最尴尬。
她的气色和心情好起来就开始照镜子，有时她用摩丝把头发贴紧，把难看的刺猬头弄成一个勉强能算得上是一种发型的超短发型，有时为了配合这个发型，南红就会化上妆，她抹上一种明亮的口红，这时立即就会显得年轻些同时也漂亮些。这时南红就会说，我将来要去南非。她把南非的图片贴在床头的墙上，那是开普敦的海滨风光照，蔚蓝的海水和白色的房子，它们那么小地站立在南红的床头，就像一只诱惑的眼睛闪烁不定。
我从来就觉得南非是个没法去的地方，虽然确实有这样一个地方，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要到那里去，也没有看到有熟人或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从那里回来，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成了与美、澳、加等国处在不同世界的不同质的事物，它跟南极或北极或者珠峰相似，只是少数人为了特殊的目的才去的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把它们当作一个象征还是一个童话都无所谓，反正我们永远都不要到那里去。
南红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对诗歌、绘画以及一切跟文学艺术沾上边的东西统统都丧失了热情，唯独对南非的向往没有变，这是她最后的一点浪漫情怀，一点就是全部，就因为她还有这点东西，我觉得她还是以前那个南红。我是一个对远方虽然有幻想但定力不够的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去南极，到了二十多岁又幻想去西藏，到二十八九岁就什么都不想了。一次怀孕和打胎就把任何幻想都打掉了。南红在经历了人流、放环大出血、盆腔炎之后还对南非矢志不渝，确实很不容易。
她没有给我看老歪的照片，我不知道是不愿意给我看还是根本就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后者。深圳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频繁更换男朋友的地方，没有什么需要记住，永世不忘，也没有时间来记取，异性的照片或合影不光没有必要，而且是十二分的多余。对于一个新的朋友，你把两个月前的旧照片往哪里藏呢？而且藏着又用来干什么呢？一边拍照下来一边又不得不尽快处理，实在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南红给我看的照片几乎全是她一个人的，有骑马的、打保龄球的、穿着泳装坐在游泳池边的白色沙滩椅上的、站在欧洲情调的度假村前的，等等。其中骑马那张她曾寄给我，当时她刚到深圳不久，工作还没有找到，就照了这样一张春风得意的照片，穿着一套黑色卡腰的衣服，有点像专门的骑士装，还戴着一顶呢帽，虽然看上去不伦不类，但由于骑在了马上，脱离了庸常的日常生活，看起来也不觉得太怪。马是一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