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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房间》毫不犹豫地把它的女性人物抛置在深圳这样一片都市热土，让它的主人公面对物质时代对女性的塑造、挤压和扭曲，直接感受来自灵魂和肉体的深切痛苦。在深圳，“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决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没有金钱没有大哥大和轿车作为必要道具的男人，在女人眼里“根本就不是男人”，“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在商业文化结构中，女性特质受到严重污染并发生可怕的畸变，那种貌似新潮潇洒的生活方式，实质是彻底抽空了女人的主体性，让她们自觉自愿沦为物质化、商业化的对象。女人本身具有交换价值，年轻、美貌、气质、品位都可以标上价码，去换取等值或超值的物质享受和所谓的成就感。男人注重女人的品位、气质就像文物鉴赏家注重收藏品的品相、年代一样。这种角色规范何其腐朽，是经过精心包装和翻新的女性耻辱，散发着千年不散的糜烂气息。拥有金钱和地位的“成功男人”，他们占有享用女人的“性”，魅惑驱使女人的灵魂，看上去是新一轮始乱终弃的封建俗套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物质时代，这种男女之间的追逐或遗弃，增添了某种用金钱装点的时髦浪漫，而摆脱了封建时代儒家精神的道德约束。在这场两性征战中，真正的赢家不是男人，而是金钱。让我们来看看南红的悲剧。这个热爱艺术充满热情的女性，在深圳这个特殊染缸里，很快成为到处举着珠宝推销、贪图享乐、好吃好玩的虚荣女性。她与各种各样的男性周旋，落入打情骂俏的圈套。为取得男人的欢心，她“把自己装扮成一只没有头脑的笨鸟”，无聊又轻佻，以此换取工作的位置和经济的“效益”。在她身上，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不谐调地混杂在一起，令人想起《日出》中那个在肆意挥霍和发泄中逐渐沉沦的陈白露。这是一出乏味的闹剧。千百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真正地提高，要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她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林白书写着女性的创伤体验，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哀愁，在不期然间，又消解着关于女性在社会“进步”中彻底获救的“叙事”。
三、浮华爱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急剧变革的９０年代，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都失去了效用，在非人化的大都市，女性除了面对金钱的诱惑和生存的困境，还要经受两性之战带来的无言创痛和辛酸。林多米在婚前曾与一名男子有过一夜“大火一样燃烧”的激情，事后男子迫于某种特殊原因飞往国外，从此音讯全无。林多米独自承担偷吃禁果遭受的惩罚，不仅打掉了腹中暗结的珠胎，也打掉了她对爱情、婚姻的全部希望。与闵文起的结合，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可以通过婚姻这个跳板改变环境。林多米渴望一种水乳交融、灵与肉都得到升华的性生活，这一幻想却被丈夫形同兽类的粗鄙性欲击得粉碎，离婚后的林多米对一位独身男人许森产生了隐秘的性渴望，却囿于传统的道德规范不敢放纵自己，当她求职遭受打击带着自虐的狂想寻找许森时，却被冰冷的墙挡在屋外。林多米的情欲追求又一次失落了。当女人最需要爱和帮助的时候，所爱的男人总是缺席。林多米只能在对孩子的爱里寻找最后的慰藉。当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林多米再次遭到重击。那个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女人上吊的意象，是否预示着林多米无法承受的结局呢？就南红而言，她“不能停止对男人的爱”，这里也许有几种含义：对男人从物质到精神的依附；对现代爱情的幻觉；对男性与生俱来的隐秘欲望。正是由于这种不能停止的“爱”，老歪用早茶、晚饭以及适当的“效益”的铺垫就赢得了她的身心；老Ｃ，一个懦弱而猥琐的有妇之夫，居然异想天开想让她为他生个儿子。南红从一个男人漂泊到另一个男人，遭受一次又一次被欺骗、被叛卖的命运。男人总是不辞而别，他们带走的是一次艳遇、一次可资炫耀的生命之旅、一点良心的刺激不安或忏悔。而逼近女人的则是那些“隐形的针”，那种刻骨铭心的惨痛体验：未婚先孕、流产、背叛和哭泣。女人“爱”的代价是巨大的道德压力、心理折磨和血的付出。因宫外孕大出血而死去的南红，让我们看清了当代浮华爱情的残忍本质，它对女性的掠夺与戕害。
也许，在物质时代，对爱情的奢求本身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那种至死不渝让灵魂和肉体都沉醉其中的传奇式爱情，原是女性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时代，以最高频率声嘶力竭叫嚷着爱情，爱情却早已廉价贱卖等同于性。性在这个时代无所不在，成为男性进入世俗享乐生活的最后仪式。而对女性来说，“爱已无法到达灵魂，此岸和彼岸已经中断”，“爱就是不爱，灵就是肉”①。这种对爱情的失望与无奈，再次表明了女性在两性对抗中所处的被动、落寞的尴尬境遇，失去爱情的女人，那种凄凄惶惶无家可归的漂泊感，那种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所呈现的无助心态，也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景观吧？
不难看出，在《说吧，房间》里，林白自觉地“冲出沉默的罗网”②。对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进行了一次直面与开掘。在她的笔下，处处流动着女性主义批评所倡导的“愤怒的欲望”，这种“愤怒的欲望”无所不在，不但表现在浓墨重彩抒写女性的困苦和焦虑上，而且也同样表露在女性作家已不再将其女性人物获救的希望寄托于男人或“进步”。从而使其文本从自身的视角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而不必依靠额外的添加物。
一切都是从那个中午开始的
那中午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它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而我的胸口在这几年时间里已经从肉变成了玻璃，咣当一声就被砸坏了。
当时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柏树、丁香、墙、玻璃、垃圾桶，在这个中午的阳光下全都变得有些奇怪，一种白得有些刺眼的亮光从它们身上各处反射出来，不管我的眼睛看哪个方向，这个院子里所有的光线都聚集到我的眼睛里，刺得我直想流泪。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大家都打饭去了，或者结伙到外面吃。走廊两边也没有人。自行车满满地靠放在走廊的一边，一辆车就是一个人。全单位开大会，所有的车都堆在一起，我到得早，所以我的车在最里面，被两三层车挡住了，我绝望地搬开一辆又一辆车，我摸着自己的车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我已经知道，别人的车之所以全在这里堆着，是因为别人不需要回家，因为他们接着就要开会，一点半就要开会，开会的就是继续聘用的，没有得到开会通知的人就意味着不被聘用，而没有得到通知的人全单位只有我一个。
他们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看到所有的人兴高采烈地去吃饭的背影时自己明白了过来，院子里的树叶发着亮，他们后脑勺的头发也发着亮。然后办公室空了，走廊空了，院子也空了。
从这个中午开始，我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有时独自发呆，有时碰到不管谁都要唠叨一遍解聘的事，我意识到从此我的生活就要改变了，我再也没有班可上，再也没有人需要我上班了。
我有时在家闷头大睡，有时在街上的阅报栏看看报，主要是看招聘消息，那几乎全是文秘、电脑录入员、服务员，没有合适我的职业。我头脑麻木，一筹莫展。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深港建设报》这一码事，我的精神才开始振作起来。
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报纸曾经像一只瑰丽的大气球，它悬挂在天空中，天蓝的背景是神秘繁华的香港，气球下方是浮动在明亮的阳光中的玻璃山般的高楼，那就是深圳。气球、蓝天以及闪烁着金属光芒的高楼浑然一体，它是一个鲜明夺目的目标，对我来说意味着冒险、再生直至辉煌，虽然它远在南方的天边，但它的光芒直抵京城。
冬天的时候东北一家报纸的编辑来京组稿，到我们《环境时报》副刊办公室坐了一会儿，那个脸上长着麻点、说话也像麻雀一样的女孩喳喳地说：要不是我脸上有点问题我早就去深圳了，他们来招人，我们东北新闻界挺受冲击的，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走了。麻雀兴致甚高，简直就像这家尚在筹办之中的什么“深港建设报”的义务推销员。她说这个报纸下半年筹办，明年创刊，是国家正式办的，可能是为’９７香港回归做准备，月薪最低１５００元，每年有半年轮换到香港工作。麻雀走后不久，我的一个上海的朋友Ａ和Ｎ城的朋友Ｂ分别来了电话和信，原来Ａ已捷足先登去了这家报纸，让我帮忙在北京组点名人的稿，说报纸正在试刊，需要名家撑台面，只要有名就行，不在乎写什么，他们的杀手锏是稿酬优厚，每千字２００～３００元，即大名家千字３００元，中名家千字２５０元，小名家千字２００元，若是特大的名家如冰心什么的，价格还可以提高。这个稿酬标准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们时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