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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书不多，记忆中只有几本——十多年前我读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人和大地》（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王子》）时有过这种感觉，读林白的这本书也庶几如此。
这样的书，吸引力来自何方？
不是来自所谓“敏感内容”“敏感题材”。虽然林白“生冷不忌”，并不遵照圣贤古训“发乎情，止乎礼”，并不回避性这个巨大的话题，她写了合乎道德却不合乎人性的性，也写了合乎人性却不合乎道德的性。但是作者并不炫耀阴私，更不张扬病态，读她的这些段落，你会觉得任何器官就长在该长的部位，任何欲望就生在该生的关头。
也不是来自情节。事实上，本书虽然安排了主人公离婚下岗、到深圳与校友兼室友寻求职业并寻找爱情的线索，但这都只是个粗略的框架，形不成任何悬念，而且由于人称的频繁转换，“我”与室友南红的经历，回忆与幻觉，现实与往事等等，交错跳荡，使不熟悉这种叙事方式的读者还会感到难以摸着头脑，很难去为人物的命运揪心扭肠。
这样的书，看来魅力来源于作者喷涌而出的鲜活的生活感受，更来源于作者举重若轻的准确的语言表达。作者别具高透视率高分辨率的慧眼，敏锐地捕捉到人们心中所有、笔下所无，既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普通事物中放大出那么多层次，又将色谱上那么多只有细微差别、难以冠以不同名称的色调，分得清清楚楚，娓娓道来。
读一读“我”被丈夫拖着看毛片的印象和思绪吧；读一读“我”怀孕后乘车去集体植树的感觉的浩劫吧；读一读对人工流产氛围和细节的描绘吧；读一读关于结过婚的独身男子与妻子不在家的男子二者居室的“性场”辨析吧……就连次要细节的叙述，作者随手勾勒，也那么恰切传神，哪怕寥寥数笔的叙述交代都隐含着对情与景的描写（这令我联想起一句话：高明的美术家笔下每一根线条都是有几个面的立体）。例如她这样划开北方春天和南方春天：南方城市“冬天不落叶，因此到了春天树叶的绿色就十分陈旧”，“沉重而疲惫”，而北方树木“树叶落尽又抽芽”，“使人感到生命的流动”。她写到那个本来极有才气的女诗人余君平参加一个文学聚会，谈到好诗，“我看到她身上的母亲瞬间就退到了远处，而诗人从她的身体深处一下子站了出来”，但是她“前襟出现了一块奶渍”，“她那在我的想象中在未来的日子里飘扬的长发飕飕地缩了回去，变成了母亲余君平那剪得极短又很不讲究的短发”。她写青春已逝的女人的生日：“生日这个字眼是一把锐利的尖刀，寒光闪闪，它平时躲在暗处，不动声色地向我们逼近，在每年的某一天，它犹如闪电从天而降”……
回到本文的标题。我读过一点卫慧，感觉她确有她的才华和个性——所有有才华和个性的作家都有存在价值，都不会互相取代。不过，要达到林白这样的功力，卫慧还得加把劲呢。
女性：无处逃遁的网中之鱼
——读林白的《说吧，房间》
杨 新
毋庸置疑，在９０年代的女性写作中，林白是最具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作家之一。她以独白、梦幻、想象、私语的“个人化”写作方式，充分凸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感悟和成长的心路历程，表达女性生命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热忱肯定，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大胆反驳，对自由生命及精神家园的恣情歌唱。她的作品《一个人的战争》、《回廊之椅》、《致命的飞翔》、《守望空心岁月》等。用充满诗性和激情的笔调，在丰富、急切、无遮无拦的心灵抒写中，营造了主流历史之外的女性生存空间。把与男权中心社会隔膜疏离的女性现实和心理景观展露在读者眼前。这些小说为了与社会性、政治性或道德性的男性话语模式相区别，更多地强调了女性“身体经验”的表达，接近以埃莱娜·西苏为首的法国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倡导的“女性身体书写”，即“从身体出发，通过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肉体讲真话”①这种“身体书写”，充分张扬了女性存在的自在价值，在林白等作家的女性写作上，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境界。
《说吧，房间》是林白的长篇新作。这部作品仍然保持了林白一贯的反抗现实文化和语言的坚决态度，但又力图超越单纯狭隘的“身体书写”，在私人话语与公共空间、女性本位与社会群体、个人体验与都市欲望的关系之间构建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文本，把女性生命体验直接纳入男性主宰的当代生活之中，让她们在男权、金钱、性这三条绳索所构筑的无数规则、栅栏和障碍间挣扎、反叛、绝望乃至毁灭，毫不隐晦地勾画出在急剧推进的现代化、商业化进程中，女性所处的生存困境。女主人公作为一个当代都市“既自尊又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尽管保持了足够的清醒与反叛精神，却无从逃脱女性的社会宿命与陷阱。“在说中沉默，在沉默中说”，林白以强大的语言冲击力，让我们不得不侧耳倾听来自女性灵魂深处的声音。
一、男权压迫：难以冲破的黑暗罗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在政治和政治上注意保障妇女的权益，“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唱响。然而在几千年深入骨髓的男权意识和观念的强劲渗透面前，真正的妇女解放和整个社会意识对妇女解放的觉醒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由于没有女权运动作为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国业已觉醒的知识女性显得势单力薄，她们发出的自我之声微弱乏力，她们的努力奋斗在男权强大的攻势面前，往往溃不成军。
林多米是“一个工作努力、做人谨慎、说话小心”的女记者，本来她与其他三十多岁年龄的女人一样，嫁夫生子已经“定型”。如同水被装进瓶子，“永远不能流动，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然而瓶子破了，她因与丈夫极不和谐的性生活而导致了婚姻的破裂，不久又莫名其妙被报社解聘，为了生存，她离开幼女扣扣只身闯荡深圳，却一无所获。她三次求职，三次失败，在绝望中又听到扣扣病重的消息。在一个男权中心社会里，一个接近中年缺乏背景的女人，她唯一的安全港湾就是婚姻、家庭。离婚意味着自我放逐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漂泊。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下岗、失业又成为威胁女性社会角色的噩梦，丧失家庭而又失去工作的林多米，为了抚养年幼的女儿而顽强地生活，但社会这架冷漠的机器，却不会因为女人生存的艰辛而变得温情脉脉，林多米两次求职，都因为对方单位不要“女编辑”而失败。第三次求职，林多米积极调整心态，以温顺妥协的态度，按照男性的眼光和标准，精心装扮自己，同时寻找世俗的“关系”，通过老校友的关照和女性应有的求职技巧，赢得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希望。但这一次求职最终还是失败了。她成了男性虚荣以及男人之间隐性嫉妒与争斗的牺牲品。
与林多米的内向、清醒、反叛的形象相比照，林多米的女友南红则是一个被男权文化同化、被物质时代异化的悲剧女性。她原为美术教师，热爱诸多艺术门类，充满浪漫情怀，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后对诗歌、绘画等一切与文学艺术沾边的事物统统丧失了热情。“在她几年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她与他们调情做爱互相利用，看上去她在男性社会中如鱼得水，实际上她却更深地堕入丧失女性自我的陷阱之中，她屡屡被男性欺骗、抛弃，完全失去了摆脱对男性的生存依附和精神独立的可能，成为受男性操纵的木偶，其女性特质受到男权文化的严重扭曲，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沦中走向死亡。
两个女人有不同的身份个性，不同的生存遭际，不同的生命追求，但共同的性别命运却把她们联结在一起：在男权压迫面前，她们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为了充分揭示这种女性的悲剧宿命，林白还在小说情节发展之外，插入一段对女诗人余君平生存状态的描述：才华横溢的余君平一直未能引起文坛应有的重视，占据应有的地位，“只因年纪大不够好看”。“在这个遍布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连路都没有，文坛更是一个好色的文坛。”孩子的降生使余君平变为“一个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丑妇”，而她的诗人身份则隐退了，的确，在男性文化构建的价值体系中，一个女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的年轻、美丽、纯洁，这种必备的美好特征是几千年来男性追慕女性的唯一理由，也是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期望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以年轻貌美为重的女性价值尺度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长存于历史长河之中，已成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男人、女人共同遵从的常规文化、心理。在商品社会里，这种以年龄和色相来衡量女性价值的陈规陋习愈演愈烈，一个不再年轻不再美丽的女人，只能在作为“母亲”的角色认同中寻找到价值的支撑点，她的诗人身份或者其他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则被轻描淡写地抛置到世俗的价值取向背后。
二、物质时代：都市女性的尴尬处境
林白写作的特征之一，便是对当代生活的极度明敏与准确把握。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潮便是急剧推进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的历史进程。不管你是否愿意，中国人已陷身于物质时代的欲望之海中。物质时代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建，也仍然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作为都市女性，她们既是欲望之海的主体与推进者，同时也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说吧，房间》正是通过艺术化地展示女人真实的历史境遇，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进程进行了抗议性参与，它以对男权文化声讨的、解构的、颠覆性的女性话语，凸现了女性在当代都市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窘境况。
对尚未失去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身份的林多米来说，“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林多米对性生活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兴趣。女性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她必须参与男权社会的角逐，与男人承担同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男权主义的女性价值观，又要求女人必须成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操持家政，在极其琐碎的家务劳动中担任主角，这种双重角色使女性陷入在夹缝中挣扎的两难境地。“家”曾是历史为女性指定的社会位置。女性原没有参与创造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与灵性只能在“家”这个舞台上施展，这无疑是女性的悲哀；而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