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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生活现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女性依然是按照两种传统类型来塑造的。她们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荡妇妖女。事实上，这是男性的白日梦和欲望化目光生产的对象。在时下关于城市生活现实的小说叙事中，男性的欲望化目光统治了小说的叙述视点，女性看上去像是这个妖娆绚丽的商业社会和权力事务封地四处开放的罂粟花，它们芳香四溢足以使任何阅读者进入白日梦的温柔之乡。在另一些关于女性自怨自艾的叙事中，女性的生活又限定在一些狭小心理空间，精致、尖利但虚无缥缈（就这点而言，林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无牵连）。但这一次，《说吧，房间》相当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生存被挤压的现实，女性的境遇，她们无望的超越幻想，这些都被相当有力地以偏执的女性视点给予重新书写。
这部小说的名字显得非常奇特：《说吧，房间》。“说吧”，谁说？是“房间”吗？“房间”能说吗？又是“谁”在怂恿“房间”诉说呢？“房间”既是拟人化的修辞，又是一种象征。很显然，“房间”看上去像是叙述人的自我比拟，而“说吧”，一种来自外部的怂恿、鼓励，使得“房间”的倾诉像是一次被迫的陈情，“说吧，房间”，你有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多的不平和不幸。“说吧”，是一次吁请，一次暗示和抚慰。“房间”作为叙述主体，一种物质的生活象征，一种把精神性的主体转化为物质（物理）存在的尝试，使得这个叙述主体具有超乎寻常的存在的倔强性。房间又是女性的象征，一种关于女性子宫的隐喻——一种绝对的、女性本源的存在。因而，“房间”的倾诉，又是女性的绝对本我的自言自语。
“房间”可能是林白最乐于选择的自我象喻，“房间”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物，它的本质在于与世隔绝，它的内在性就在于它的封闭性。房间本质上是孤独的、沉默的，特别是那些简陋的、狭小或贫困的房间，它们以孤零零的存在选择它们的本质。像林白所有的其他故事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被社会排斥、拒绝以及主人公退回个人的内心生活来展开的，而房间则是这种内心生活展开的理想空间。但林白的小说叙事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内心独白，她的显著特点在于，她总是能把内心生活与变动现实构成一种对话情境。林白在叙事上采用的策略就在于，她把自传式的叙述人与一个任意在外部世界漂流的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她的小说叙事在自我*9蛐她者之间，构成一种不断转换的双重结构。
在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无须去重述它的故事，故事也许非常单纯，一个弱小的女性被单位优化组合下来，四处谋职而心灰意冷。与之相对的故事是另一个关于女性不断到外部世界闯荡的故事。但她们共同的遭遇则是无力面对变动的现实社会，正像隔绝于世的房间，除了怂恿房间：“说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抚慰呢？
林白的叙述人总是先验地被社会排斥，她们被社会伤害，担心再被伤害，而企图远离社会。她们也念念不忘社会加给她们的伤害，乐于去咀嚼、回味或者夸大这种伤害。这种伤害构成了她们逃避、不满和拒绝社会的借口，这使她们顾影自怜变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被解聘的林多米（“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受到排斥的林多米只有从社会中退却，回到她的“房间”——一个坐落在“赤尾村”的居所。这是林白自传体的叙述人最适合的生存境遇，她的叙述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内心生活的不断呈现。当然，我们说退回房间的叙述，不仅仅是小说叙事指涉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它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内心体验。退回“房间”的叙述人给我们呈现了封闭的女性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生存空间，狭小、混乱不堪，里面住着两个不走运的女人，一个失去了工作，另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正经的工作，经历过失恋之后再承受病痛的折磨。解聘、人流、离婚、上环，等等，与炒米粉、猪油和青蒜，以及杂乱的梳子、美容霜、胸罩和三角短裤等等，构成了房间内的基本内容。但事实上，关于房间内的叙事并不多，这里面很生动地写到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这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的视点，在遭受男性社会排斥之后，只有女性才能相依为命。但这也不是“房间”倾诉的主导内容。重要的是房间内有两位落魄的女人，现在，叙述人从自我的内心体验，观看到另一个女人，通过对她的观看，去观看女人在外部世界的命运。实际上，叙述人林多米与南红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她们不断地经历着分离、交叉、重叠与置换的变异。她们从内心体验，从现实与幻想的二极状态，来表现女性无望超越的现实境遇。
被解聘的林多米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林多米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林多米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８０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林多米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林多米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验的根本方式，书写和阅读使她回到自我的精神领地。但林多米的生活迅速被异化。这个迷恋写作的人，自从建立家庭之后，她的生活就立即世俗化了。
“家庭”，这个在传统小说中作为温馨的避风港湾的处所，在林白的叙事中主要是以牢笼的形式出现。而在《说吧，房间》里，对家的厌倦被更加充分地强调：“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瓢盆、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当然，这是一堆毫无审美价值的灰色图案，直到多年后，林多米回想起来还感到窒息。林多米的生存——按照林多米的自我感觉——就如同皮影一样平扁没有重量，没有真实的生命。在单位那个迷宫一般的建筑物里，林多米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又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林多米的婚姻生活同样平淡乏味，只有在周末的时候，闵文起神情暧昧地拿出一盒毛片，按照男性欲望进行的性爱活动无疑总是以失败告终。林多米经历着女人的生活的各个阶段，说不上特别不幸，它们虽然有些困苦艰难，但这里面并没有大灾大难，只是平淡无奇的现实，普通的中国女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了无生气的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也许人们还可自得其乐。然而，艺术正是在人们麻木不仁的地方，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人们真相。不过林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她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存在主义者。萨特式的人选择自我的自由本质那种幻想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人是被任意选择的，特别是在一个男权强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注定了被选择。在另一方面，林白的叙事还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动，存在没有敞开性，存在被塞满就是被塞满。海德格尔从凡·高画的农夫的破旧的鞋的洞口的开启中，看到存在的开启性，从那里洞悉到生存倔强的永恒。然而，在林白的叙事中，超越不过是彻底失败的华丽的替代品。就像南红对林多米的超越一样，超越性的南红终究走向穷途末路。而她的那些回到内心生活的书写，与其说是存在自身的敞开性，不如说是对紧闭的存在之门的无止境的叩问。
与胆怯、封闭、现实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林多米截然不同，南红是个别出心裁的女子，沉迷于幻想，不切实际，追赶时髦，喜欢挑战。按照叙述人的理解：“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对于她来说，改变生活现存的形式就是超越的胜利。奇装异服，胡作非为的生日Ｐａｒｔｙ，惊呼，夸张的热情，露骨的个性表达，收集照片，写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韦南红的生存超越意向。她甚至在大学时代就想入非非要去南非。她在大学毕业后轻易就丢掉铁饭碗，只身闯荡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进入推销伪劣假冒项链、宝石戒指的行业。这个年轻女人在南方突然发达的城市里充满了对超越现实的幻想，在数名男人之间周旋。总之这是一个寻求冒险与刺激的女人。南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女人幻想的故事，也是关于幻想的女人的故事。结果如何呢？多年之后，她来到北京与林多米重逢，尽管她风格依然，但口头禅却是两句话：“真的是很坎坷”，“好沧桑呵”。在赤尾村那个杂乱的房间里，韦南红头上的虱子已经遮蔽了昔日额头上的光圈，只有弄巧成拙的秃头还可见当年奇装异服的风采。
韦南红与林多米殊途同归，她们最后的遭际表明了女性无可超越的生存困境。在小说叙事上，可以看出林白力图在运用双重结构去表现两个女性不同的性格和选择，以及由此反射出的女性内在生活的复杂性。
如果把自传体式的叙述人林多米理解为“实在的”的角色的话，那么，可以把南红理解为一个幻想的符号。当林多米从单位回到赤尾村，走进这个混乱不堪的房间时，她除了对自己现在的命运——现实的存在加以思索，她观看到另一个女人与她共命运，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侧。从总体而言，南红是林多米的反面。那个退回到内心生活深处的女性相对的在外面世界游荡的不安分的女性，二者的拼合，使得林白的小说叙事具有双重视点：回到内心与观看外部世界的双重线索。对林多米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退回内心，而对后者的叙述则构成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图景。因此，在内心*9蛐社会，排斥*9蛐退避，自我*9蛐他者，独白*9蛐叙述等等双重关联构成的叙事结构，使得林白的叙事具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就某些具体叙事环节而言，南红走向社会遭遇的各种经历与林多米不断地退回内心生活构成一种对比关系。南红可以理解为林多米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对现实的林多米超越的幻想的自我。通过南红的生活轨迹，小说叙事引入了现实，引入了女人进入外部社会现实的种种方式。两种类型的女人表现出女人生活根本不同的侧面，但是叙述上，幻想与现实不仅仅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呈两极形式分化，同时在叙述中互为支撑点相互置